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讳言自己善变 不愿把错误看法放在心里

　　梁启超的善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无论是他的生前还是他的身后，大家都愿意拿他的善变作为一个题目来谈论。不管是推崇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也都经常提到他的善变。

　　谈梁启超的善变，很多人是把它当作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来指责的。没有深入地去探讨他究竟因为什么变、是什么促使他变、他向什么方向变……“变”是由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历史环境原因造成的。

　　梁启超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

　　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梁启超不讳言自己善变

　　其实梁启超本人并不讳言自己的善变，他有一篇文章叫《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在这篇文章的题注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就是用我自己的矛来讨伐我自己；“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认为他今天的选择是对的，以前的认识或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不愿意沉默，不愿意把自己的转变放在心里，他愿意跟大家交流；“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他愿意把自己思想的变化写出来交给读者，由读者来判断他的这种思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对自己的“变”是这样来解释的。

　　多年以后，他作《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的时候，再次提到自己善变。他说：“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他认为他的内心当中有两种东西经常打架，一个是保守的精神，一个是积极进取的思想，都在他的心里不断交战。“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他的思想有时候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极端对立的，“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是很善于用这种办法的，用今天的思想来质疑昨天的思想，“世多以此为诟病”，他说社会上经常拿我这样一种行为批评我，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他对自己的看法其实是很清醒的，他认为他这样两种思想、不断否定自己，可能传播的效果就受到影响，效力就自相抵消了，他认为这是自己生性中的一个弱点。

　　应该说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他的每一次改变都有不得不变的理由，只是很少有人去观察和分析他的这些理由，而宁肯人云亦云地指责他的善变为人格缺陷。

　　梁启超人生的三大转变

　　◎解玺璋

　　梁启超有一个学生，叫李肖聃，这个人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女儿李淑一大家一定熟悉，毛主席的那首诗词《答李淑一》就是写给李肖聃的女儿的。

　　李肖聃在民国初年曾经给梁启超做过秘书，而且梁启超有些文章是他帮忙代笔的。他说对于梁启超虽然“百口谤之，而与梁固无伤损”，意思是，大家虽然都说他的不好，但是对于梁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损害。所以我下边就具体谈谈他的几次转变。

　　第一变：从书斋走向社会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出生于1873年，1929年去世，活了56岁，他的第一次大变化发生在认识康有为之后。他认识康有为的时间是1890年，这一年他18岁。在这之前，他12岁中了秀才，可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17岁中的举人，大家知道中了举人社会地位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家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父亲都过着亦读亦耕的生活，主要生活来源靠种地，也靠教一点书。

　　认识康有为以前，梁启超的人生目标是光宗耀祖，参加科举走传统知识分子这条路。这时候的康有为只是一个秀才，但是他在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这一举动轰动了他的广东老家，甚至名扬全国，虽然上书最终并没有递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在北京滞留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广东，他当时计划在广东老家办学传播改革思想，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认识了康有为。从社会地位上来讲，康有为没有梁启超高，但他比梁启超年长，社会知名度高，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要比梁启超大。

　　梁启超的同学陈千秋，约他一起去拜访康有为。这次拜访使得梁启超对康有为口服心服。后来他在自己的《三十自述》当中写了一段话，回忆他第一次见康有为时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的字)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指康有为，因其是广东南海县人)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康有为让梁启超意识到以前学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学问，“数百年无用旧学”都被康有为驳斥了。后来康有为写了两本书，一本《孔子改制考》，另一本《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其实就是他跟陈千秋、梁启超谈论的主要内容、思想。

　　梁启超很快变成了康有为的追随者，他和陈千秋建议康有为自己办一个学校，就是后来的万木草堂。最早康有为的学生就是十大弟子，其中包括陈千秋、曹泰。这两个人英年早逝，他们去世后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大约在1890年到1894年之间，梁启超都在万木草堂读书，同时也在外面自己教一些课。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正赶上《马关条约》的签订，于是他们发动了“公车上书”。一直到“戊戌变法”1898年，梁启超都在为康有为摇旗呐喊，在整个康氏体系当中，梁启超是他最得力的弟子。特别是1896年他们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担任总主笔，他的文章风靡全国。这个时候其实梁启超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

　　1897年，湖南长沙要开办时务学堂。当时就有人说请康有为不如请梁启超主管这个学校，所以最后请了梁启超去做总教席(校长)。这说明那个时候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康有为。这个时候康、梁之间还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虽然梁启超对他的老师的一些学问有不同看法，可是碍于师生面子，他并没有提出来过。只不过到了晚年他在回忆的时候指出老师书里面的一些瑕疵。

　　所以梁启超的人生第一变，是从一个书斋里的、做学问的、热衷于考据的好学生，到认识康有为之后，走上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或是政治家、教育家的路。我们理解他的这个变化，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当中，视野开阔之后自然而然的变化，他要追求一种新的潮流，这个潮流是一种进步的趋向。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最主要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办报、写文章；一个是办教务，包括办学校、办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的创立都与他有关，中国最早的译书局也是他创办的。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建设当中，梁启超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中都可以找到他的痕迹。

　　第二变：流亡海外跳出康有为束缚

　　梁启超的再一变还是与康有为有关，他虽然一直是康的思想“猛烈的宣传运动者”，这是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的，这一直持续到“戊戌政变”之后，康、梁流亡海外。

　　流亡海外之后，梁启超的眼界又一次被打开了。他在国内的时候，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前，他的阅读还是有局限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翻译过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方面、思想文化方面、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非常少，有也是很浅显的一些东西。他到日本后发现，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特别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方面的书，而且日本的新闻界很发达，杂志报纸非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力度相当大。

　　梁启超自叙他在逃亡日本的轮船上用一周的时间学习日语，就可以粗读日文的一些书籍和报刊。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大量地阅读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他后来的变化跟这是相关的。梁启超这个变化主要是对康有为所提出来的“孔教”的态度不同的一种变化。他在“戊戌变法”之前是一直积极地宣传、弘扬康有为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康有为要立孔教。康有为绝对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为什么要立孔教？这跟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关，他认为中国这几十年来尤其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什么历次跟西方的矛盾最后都以中国失败告终？就是西方有一个宗教传统，而中国缺少这个，他希望能对抗西方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时候他提出来中国应该也有一个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