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我的写作要表达反消费的美学诉求

　诗人欧阳江河 　　傅小平摄

　　日前，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第二次活动请来诗人欧阳江河。在“欧阳江河《凤凰》朗读交流会”上，欧阳江河与读者分享了1980年代的快乐岁月，也和大家一起用普通话、四川话和上海话朗诵了诗作。在接受本报记者傅小平的独家访谈时，欧阳江河谈到他对诗歌的理解：“我想要的诗歌，就是要从消费文化中跳出来。我要做到的恰恰是不要去轻易地打动人。另外一个想法还在于，我要对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做更复杂的观照。这样，人的情感就会被很多东西过滤掉，它会慢慢浓缩，浓缩成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背景。”“我们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它理当如此。它就该是俯视性的，有高度概括性的。但现在诗歌都成了什么小玩意儿，写来写去都只有小情趣，只有眼前利益。如果我们时代里，最好的诗人都不去关心大国写作，那这样的诗歌就没有了。”

　　欧阳江河：我的写作要表达反消费的美学诉求

　　●我想要的诗歌，就是要从消费文化中跳出来。我要做到的恰恰是不要去轻易地打动人。另外一个想法还在于，我要对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做更复杂的观照。这样，人的情感就会被很多东西过滤掉，它会慢慢浓缩，浓缩成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背景。

　　●我们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它理当如此。它就该是俯视性的，有高度概括性的。但现在诗歌都成了什么小玩意儿，写来写去都只有小情趣，只有眼前利益。如果我们时代里，最好的诗人都不去关心大国写作，那这样的诗歌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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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诗人走进美术馆举办个人诗歌朗诵会，这是少有的尝试。你作为一个跨界的诗人，同时也是美术评论家，一定有独到的理解和感受。

　　欧阳江河：在我的经验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诗歌通常会走进高校和高校里的一些文学中心，还会走进极个别的地方举行的文化节。偶尔也会有在咖啡馆里面朗诵诗歌的情景发生。所以说，在民生现代美术馆朗诵诗歌，是难能可贵的一次跨界的尝试，甚至是全球都没有过的尝试。诗歌走进美术馆，就给美术馆注入了新的生机。本来它只是一个让视觉得到完美呈现的平台，现在多了声音的呈现，把它的功能扩大化了。你在接受了绘画展览的熏陶后，再来听诗的朗诵，那种在场感会更加强烈。在这样一种场合，你会感觉到，是否听懂诗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感动了，如果是一种莫名的感动就更好了。这也就是说你被打动了，但并不知道到底怎样打动了你。实际上，这是一种更为本原和纯粹的理解。

　　记者：坦率地说，听你朗诵长诗《凤凰》，我感佩于贯注其中的那种排山倒海、撼人心魄的气势，但没有为它感动。包括为你捧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奖的《泰姬陵之泪》，尽管以“泪”贯穿全诗，我也没从中读出带“泪”的感动。相比而言，读你早期的诗歌，比如《傍晚穿过广场》，我被深深打动了，它具有一种象征性，超越性的叩击人心的力量。这是不是因为在早期诗歌写作里，你带入了很多真切的个人经验和情感；在近年创作的长诗里，因过于诉求理性，自我被泛化或是抽空了。

　　欧阳江河：《凤凰》是我在美国曼哈顿的时候写的，它源于我的艺术家朋友徐冰的一个装置作品。他发布于2010年的《凤凰》，是一个5吨重的鸟，最初来自一个订单。但他用北京“财富大厦”的建筑废料——安全帽、工具刀、搅拌器等——造了一个纪念碑式的作品。在这过程中我基本上都参与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受打动。上世纪60年代初，法国有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圣琼·佩斯，曾经受政府委托为一个“鸟”的装置艺术写过一首诗。当然，《凤凰》的写作和委托无关。如果说，徐冰在他的《凤凰》里处理了比如财富大厦与劳动者的关系，资本的关系，词与物的关系等20世纪的复杂经验，我则试图将异质的材料放在一起，整合与重塑当代图景，反思21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

　　这和我早期创作诗歌的经验非常不同。我早期的诗歌，很多都对应着真实事件，而且把自己整个的情感、血肉都放了进去，它当然会打动人。《凤凰》和《泰姬陵之泪》很不一样，它绝对不是以打动人心为皈依。因为现在打动人心也好，还是所谓的感动也好，都已经变成消费对象。而我想要的诗歌，就是要从这种消费文化中跳出来。所以，我要做到的恰恰是不要去轻易地打动人。我的另外一个想法还在于，我要对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做更复杂的观照。这样，人的情感就会被很多东西过滤掉，它会慢慢浓缩，浓缩成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背景。也许这种过滤和浓缩本身，也能感动到一小部分人，但那都不是主要的。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当下的诗歌写作和消费时代保持一种强烈的对抗性，这恰恰成了你在诗歌美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欧阳江河：你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我的写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的诉求，也就是在消费时代里，还要保留一种不被消费的写作。我所希望的是，我写的这个东西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被消费。所以，我越来越借助于综合性、复杂性的手法，也更多带着一种超出诗歌的批判的、综合的眼光。我甚至把理性与非理性都调动起来，把它们综合造成一种诗意。当然，不是那种优美和打动人心的诗意。那些对我来说都太简单了，有青春期的成分在里面。那样的诗意在对抗性、批判意识等等之外，还有年轻人的清纯本身所具有的激动、挫折感和欣喜若狂的东西，以及愤怒。我们年轻时都曾经有过这些东西，它带着那个时期特有的体温和心跳。所以，才会引得我们时时回忆。但要知道，在这个时代里，连回忆本身也是被消费的，回忆也是需要让我们时时保持警惕、警觉的东西。

　　记者：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像你自己所说的综合。就拿《凤凰》来说，你把劳动、革命、资本、艺术创作、资本、民工等直接带入了诗歌。而且，你还综合了很多具有时代感的符号，比如升降梯、脚手架、易拉罐等。但这些事物，从传统意义上都不具有诗意的美感。我也注意到，很多与诗意有天然联系的乡村风物，很少进入你的视野。这大概能说明，你的诗歌蕴含了强烈的反诗意的倾向？

　　欧阳江河：事实上，反诗意本身，也可以构成诗意的一部分。而现在被我们认为是诗意的东西，放在多少年前，它未必就诗意。这就是说诗意本身是有历史性的，它不是一个可以拿来量化的标准，不是一个类似于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可以得出答案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可以超越历史处境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单纯的事物。而在我们惯常的理解里，大部分诗意就是一个优美的、优雅的好东西。诗意就这样被固定化了，寻找诗意只要找到对应的词或物就可以了。这并不是正确的观念，要说正确，只能说明诗意本身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也因为此，我们需要反诗意。我们要让那些看起来并不诗意的事物，进入我们的诗歌。恰恰是这些东西，能反映我们的基本处境，能反映语言的历史存在。我的写作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观念，诗意是可以发明和创造的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往思想和艺术的银行里面存款的一个东西。正是这些东西，体现了我们时代的活力和原创力。

　　记者：以此看，诗歌归根到底是诗性的。区别只在于，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诗意的理解，还是经由发明和创造，让反诗意或反抒情也成为诗性传统的一部分。比如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抒情的，却被纳入进了抒情的范畴，所以才有了作为反抒情的抒情而存在的政治抒情诗。我注意到评论家张清华在谈论你的诗歌时说，你作为一个先锋诗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你写出了具有知识分子的自由、自主精神与反思力量的“真正的政治抒情诗”，不知你自己是否认同？

　　欧阳江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确写的是政治抒情诗。这里就涉及到，怎么去理解“抒情”这个字眼。难道小资、小情调就是抒情吗？虚无可能是更深远、更广阔的抒情，更能真正打动人心。而即使是最冷的东西，也很可能包含了真正的抒情。要理解这一点，你首先要有这样一种意识。所以说，我自己的诗歌是设了一定的密码的，有些读者还没进入阅读就被淘汰了，只有越过了一些门槛，你才能登堂入室，而后才可能臻于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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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就我的阅读感觉，你近年的诗歌大多采用了俯视性的视角，早期那种带有亲历性的视角不见了。是否写诗的状态也从介入变成了旁观？

　　欧阳江河：我们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它理当如此。它就该是俯视性的，有高度概括性的。但现在诗歌都成了什么小玩意儿，写来写去都只有小情趣，只有眼前利益。如果我们时代里，最好的诗人都不去关心大国写作，那这样的诗歌就没有了。实际上，我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只有极少数诗人，甚至是大师才能干的事情。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大国家的诗人，难道不该超越那点小小的个人情趣，有更大的抱负，更久远的责任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