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2012：诺奖、西方与中国(2)

　　李佩甫一直面对乡村权力来写作，试图以物的方式写人，刻画中原大地的灵魂；用气、水、火、土等非常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形成自身独特的叙事风格，内含一种对元文化的追求。《花街往事》仍为成长小说，在路内笔下，男性的成长与姐姐的启蒙分不开。“70年代人”心目中的“姐姐”是人群中的佼佼者：美貌、时尚、大胆、叛逆而且学习成绩好。“我”是个微微的小偏头，冷眼看世界的黑暗、阴郁。舞蹈成为推动叙事的重要因素。父亲是花街的舞蹈大师，姐姐更是引领潮流。舞厅是花街的公共空间，大家的身体在这里交流、冲突。随着舞厅的衰落，一个时代就落幕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阿乙向加缪的致礼之作，将叙事矛头对准荒谬和虚无。孙频、郑小驴等青年作家在2012年都有不菲的收获。

　　新人之中，我想特别推介吴纯，她是尚未在国内期刊和出版界显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以五千多字的短篇《驯虎》获得台湾的联合奖。她的写作呈示了鲜明的异质性，语言生气勃勃、闪闪发亮，既有准确的描述能力，又有传神的想象力，尤为可贵的是探索精神。叙事时空跨度非常大，叙述视点跳跃、旋转，凝炼的叙事像生命充沛的大树一样向四面八方延展，直指时间、身体、死亡、欲望等本体性和普遍性的形而上命题。小说里的孟加拉虎和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孟加拉虎一样让人难忘。

　　内地作家的哲思与情感

　　短篇我要从已故作家史铁生的遗作说起。《借你一次午睡》和《恋人》(《收获》2012年第1期)两篇短小说一共才五六千字，然言短味长，读来让人心惊，既有《牡丹亭》的精髓，又有西方存在主义的流韵。这两篇小说均写于生命晚期，是他隔着疾病的帷幔窥见了生命的真相，还是对人生起了更深的疑惑？史铁生的小说是哲学的诗篇，他的写作姿态对当代作家具有启示性。

　　魏微的短篇《胡文青传》(《花城》2012年第1期)以一种举重若轻、波澜不惊的方式表达了她对新中国曲折变幻的历史的思考。胡文青的一生与新中国相伴，算命先生对他起伏命运的只言片语具有提纲挈领的意味，《资本论》和佛经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并置。小说详写的是两段人物对话，胡文青和阿顺之间展开对于“文革”中的“造反”是否需要道歉的对话；另一段是他们都身为居士后对现实的反思。魏微的趣味雅正，写作始终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近几年，她将笔触从童年、成长伸向历史幽暗处。她的历史观是合理的、宁静的，对历史持有充分的敬意，同时叙事人与人物保持合适的距离，即便是在过往的第一人称叙事的时候，她也不僭越叙事人的身份。

　　吴君的《皇后大道》(《中国作家》2012年第1期)比此前的作品更为圆熟。作家将择偶观念与地域想象相结合。“皇后大道”曾随流行歌曲在“70后”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成为繁华、富贵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象征。小说通过陈水英和阿慧的少女情谊、婚嫁波折及重逢香港，反映出不同时代对香港想象的变化。这部小说是“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典型注脚，香港、深圳在人们心理的位移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

　　尤凤伟的《残余时间》(《时代文学》2012年第1期)由一条“组织谈话”的短信引起。残余时间一语双关，既指飞机经过大西洋的航行时间，也指主人公残余的自由时间，心理起伏与大洋气流互相映衬……权力越大，欲望越膨胀，想到“双规”，恐惧袭上心头。偶然的一个片段却呈现了主角的半生，堪称当下的“官场现形记”。

　　李浩的《童话书》(《人民文学》2012年第7期)是对童话的双重模拟，拉拉果公主模仿童话中的生活，小说语调是对童话的模仿。国王的荒诞无稽与历代国王的所为没什么差别，与现代极权主义也有相通之处。童话以简驭繁、放低身段的叙事方式也是当代小说可借鉴的资源。

　　中篇是近年的薄弱环节，很多作家不为。李铁持续挖掘的工厂系列，邱华栋的都市系列，刘庆邦的外省人系列、须一瓜对人性的窥秘等作品都值得称道。我要借机重申文学的情感力量，说说陈仓的《父亲进城》(《花城》2012年第6期)。文本放弃线性故事发展模式，完全依凭情感的长驱直入驾驭小说的结构。对在上海工作的“我”，父亲就是故乡；而对父亲，只有山窝窝里的家才是归宿。作者非常形象地以一滴水流进小溪、小河、大海比喻自己从西部山区移居上海。此前，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和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已触及了城乡差异。陈仓从自己父亲这样一个深山出来的老农对上海的感受写出了两种文明的“断裂”，丰满的细节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方方的《声音低回》(《芳草》2012年第3期)至今回荡耳际，弱智阿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母亲，可是爱他的母亲猝死了。邻居意外录制的哀乐成了阿里唯一的安慰，可是哀乐却是常人极力回避的。为此读大学的弟弟想了诸多办法，文中的邻里关系也特别真实感人。此作展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文情怀。

　　“非虚构”的此时此刻

　　接着我要着重谈论《人民文学》推出的“非虚构”栏目：李娟的《羊道·春牧场》、郑小琼的《女工记》、梁鸿的《梁庄在中国》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诸作。因为是在生活而不是在“体验生活”，所以李娟的写作全方位地呈现了哈萨克族“悄寂深暗”的生活本身。没有代他人立言的优越感，她只是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和盘托出，并不时缀以游牧文明旁观者的清醒思考，包括自身的阅读、对历史进程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思考都穿插其中，成为哈萨克族游牧生活永久的哀歌。李娟不仅是一位散文家，在最隐秘处还是一位自省的诗人：明亮、温暖、带着忧伤的底色。

　　《女工记》文体上糅合了散文与诗，诗人郑小琼以“实名制”的方式恢复百名女工的生命痕迹，她们无法言传的悲伤和真实的绝望。在流水线上，像铁一样变成机器的一部分，简化成一个工号，她们的血肉、情感、疼痛连同她们的姓名一片模糊。对于这种符号化乃至异化，她们没有自己的语言，甚至丧失了自己的具体的感受。郑小琼以一颗诗心为她们恢复了久违的名字，让那些伏击在灵魂中途的各种障蔽、暗礁显露出来，那些被劫持的心愿、梦、爱与欲望终于得以浮出文学地表。

　　《生死十日谈》是作家孙惠芬随课题组采访乡村的自杀者家属的记录，以新鲜、扎实的细节尽可能地重现访问现场。随着对逝者生活的回放，一幅曾被打包卷进现代性行囊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慢慢展开，那些吞噬生命的黑洞露出狡黠的面貌。孙惠芬的创作倾注着地母精神，超越了狭义的女性主义。“非虚构”栏目提醒我们直面民族国家，直面现实，生活不在别处而是在此时此刻。

　　阎连科的散文《711号园》(《作家杂志》2012年第1期)因为拆迁的遭遇备受公众关注，作家试图通过“711号”重建当代桃花源，但最终乌托邦被现实的拆迁令惊醒。卢岚在作家杂志上关于域外作家的随笔专栏一直是我心仪的篇章。塞壬的散文也深深地吸引我。

　　盘点从来都是顾此失彼，囿于篇幅，上面不过是2012年我“一个人的阅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