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2012：诺奖、西方与中国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CFP供图

刘震云

李佩甫

薛忆沩

魏微

李浩

　　莫言、诺奖及其写作姿态

　　2012年的文学盘点得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这是百年中国文学梦的梦圆时分，奖项的光辉遮盖了整个“文学场”。狂欢过后，是深入研究莫言成就和清点中国文学得失的时候了。

　　莫言获诺奖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他的创作历程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初期他只能写出宣传品，囚禁在道德说教的牢笼中，是马尔克斯、福克纳等西方作家解放了他，促使他寻找一种崭新的叙事资源和话语方式——以反讽旧传统、颠覆宏大叙事法则的方式来建构“高密”文学帝国。“高密”二字落笔对他肯定有一种触电的亢奋，沉睡的故乡风物被激活，独特的个性化的文学道路敞开了。他的长篇涉及抗日、抗德、农村合作化、计划生育等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是“十七年”美学范式的延续。但莫言是以一种现代的叙事方式，家族化、感觉化地拉近历史镜头，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利弊都很明显：一方面自然亲切，有感染力；另一方面有失客观。莫言对文学的贡献在于建构以黑孩为代表的童年感官经验美学。他对事物的精确叙述建立在灿烂奇诡的想象力之基础上。比如处理一代人的饥饿经验，《棋王》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写法，是以身体饥饿喻精神饥饿；但莫言调动的是自身童年的身体感觉，恢复饥饿的身体经验带来的感官变形。莫言长篇小说的“后撤”是一种再中国化的叙事策略。莫言始终不断地面对和表现中国问题的写作姿态，将作为重要的文学传统被青年一代追随。

　　莫言得奖也会继续推进“西方”与中国的对话。我乐意从莫言的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来展开，我以为这就是莫言的心声，不仅是从得知获奖到站在讲台这一个多月的所思所想，也是他写作生涯乃至整个人生的定位。故事是小说的果核，讲故事是小说家的本分。要在获奖大厅里高谈阔论是容易的，此时此刻你掌握话语权，灯光、鲜花、掌声聚焦于你，而此时尚能诚恳地面对“大地—母亲”诉说是困难的。

　　莫言在讲了自己的人生和写作经验之后讲了三个小故事。这三个故事像谜一样吸引了诸多批评家对此进行解读。在我看来，这三个故事是莫言与心中的“西方”的对话，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式的回应。

　　中、西对话是持续百年的宏大命题。历史走到今日，全人类已达成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文学人才有探讨今日文化、文学如何建设的可能，文学批评才不会停留在小圈子内部自娱自乐，沦为不切实际的术语和呓语堆砌。2012年，莫言这样一个道地的中国作家能够得到西方最高的文学奖项，本身就是在无声地诉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心灵的真实与辽阔。正视西方、勇敢回应西方，正应该成为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基本态度。是和而不同的对话，而不是敌对和反抗。

　　海外作家贡献文学新质素

　　基于以上前提，我想从海外华文创作开始对2012的盘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的华语写作者因为身处“西方”而对中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叙事空间跨越中西而更为广阔。这几年北美华语作家在国内的文学期刊占据了非常醒目的位置。

　　夸张一点说，2012年是“薛忆沩年”。他有5本新书面世，《遗弃》(升级版而不是修订版)以及与此书对照的《不肯离去的海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随笔《与马可·波罗同行》和《文学的祖国》也在上海出版。我想谈论的是他完成于2012年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这是他创作史上的一个新坐标。白求恩由一个正在被淡忘的医生脱胎换骨，变成薛忆沩人生和叙事的出发点。从中篇《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开始，薛忆沩已在不断地清理自身的精神遗产，就像我们的记忆总会纠结于某一点，而其他更多的事情则被选择性地遗忘了一样，白求恩在异国他乡凄凉地死后却在他的叙述中复活，是薛忆沩这一代人的“教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高尚、纯粹、脱离低级趣味”等成为他们的塑身标准。这种塑身标准由于没有顾及人的动物本能和欲望而缺乏免疫力，几代人扑朔迷离的遭遇接踵而至。叙事者“我”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暴露了作家的野心——通过虚构追求真实。叙事不断地在当年赴华的白求恩的历史现场、“我”们这一代的艰难成长和今天“我”“不远万里”赴加的当下生活三者之间穿梭。小说视点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之间跳跃，带给文本一种张力：历史还原、对历史的追诉与反思、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眺望三者交集。《白求恩的孩子们》是作者基于自身经验对全球化的思考，也是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资源的审视。薛忆沩曾谈到他对节制的追求，即便是长篇，他也完全是用短篇的凝炼方式来经营的，因为他信任现代读者的智商。

　　严歌苓的《补玉山居》(陕西大学出版社)撇开了她一向执着的历史题材，直面中国当下五颜六色的现实生活，但仍保持了作家与历史对话的长处。“补玉山居”位于北京郊外不太远的村庄，作为城市人躲避喧嚣的心灵居所而吸引了作家、编剧、生意人、贩毒者各色人等，和他们的人生波澜相伴的是京城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时代转型。在补玉身上，有着严歌苓一向慷慨赋予女主角的坚韧、宽容、温柔等美好品质，还有崭新的时代内容如情商、生存智慧之类。严歌苓的小说流畅、开阔，有历史纵深感，这得益于作家内心那盆温暖的火。

　　陈谦的《繁枝》(《人民文学》2012年第10期)将立蕙的身世与同父异母的姐姐锦芯的故事交织讲述。立蕙由儿子作业“家庭树”的引发，主动联系了自己的姐姐锦芯，姐姐的爱情悲剧与自己痛苦的身世秘密浮出水面。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不同理解即是对人生的理解，古老的中国文化是由一个“仁”字衍生而成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不能从自我出发考察世界，而是在人际关系中寻求生活意义，于是天伦之乐蕴含最大的安慰；在西方，锦芯的下一代很早就知道：性、爱情和婚姻是可以分离的，他们习惯从这种分离中思考自我、从生活内容思考人生意义。叙事人并没有对二者的优劣进行评判，而是通过一对赴美的夫妻间的悲剧重新展示中西文化根基之别。“文革”是陈谦写作的远景，她对“文革”的叙述不是正面强攻，而是侧面袭击。所以，“文革”带给叙事的不是炽热的身体暴力而是阴冷的心理暴力，这种影响融进血液深处，即便飞越重洋依然如影随形。

　　张翎的《夏天》(《人民文学》2012年第11期)是“文革”后期一个残忍的成长故事。我只想解读这对姐妹的名字：国庆和五一——以这两个节日作为人名，其隐喻意味是深长的。经过暑假，从乡村来的五一慢慢适应了城市生活、背上渴慕的书包上学了；姐姐国庆却在下乡学农就要返回时猝死了。发生在这对姐妹身上的“夏天”的故事是否隐含着作者对城市、乡村与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

　　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非常值得关注，她在故事之外、经验之外开拓疆域，她的写作致力于描画心灵真实。《书亭》(《收获》2012年第6期)讲述了一个多么简单的故事：一位坐在书亭里卖书刊的姑娘和书刊一起慢慢变旧。老姑娘有一颗温柔的心，默默地爱着她的老师，一个定期前来买书和杂志的人。老师也爱她，他们从未用语言表达爱慕。女孩的腿受伤给了老师上门的机会，父母的陈见迅速地拆散了这对敏感而沉默的爱人。悲伤像窗外的大雨袭击书亭一样撞击着姑娘单薄的身体，并穿过单薄的纸张和遥远的时空袭向我们。用情绪而不是单向度的故事将叙事引向“人迹罕至的小径”，往往会迎来出人意料的风景。

　　上述作家的努力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缺乏的某些质素。“西方”赐予这些海外华文作家的绝不只是西式生活和域外奇闻，重要的是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带来的思维的多重维度。

　　长篇名家与短篇新人

　　将视线撤回国内，名家力气多花在长篇上。马原的新作《牛鬼蛇神》再次印证了他的断言“小说死了”。引起我兴趣的有李佩甫的《生命册》(《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花城》2012年第5期)、残雪的《新世纪的爱情故事》(《花城》2012年第6期)、鲁敏的《六人晚餐》(《人民文学》2012年第3期)和路内的《花街往事》(《人民文学》2012年第7期)、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浙江文艺出版社)、颜歌的《段逸兴的一家》(《收获》2012年第4期)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