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眼睛

高深（回族）

高深发言 摄影：王纪国

　　我曾经被德国、墨西哥、加拿大的作家问过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是回族诗人，你写的诗与汉族诗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如果简单地从理性上寻找答案，挺不好回答。我改变了一下思路，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我说：在我国海南岛三亚地区，有个很古老的传说，传说从前有一个神奇英俊的年轻猎人，他的弓箭百步穿杨，没有什么飞禽走兽能逃过他长着眼睛的利箭。这一天他正在捕猎一头牝鹿，牝鹿以逃生的本能，飞一般奔跑逃命，不料眼前出现一片汪洋大海，前无去路，后有追杀，在无可奈何之下，它转身变成一个美丽少女，千娇百媚，结果同猎人拜了堂，成了亲。

　　不知这个故事是不是古代就有，口口相传下来的还是什么时候的文人杜撰出来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它成了几乎所有到过“鹿回头”的诗人创作的题目，而且都是站在强势即猎人的立场上，赞美他执意追求的勇敢精神，认为只要保持强势态，不弃不舍，就能如愿以偿，达到目的，于是“鹿回头”便成了歌颂“美好爱情”的永恒题材。

　　1980年，我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去过一次三亚，听到“鹿回头”的故事后，我思考了很久，我是个回族诗人，回族在十几亿人口中属于相对弱势群体，我本能地站在鹿的立场上审视这个故事，得出了与其他诗人不同的认识与感受。过了好久，我才写了一首随笔式的短诗，诗中写道：

　　“可怜的花鹿，被追逐到生命的绝处。于是变成美丽的少女，嫁给了要致她死地的猎户。

　　“生与死转化成恩爱，猎人和猎物结成夫妇。这美丽动人的传说，美化了弱者的屈服。”

　　外国朋友听了我的叙述连连点头，并承认我是个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回族诗人”。老诗人邵燕祥先生1979年(应为1981年)读到这首诗时，觉得有新意，便抄到他的笔记本上，后来他在《文汇报·笔会》发表的《想起了“鹿回头”》一文中说：“这首短诗把传说中固有的矛盾实质揭示出来了，把血腥的追杀和捕获，幻化成恩爱相许的故事，不仅美化了弱者的屈服，而且美化了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为文人笔下的‘猎艳’一词作了形象的注释。”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少数民族作家，因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社会环境、生活习俗的独特，观察事物、认识生活、家国情怀，必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眼光，其感受也会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收获。少数民族作家要用自己民族的眼睛，认识生活，观察生活，把握生活，表现生活，你的个性或特殊性，就是你文学写作的特色和长处。当然由于种种条件差异，少数民族作家也有一些短板，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扬长避短。把我们的个性或特殊性充分地展示给读者，不要总跟着时尚跑，更不要学习别人把自己丢了。

　　许多人喜欢“从众”与“趋同”，不太喜欢个体认识与判断，因此也就常常否定个性与特殊性，其实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没有个性就无所谓共性，任何一种个性都包涵着一定的共性，共性又总是寓于个性之中。比如“作家”这个词，在世界范围讲，是共性即普遍性，而“中国作家”这个词则属于个性即特殊性；而“中国作家”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之间，“中国作家”已上升为共性，“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却成了个性；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与“回族作家”之间，“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也上升为共性，“回族作家”则为个性；同样“回族作家”与“回族作家高深”之间，“回族作家”是共性，“回族作家高深”却是个性。共性与个性是相互转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排斥个性与排斥共性都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我主张“用民族的眼睛观察生活”，不是鼓吹少数民族作家远离社会、远离时代、远离中华民族，只是想远离庸俗、远离势利、远离时髦、远离模式……不论什么民族的作家，只有真的成为带有浓厚民族特点的作家了，才可能把生命交给自己，把社会责任交给自己，从而努力开掘文学的潜质，释放文学的能量，让文学的美感、爱心、意志充分而完美地绽放。

　　我以为没有个性就没有事物，文学更是个性行为的产物。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尤其占有“个性”的优长，充分展示我们自己的长处，才能使少数民族文学当之无愧地立足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