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我的写作要表达反消费的美学诉求(3)

　　记者：当思考一个诗人何以成其为大诗人时，我们会很自然想到这是生活的造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流行“贫困出诗人”、“愤怒出诗人”的说法。现在很多成名的诗人生活都过得很好。因此有人担心这些诗人也好，作家也好，都染上了中产阶级病症，认为他们即使还在写，写作也难免变得庸俗了，再也写不出那种时代和生活的痛感了。所以，读到你在《泰姬陵之泪》中写的“已经很多年没有刀的感觉了？”这句话特别有感触。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担忧？

　　欧阳江河：那种时代和生活的痛感，是我诗人天性的一部分，它不依靠生活处境，也不需要保持与生活同等的水平来强化它。这种源于生活的同感，最多也只是青春的宣泄、不成功者的愤怒及所谓青春期的抵抗性和批判意识而已。促使我成为诗人，而不是仅仅是修辞游戏的参与者，全是来自我对人生存在的悲剧感及失败感的体验。这种体验在我的诗歌里没有丧失过，我不断从中得到滋养。而这种痛感，说到底也不是你的肉体被扎了一针或砍了一刀的那种疼痛。诗人的痛感，带有天生、必然的东西。如果只是局限于个人自传式的对应，局限于表达那种对生活的敏感和不满，我觉得就把诗人说得太小了。

　　记者：事实上，现在的诗人已经大大颠覆了我们的想象。他们不再是过去意义上殉难者、囚徒和流浪汉的形象，甚至不是如张清华所说八十年代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自我想象者的形象。诗人群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有些人可能依然在底层为生活奔忙。而少数像你这样的成功诗人，正过着为不少人羡慕的“异质混成”式的逍遥生活。在你看来，这样一个时代里，当怎样重构诗人的形象？

　　欧阳江河：诗人本身是一个消费的产物。诗人的形象其实也只是一个虚构。就像上帝或者英雄的形象，也是我们的虚构一样。中国是没有上帝的，在过去的年代里，诗人就在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份额上，代言了上帝的形象。于是就有了他的优雅、飘逸、浪漫、纯粹，也就有了那么多崇高的殉难者。不能不说，这些形象都带有一定的表演色彩。而诗人受到这样一种具有公共性的，与观众达成默契的诗人形象的迷惑，他会不自觉地自我表演，来符合读者或观众的期待。就像很多人喜欢足球，但自己做不了，就把这种兴趣投射到足球运动员身上，让他们来完成自己在竞技体育中无法达到的期望，足球明星就这样诞生了。当诗人被设置了这样一个角色，它很多时候自己信以为真，自己也被自己打动，所以有些诗人就会变得如此自恋。这就是所谓诗人形象的逻辑。但我从来不去表演这个形象。换句话说，诗人到底该是怎样的形象，我从来不关心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自恋为何物。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把诗人展现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传奇。我只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我的信仰与抱负。

　　记者：我们习惯于问生活怎样影响了诗歌创作，其实很有必要反过来问问，诗歌写作如何影响了生活？

　　欧阳江河：我想真正的诗人，他是被写诗的乐趣，写诗的可能性给召唤进诗歌里的。他没想过要通过写诗去谋生。而诗歌写作其实也很难直接转换成商品。除非有一些烂诗人、不入流的诗人，把写诗当敲门砖，去获得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真正的诗歌一定不是饭碗的产物，饭碗里面熬出来的，只能是一碗粥。

　　记者：照这样理解，诗人的生计只能在诗歌之外解决。诗歌写作注定不能像有些专业的小说创作一样，让写作和生活连成一体。

　　欧阳江河：我不把诗歌作任何转换，也不把我在诗歌界的影响转换为一种权力。这一点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的写作才能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而诗歌写作注定是需要独立的。它跟新闻写作不同。它不需要面对一个具体的话题、对象，一个人，一个事件或是一个发生。它也可能有对象，但这个对象或许只是一个真实的心理过程，也有可能写诗本身就是他写作的主题。写诗甚至不需要虚构，它很多时候面对一种元写作的状态。

　　这样，我的一个很深的感触是，要面对生活本身，而不是诗歌。我会把我对生命的体验转换成诗歌写作，把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味道等等，都转换成诗歌的养料。但我不会反过来把写作转换成生命。我想，这个取向会持续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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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回到诗歌可读性的问题上来了。现在很多读者反映读不懂诗歌。

　　欧阳江河：诗歌是你一定要读懂的吗？好的诗歌，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归纳量化的东西，它不给你一个答案，也不通向这个答案。他还包含了对可读性的挑战。或许它是可读的，但再往前走那么一点点就不可能了。有时候，它只给你一种语言的感受。这就好比音乐。比如某个音乐家的四重奏，你听不懂有什么关系，它就是打动你。再比如，鸟儿在歌唱，你能听懂它在唱什么吗？你能做的只有联想。然而，从人化的角度去理解鸟语，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它打动你，让你沉浸在莫名的感动里了。又比如，鱼在水中游，你能读懂这有什么意思吗？但它让我深深感动了。很多时候，最美的最神秘的事物，它就是一个发生，无须你去弄明白它确切表达了什么。我们不会因为听不懂鸟的歌唱，看不懂鱼的游泳，就不去听鸟语，就不去鱼游了。可我们何曾给予过诗歌以鸟和鱼一样的特权？

　　记者：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国内诗坛上，专业的诗歌评论非常少见。倒是以评论小说为主业的评论家，偶尔客串一下评论评论诗歌，也曾造就像“打工诗人”现象这样的奇异景观。实际的情况是，对小说有所研究的人，未必对诗歌很有感觉。而不少这样如法炮制出来的诗歌评论，充其量也只是评论者出于自己的需要，做了合乎自己知识经验和理论诉求的解读而已。

　　欧阳江河：对于诗歌评论，我并不关心。我可以说说阅读。爱德华·萨义德曾说过一种对位阅读法，我很赞同。比如，我们读康德，我相信谁也没法得出结论说，这就是康德。因为，原本就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康德，而只有我们理解意义上的康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读出怎样的康德，只取决于我们的立场、理解、感受、创造，乃至我们的教条。把所有这些都放进去，你有多深刻就能读出多深刻的康德。反之，你有多浅薄，你也只能读出多浅薄的康德。就像音乐里的琴键，它就那几个，但任何弹奏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是对位的，你弹奏出来的只能是你自己的理解，无非有或深刻、浅薄，或恰当、荒谬的区别罢了。

　　记者：对你来说，诗歌意味着什么？

　　欧阳江河：事实上，我问过自己，能不能不写诗就过一生？但我现在五十好几了，还在认真地、较劲地写诗，这一定有很认真的生命的道理在里面。到这个年纪我明白，我的写作已是我的亡灵，我注定要像鬼魂一样活在我的写作里。

　　在我的理解里，最好的诗歌总是包含了人类心智最成熟的部分。而诗歌的奇异之处，还在于它给心智之成熟添加了一点不可知，不可说，以及一点迷惑。所以，对于诗歌，我总是觉得我们需要多一点宽容，哪怕你不认同它，反对它，读不懂它。布罗茨基说过，读诗的人，生命一定比不读诗的人要靠幸福更近一些。我深以为然。

　　欧阳江河，原名江河，生于1956年，四川泸州人。诗人，诗学、音乐及文化批评家，知识分子写作倡导者。《今天》杂志社社长。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曾被国际诗歌界誉为“最好的中国诗人”，其代表作有《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 等。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事物的眼泪》，诗作及诗学文论集《谁去谁留》，文论及随笔集《站在虚构这边》等多种。其写作理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