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用哈尼文写诗——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样性的意义探求与文学实践

哥布（哈尼族）

哥布发言 摄影：王纪国

　　我们常常把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置于对立面，那是因为，全球化在迅速扩展，文化多样性则日渐萎缩。全球化是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本身的格局，也是人类信息闭塞、各自为政的产物。文化多样性的合理性在于，一如生物在适合的纬度、气候、土壤条件下生长、繁殖，文化也在适合的自然条件下被创造和发展，以满足不同自然条件下人类的生活和审美需求。不同人们共同体的精神“故乡”构成了多样化的人类文化景象。直至今天，这个“故乡”仍然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我的家乡云南，最高海拔6740米，最低海拔76.4米，高山林立，河流密布，气候立体，适宜各种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是动植物王国。与物种多样性相对应的是，云南同样呈现了文化的多样性，智能的多样性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有26个民族在不同海拔段生活，其中就有哈尼族。哈尼族源于曾游牧于青、甘、藏高原的氐羌部落族群，经过漫长的迁徙，如今聚居于云南南部哀牢山、无量山的红河、澜沧江、李仙江流域及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虽然有着曲折多难的历史，却也创造了完整的宗教文化系统。它的文学以诗歌见长，有创世史诗《奥色密色》、《烟本霍本》，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农事诗《胡培朗培》、《龙护演斗》等。他们农闲的时候会聚集在一起吟唱史诗。在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史诗传统，深刻影响着他们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的特征”。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对文化多样性也有一段精彩论述，他说：“多样性在进化论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因为它使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中得以生存。最强的生态系也是那些最具多样性的生态系。我们征服这个星球的原因常常被归结为我们能创造多样性的文化以适应不同的环境。维持语言多样性的需要就是基于这样的论据。如果说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成功发展的前提，那么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主要依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传播下来的。”

　　他的意思是，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只有文学的繁荣发展才可能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只有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繁荣发展，才可能实现文化多样性的良好格局。语言文字不仅是创造、传承、发展文化的工具，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不同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不同人们共同体最显在的文化。语言文字既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也是人们的思维工具和思维形态，语言文字的发展意味着人们思维水平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不同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各个族群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换言之，“语言文字”虽然是一个文化概念，但通过不断丰富它的信息量，不断启迪人们的智慧，广泛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从而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推动社会发展。

　　西双版纳曾经有一个哈尼族歌手叫张波，他用哈尼语演唱的歌曲不仅在云南哈尼族地区广受欢迎，周边国家的哈尼族群众也十分喜爱。我是他的忠实歌迷，我常常听着他的歌，感受哈尼语言的美丽与无边。可惜张波先生30岁出头便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这一现象说明，文化多样性对于少数民族，与其说是优化文化格局的需要，毋宁说是抚慰族群灵魂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我毅然放弃相对娴熟的汉语写作，开始学习用哈尼文写诗，90年代初，我的哈尼文诗集《母语》出版，由此实现了哈尼语书面文学的开端。数年后，我第二本哈尼文诗集《遗址》出版。此后陆续创作了很多哈尼文诗作，少部分翻译成汉文后在报刊发表，种种原因没有结集出版。在从事哈尼语诗歌创作的20多年里，我不断向哈尼族文学传统学习，希望我的作品与哈尼族文化有一种自然的传承关系，也希望成为哈尼族未来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我的父亲是“莫匹”，即哈尼族民间的祭司和文化传承人，在我向哈尼传统的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在老家的火塘边还是在我城里的陋室里，他都给过我许多指点、传道、解惑，他是我文学创作的导师。(父亲安息！)。2008年，我的哈尼文长诗《神圣的村庄》创作完成，并邀请部分哈尼族文化专家和民间歌手进行研讨和修订后出版。它上承哈尼族语言及史诗传统血脉，下连当代哈尼族社会生活实际，有人评价说该诗具有神话思维、农耕叙事、哈尼元素、史诗特性等特点。在我近3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虽然谈不上著作等身，却也积累了一定作品，但从来没有像这部长诗一样给我带来成就感。有了它，我觉得上对得起祖先，中对得起父老乡亲，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它将被刻录成光盘，进入到哈尼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按理说，关于这部诗歌的工作已经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但是还不行，有一件事始终令我牵挂。我指的是翻译。一边是责任和义务，一边是名利和光环，哪边我都放不下。把它翻译成汉文，在各种文学期刊发表，然后结集成书，再然后申报各种奖项——一个凡夫俗子的如意算盘噼里啪啦打响。然而，算盘好打，翻译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部诗歌的翻译让我困惑了4年之久。4年中我多次试着翻译它，却始终无法下手。我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充分体会了文化的差异性——这无疑也是文化多样性价值所在。诗歌的翻译总是显得那么笨拙和言不由衷。终于某一天我似乎找到了一种节奏能够对应这部诗歌的旋律，仿佛拿到了密码可以勉强将它破解。但是，试图把一种古老思维方式转换成符合现代诗歌审美习惯的努力几乎是徒劳。我一边翻译一边诚惶诚恐。就像几十年前有人把我的民族的一些习俗称为“封建迷信”，我担心有人会把我的诗歌说成垃圾。毕竟，人们离开神话和寓言太久，大概不屑于理会这类处于人类原初状态的文学方式……而现在，我在写作这篇讲稿的过程中突然明白，我要呈现的、应该呈现的正是这种状态和方式，尽管很多人不明白这其实是一种现实。不管译诗质量如何，我深知它在哈尼文文本里是活的，触及到了哈尼族文化的灵魂。有事例为证：一个深谙哈尼文化的朗诵者在朗诵该诗时突然中断，并说他内心有一种恐惧，朗诵无法继续。我知道他的恐惧源于对神灵的敬畏。

　　我对我的诗歌充满自信，我相信今天我作为一个诗人站在这里，我的言语里也充满底气，这种自信和底气来自我厚实的哈尼文化背景，来自我站立的高山大地！

　　作为一个诗人，我密切关注中国当代诗坛，它的困境显而易见。在我的眼里，它像一片人工林，虽然一棵棵长得高大而且光滑，但树种单一，从外表到质地几乎一模一样，连小鸟和动物都不愿意到这样的林子里，因为既找不到果实，也没有泉水。诗人们钻进自我的象牙塔里，越来越远离大地，远离民众。原始森林则不一样，那里有参天大树，有树苗正在成长，有藤本植物，有野芭蕉，有竹子，有栗树，也有漆树，还有溪水潺潺流淌……在这样的林子里人可以跟小鸟对话、跟松鼠嬉戏，内心宁静。这就是多样性的好处。我想起17世纪西藏的少数民族诗人仓央嘉措。他的诗歌清新瑰丽，充满民族和宗教情怀，300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仓央嘉措的诗歌之所以在当代汉语读者中倍受青睐，我想正是满足了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渴求。

　　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倡议：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倡议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戴维·克里斯特尔也说：“关注人们的权利远比使用单一语言更能促进世界和平。一个社区的主要标志就是它的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关注远比单一的语言更能奠定和平共处的基石。我们需要接受多语并存的代价和益处。”

　　而早在全球化到来之前，伴随着人类的贪婪和野心，一些原著民丧失了母语，他们操着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者其他语种，再也找不到那些美丽而独特的智慧，回不到“故乡”。回不到“故乡”的还有中国的党项人和契丹人等。此类现象的背后往往有着暴力的踪影。而比这更恐怖的是，全球化进程中那些披着“先进”外衣的看得见看不见的暴力因素。它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和摧毁，远远超过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