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梁鸿回到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在五个月中，她对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以及梁庄的自然环境、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用纪实的方式写出梁庄人的故事，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新书出版的那一年，许许多多人记住了“梁庄”这个村名，触摸到中国大地上这个普通乡村的命运。而梁鸿，也因此被称为“当代乡愁的记录者”。

　　“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 ‘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梁鸿说。2011年1月和7月初，她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梁庄在中国》，发表于今年《人民文学》第一期。

　　在城市里，梁鸿笔下的乡里乡亲，更多地被称为“农民工”。但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而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梁鸿说，“我想通过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记者：您上一部《中国在梁庄》的主角是留守梁庄的村民，是一批守着梁庄的人。而这部《梁庄在中国》，您则是从梁庄出发，到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南方的广州、深圳、以及青岛，再回到梁庄，记录的多是那些本应成为乡村社会中坚力量，却纷纷远走他乡的梁庄人的生活。这些外出务工者在梁庄的总人口中占了多大的一个比例？

　　梁鸿：在本书中，我以梁庄四个大家庭的子孙们——福伯家，五奶奶家，梁贤生家，韩恒文家——在中国城市的生活轨迹为核心，辐射其他梁庄成员、梁庄亲戚和一些吴镇老乡，描述进城农民的命运、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些外出务工者应该至少占梁庄人口的二分之一吧。周边的村庄也无一例外。

　　记者：从梁庄的“里”，写到梁庄的“外”，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确定了这本新作的写作方向和主题？

　　梁鸿：对我自己而言，写《梁庄在中国》可能是《中国在梁庄》之后一个自然的行为吧。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那么，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他们进入了中国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想不想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而从大的层面来讲，虽然我们同在中国，同在一个小区一栋楼一辆公交车，我们知道、了解那些在城市“讨生活”的梁庄人吗？我们不知道。当代的中国生活处于一种高度的分裂状态，互相的漠视、距离和生活的差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我想通过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如这个时代和所有人一样，‘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最终将无家可归”

　　记者：在遍布全国各地的梁庄人身上，读者可以见到大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士会遇到的现实问题：速成婚姻的物质要求，农民在进入城市后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的无所皈依，年轻人在现代工厂中的机械工作处境，等等。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似乎大部分都默默地承受了这种人生的不公平，并没有太多精神上的反抗或者反思。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梁鸿：生活、历史、政治、制度从来没有给农民真正的缝隙，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光亮。他们生活得太低太低，很难有机会去思考更大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反抗意识。只不过，他们是以自己的、未被命名的方式去反抗。我在“西安”、“青岛”等章节中书写了这一“匿名反抗”的方式。“背井离乡”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被迫性和必须性，如果农民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离开村庄或回到村庄，那就没有这个词了。

　　记者：采访过程中，听到那么多人的困惑，是否也有一些问题困扰您？

　　梁鸿：是的，有无数困惑。在北京时采访一个我叫建升哥的，他是个小保安头目，在北京房山已经买了个小房子，也算混得不错，但是他那种不安定感、恐惧感和对梁庄的矛盾情感让我很困惑。与此同时，我在温泉村生活了二十年的一个堂哥，终于要离开温泉村了。温泉村马上要拆迁，所有的福利，所有的赔偿款跟他都没有任何关系。他曾得意地告诉我，在温泉村，没有不认识他老梁的。他的得意，他所租住的那个低矮、简陋之极的板房，和那小板房对面主人家高大的狼狗窝(比他的板房要高大得多)，都让我深深地困惑。

　　记者：在文中，你向不同的受访者提出一个问题：在外这么多年，想不想梁庄？将来回不回梁庄？而大部分的人似乎都表示已经无法返回梁庄，不愿，不想，不能，各种原因和情绪。他们回不去故乡，但新的城市又拒绝接纳他们，他们是一群失去故乡的人。在接触过程中，您觉得“故乡”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梁鸿：他们是一群失去“家”的人。哪些人把自己的家称之为“故乡”？是那些离开了家乡在异地安家的人，是不再回去的人，是物质和精神上不再依附于此的人。因此，回到梁庄，我说，我是重回“故乡”。但是，对于梁庄的进城农民来说，梁庄不是故乡，它是具体的“家”，回到梁庄，是回“家”，不是回“故乡”。有“家”不能回，“城”也进不去，“乡村”变为一个特别悲凉的又非常实在的词语，双重的失落，双重的抛弃。它被嵌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图景中，变为一个无法医治的“肿瘤”。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疾病的外现。

　　可以肯定地回答：我想念梁庄，我庆幸有个梁庄可以回去。凡有机会，我就会回去。但是，正如这个时代和所有人一样，“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最终将无家可归。

　　“在这个城市，他就像一个没有根的、没有安全感的孤儿，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方式”

　　记者：较之《中国在梁庄》，这部作品的采访工程更为浩大，能不能介绍些本书从起意到采访到完成的过程？

　　梁鸿：是的，确实经历了很多困难。我从2011年1月开始断断续续做调查，到2012年5月结束，大致走了有十二个城市。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锡连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但是，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多是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杂乱的城中村或当地的某个无名的村庄。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接头成了最困难的事情。说好了在什么地方等着，却因为对城的陌生、道路的混淆、地方方言的差异等问题，要花几个小时才能见上面。这其中产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好笑，细想起来却又让人难受。当然其中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害怕和人交往，害怕出门，严重的皮肤过敏，等等。那痛苦无以叙说。有许多次真的是不想出去了，没有勇气，既对自己失望，也对所看到的生存境像的厌倦。好在都坚持了下来。

　　记者：对于一般人来讲，他们或许并不乐意公开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困窘的生活。而书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比较配合，其中是否也有明确表示拒绝？

　　梁鸿：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讲，并不存在不愿意公开的问题(在写作的时候，我还是用化名做了处理)，有人来看他们的生活，并且愿意写出来，他们非常非常高兴，非常坦率和诚实。我的堂哥听说我要写，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早都该写写俺们了”。在一块儿聊天的老乡们每次都争先恐后地讲自己的遭遇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