梁启超不讳言自己善变 不愿把错误看法放在心里(2)

　　到了日本眼界开阔之后，梁启超重新思考这件事。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认为在20世纪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人人都要争求自由，而这个自由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立一个孔教恰恰限制和约束了人的思想的自由。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读了英国学者写的《自由论》一书，他当时很信奉这套思想，所以开始反对老师的观点。他把文章发在了他主办的《清议报》上，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把与康有为的矛盾公开化。

　　康有为到了日本之后被清政府通缉，所以日本政府就把康有为送出境了。康去了英国、美国，又到了南洋一带，一直不能回日本。因为清政府不同意日本收留他，所以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在日本。老师不在身边，他也就自由了很多。包括他自己主持《清议报》，很多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不断通过报纸传播出去。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非常激烈的梁启超，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梁启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开始放弃尊孔、放弃立孔教，甚至走到了批孔道路上。

　　他激烈的言论不光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也引起了像黄遵宪和严复他们这些老先生们的不满，批评梁启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梁启超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些老先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不光是康有为，这里面特别是黄遵宪和严复对他起了很大的不断修正的作用。这也是他的一变，这一变可以说使他从康有为的束缚当中跳出来了，视点更高了，眼界也更开阔了。

　　这个时候的梁启超有很多激进的、革命的主张，包括他跟孙中山走得很近，他们当时想成立一个组织，打破“保皇会”和“兴中会”的界限等。

　　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那就认真地读他每个时期的著作，包括了解他的经历。梁启超激进的主张持续到1903年，包括他被康有为派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这个时期。他在跟康有为的通信中虽然不断检讨自己对老师有失礼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自由还是人的第一权利。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下面我要讲到他最后怎么放弃革命的思想，再次转到了君主立宪上来。

　　第三变：放弃革命主张

　　转向君主立宪

　　很多人喜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文章写得慷慨激昂。那个时候他把中国的20世纪想象得非常壮丽。当时梁启超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形象，但是后来发生了他的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放弃革命主张，放弃激进主义、破坏主义，而转向了稳健的、君主立宪的这样一种政治诉求上去。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变化要从他访美开始。1903年，美国的“保皇会”又邀请他去美国。他在美国待了10个月的时间，这成为他思想的又一重要拐点。

　　梁启超去北美有一个预设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新大陆的政俗”，新大陆指北美，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他认为美国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美国革命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认为经历一次美国式的独立战争，中国就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

　　经过一年的考察，走了几十座城市，见了很多人、谈了很多话，他发现美国的民主共和绝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国人的自由并不是因为独立战争之后造成的，在独立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拥有了自由。美国人能得到现在这种民主共和自由的体制有革命之外的原因，不仅仅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这样一种革命的方式、战争的方式，还有其他原因在里面。在他看来主要就在于美国政治进化的特殊性。

　　他从美国考察之后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暴力革命不可为；第二：中国现在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条件；第三：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政治选择。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总结中国人的缺点主要有四条：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

　　回国之后，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了《答飞生》、《答和事人》、《论俄罗斯虚无党》、《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续纪俄国立宪问题》，乃至长文《开明专制论》等一系列文章，公开宣布其宗旨，从日倡革命排满、破坏主义，转向尊王、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的开篇中特别说明，其主张开明专制，与立宪主义并不自相矛盾，是中国现有条件下的必经阶段。他在文章结束时明确提出了立宪的时间进程：“虽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

　　他的这一变固然是康有为所欢迎的，但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年轻人的不理解。善意的提醒，恶意的指摘，一时间都传到梁启超的耳中，他也在许多场合做出了回应。

　　蒋百里署名“飞生”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文章，对梁启超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他的观点“倒果为因”，颠倒了因果关系。一位自署“和事人”的读者，也写信对他自美洲归来改变宗旨提出质疑。

　　与梁启超最相知相通的，还是黄遵宪，他在1904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梭、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

　　俄罗斯之梦就是宪政之梦。大约在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之初，梁启超就已关注到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曾作《革命！俄罗斯革命》一文，为俄罗斯革命而大唱赞歌。

　　两年之后，他写《论俄罗斯虚无党》，态度为之大变，他说：“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他在这里提到的虚无党，现在通常称为民粹派。梁氏为何不敢赞成他们的主义呢？因为，“彼党之宗旨，以无政府为究竟”，这是梁氏不可理解的，在他看来，即使今后达到大同太平世界，也不能没有政府。

　　实际上，梁启超更看重俄罗斯的，还是“所谓地方议会者起焉”，由于有了地方议会，“凡关于各地方上教育之普及，道路桥梁之修筑，卫生机关之设备等，其权利义务，皆归此议会，实俄国民权之一大基础。”他还看到，“租税问题，实对付专制政府之不二法门也。今俄之地方议会，其所挟持者，实在此点。”他主张：“以租税问题为正军，以暗杀主义为游击队，俄民之复见天日，其遂不远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20－222页)

　　以上讲了梁启超在思想上和政治选择上发生的三次变化。民国初年，梁启超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致力于民主立宪——先与袁世凯合作，共建民国；又与袁世凯决裂，再造民国，也是一次较大的变化。再一次发生在1920年前后，梁启超欧游归来，思想上又一次发生巨变，因牵扯问题更多，只能以后找机会再讲。后一次变化，可以参看《欧游心影录》这本书。

　　诚然，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时代，他的善变，是想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并跟上这种变化。

　　本版文根据解玺璋讲座整理

　　本版速录/崔莹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