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民族文化的精彩中

叶广芩（满族）

叶广芩发言　摄影：王纪国

　　我叫叶广芩，满族人。满族作为一个农牧的，马背上起家的民族，进入中原以后面对着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流，努力地改变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不断地吸收、不断地改革，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大融合。时至今日，如果没有户口本上对民族成分的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出一个真正的满族人来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从历史上看，毕竟还有所不同，清朝统治者为保江山不落外人之手，进关后多次颁布旨意，要把粗犷彪悍，骑射见长而文化落后的满洲一族改造得既通经史翰墨又富尚武精神，专事统治事物。朝廷一面发给铁饭碗使旗人生下来就衣食无忧，一面禁止他们务农经商学手艺，断了他们从俗的后路。这样一来，八旗兵丁们一改进关前目不识丁的传统，变成了识文断字有文化的巴图鲁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享有衣食，享有特权的同时，八旗子弟就渐渐生疏了耕织渔猎等劳动技能，几百年后清朝一垮台，特权一丧失，才发现后学的本事换不来口粮，换口粮的本事又都不会了，一下子从人上人跌落到窝囊废的地步！于是从民国初年到抗战期间，京津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群体：有文化没职业，有教养没技能；衣着寒酸却举止高雅，手不能提却能写对联画画，肩不能挑却能拉山膀起霸(起霸是戏曲表演的一个程式)。他们对人有礼貌，说话有分寸，文墨有根底，举止有风度，穷途潦倒却又目空一切，所谓的“倒驴不倒架儿”。细想想，这实在是一场残酷的民族悲剧，祖辈们缺乏谋生技能或命运的坎坷不是他们个人智能、品行、性格造成的，是从老皇上赏赐特权那天起就断了他们日后的生存之路。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非常满族化的大家庭中出生、成长起来的，如果全按照老家儿的修饰，我将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女子，和我那些贤良淑惠的姐姐们一样，在红盐白米的岁月中当幸福的姥姥，知足的奶奶。偏偏的我生在了红旗下，长在了新社会，也偏偏的我的母亲是个社会最下层，穷得以给人做补活为生的南营房的穷丫头，这使我有了另一番性情和见识。从母亲那里，我认识了北京市民生活的另一面。朝阳门外，那五方杂处的贫穷之地，那冒着热气刚揭开笼屉的窝窝头，炝了花椒油的疙瘩汤，送来一把青枣的邻居，炸开花豆的老纪，无不给了我善良和温情，给了我谦恭平和与善解人意，儿时的性格铸造即便是走南闯北，即便是鬓间白发丛生，也是无法改变的。这是生活的馈赠，命运的烙印。

　　少年的我崇尚英雄，崇尚革命，那时候加入少先队要写申请书，就把话说得很壮烈，很辉煌，在作业本撕下的一张纸上用铅笔重重地写了“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奋斗”，当时自己对能写出这样的话而激动，具体表现是把半条胡同扫得干干净净，那是出自真心。

　　1968年被分配到陕西，北京走的知青有一大批，户口被注销的印章在户口本上盖下去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不属于北京了。在西北，在生产的最基层锤炼，演绎出了我们一代人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段乐章，虽然出发的起始是神圣的，但每一个人的归宿都不相同，煎熬、磨砺，也有滋养，它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铸造了不少人的性格。有的人升腾了，成为了耀眼的星，有的人沉沦了，坠入了深深的谷底，更多的是普通，像我一样，平淡度日，认真工作，应酬着人际关系，对付着煤气水电。生活的滋味，只有亲历过才能体味，这是生命的历程，是一批人，一代人信念的实践，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无意间鬓间已生银丝。回头一望，尘埃中的路依然清晰如昨，夕阳中便有了与历史相对的会意，有了对走过人生的理解，有了心的平静与坦然。

　　这是经历的赋予，是人生的底蕴。

　　这次，借着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我匆匆回了一趟家，看望年近九旬的哥哥，望着屋里陈旧的家具，望着墙上映在阳光中发黄的老照片，望着白髯飘洒的兄长，嗅着儿时便熟识的气味，我想，这就是伴随我成长的家的基调，我的文学根基……每当想起在自己故乡生活着的作家朋友，自己便常常产生流离和沮丧之感。这感觉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这种感觉，也是我在故乡停留，一次又一次从心底翻涌出来的难以言说的情感。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有一番滋味。

　　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特别敬重的崔道怡先生也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新于常人，要看得远，挖得深，要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成为群众与时代的先知先觉。我常常用这句话提醒鞭策自己，可是做起来确是不容易的。我时常地怀念故乡北京，那些个困苦、简陋、热闹、温情，让人留恋，也让人一言难以道清。京畿之地文学素材丰富，内中的风土人情饱含了北京人的苦辣酸甜，也饱含了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老想借文学作品将老辈的信念传达给今人，企图从片段细节中追溯历史，品味人情、琢磨生活、感念今天。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中，包括满族自身流传的文化，继承也好，背叛也好，维护也好，批判也好，惟不能堕落。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我力图将传统文化的精彩和对现实文化的关怀纳入传统家族的背景，使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四合院和穷杂之地的南营房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们的这个时代一样，都是不可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我的作品。于是，我写了些反映辛亥革命以后家族题材的作品，第一篇《本是同根生》发表在94年，内中阐述了我的感觉，我的心曲，我的朦胧与糊涂。作品刊出后，我的心里颇为忐忑，许多年来，我有意避开这类题材，它已经成了我写作中的无意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篇小说竟然得到了《新华文摘》等多家杂志的转载，我于是知道，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那些对我信手拈来的素材，已经变做了醇美的酒，是能够被广大读者认可、理解和喜爱的，这是性情的共同，是文学的美丽。当然更是文化的魅力。

　　应该说我是赶上了好时候，我们的文学创作目前处在一个心灵舒展的时代，邓友梅先生由衷地说“这里也少不得改革开放这个时运因素，她这份才华若早出现几十年，不划入另册也在‘四旧’中被清除了”。

　　为此，我十分的庆幸！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彩，任何民族的角度都是无可替代的。回望民族的文化，徜徉在它的精致与精彩之中，将它作为发展的基石，将写作回归社会，回归大众，回归真实，为此才能实现对民族情感的超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民间有很多我们在热闹与喧嚣中感悟不到的真谛，北京的恢弘之气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是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北京的亲情更是让人难以割舍，这也是我走到哪里都不能忘却故土的原因。我是在写北京，写浸润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事情，有过去也有今天。拉开距离站在黄土高原上看北京，那是一个奇特的角度，民族自身的文化和北京已经融合在一起，无法剥离。对北京的爱，是一种难以说清的爱，这爱包括它的进步与不足。同时一种责任也重重地压在肩头，那是作家的责任，是赤子对于家乡的责任，这责任直到永远。

　　最后再说几句，我能够在陕西存活下来，在那里生存、发展，成为一个作家，这当归于陕西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和他们的善良与朴实。陕西恢弘的帝王之气与厚重的人文之气是上天给予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馈赠。古老的土地有周秦的大度，汉唐的气魄，土厚水醇。西安以它的宽厚、诚挚、热情接纳了我，这也是我的福气和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