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

　　张炯同志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他为我们留下的研究话题非常丰富。 这里我想说说作为文学史家的张炯。我的发言题目《历史主义与实事求是》即取自他于1959年为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写的《绪论》原题，虽然时隔52年，这个题目我以为仍然代表着张炯同志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一以贯之的态度，也是他学术风貌的写照。

　　说到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有一段历史渊源，1991年，家父在散文《山恋》中追记过往岁月，写道，“背着行囊就上路，往夏咀赶。行囊里有这次回家乡在书店里购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集体编著的，扉页上印着红字：献给亲爱的党和伟大的祖国，国庆十周年。北京。”这节文字记述了家父被错划成右派后由老家安徽到河南新县劳动改造路上的片断。是年，他行囊中的那部文学史刚刚出版。也是这篇散文中，我读到了“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二日，啃完了这一百二十五万四千字的大部头”的记述。如家父所言，这部文学史如今仍立在他的书柜中。《绪论》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当然不可免打有当时时代的烙印，部分论点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次重读收入《张炯文存》这篇文章，看到保存着写作时的原文，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让我感动，实事求是，是我们做学术的要义，也是做人的根本。虽已过去半个世纪，学术观念前行中当然有许多新的进步，但《绪论》思想的绵密，逻辑的严谨，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文中提出的“用具体的分析去代替简单的不符实际的公式”的观点，避免了对许多古典作家的粗暴否定，避免了文学史中如王维、杜牧、李清照等作家文学成就的被抹煞，避免了文学史中山水诗、田园诗与个人抒情诗没有给予应有肯定的问题，文中引用毛泽东的论述“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对艺术标准的坚持，贯穿在《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的述写中。

　　1996年，张炯同志为《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写的《导言》：《走向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这篇导言中他提出“中华文学”的概念，来统摄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学通史，纵向的史的基础上，视野更加开阔，着重于横向的对于各兄弟民族文学创造的研究与认同，包括台、港、澳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这是一次建构完善定义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体系的学术努力。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拓展与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无疑具有创新意义。而《导言》对于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文体的渐次演变的表述，张炯同志无疑倾注了大量研究心力。他对上古歌谣直至《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元、明、清，直至“五四”新诗的流变概括，对散文、戏剧、小说等文体的演变规律的深究，精要而透彻，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与审美意识不断成熟的基础上加以辨析的；对再现型作家与表现型作家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潮流的总结梳理更是历史辩证、富有见地的。尤为可贵的是《导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文艺理论的强调。《通史》确实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应用于文学史的史学观念与治史方法中来，将“实事求是”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运用到具体写作与编撰中来。

　　2003年，《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出版，张炯同志著《绪论》：《中国文学史的史观与分期及前沿问题》一文，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作划分。上世史(公元前“前文学”到公元960年)以诗歌、古文运动为主要文学样式，民间文学上升为士大夫文学，文学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演变为标志；中世史(公元960年到1840年)，以戏剧、小说为代表样式，文学作者和读者由贵族士大夫向市民知识分子转移为标志；近世史(公元1840年到2000年)，以白话文学、长篇小说的繁荣，文学走向现代化、大众化、并与世界接轨为标志。这种分期的辨析十分精要得当，对文学、历史及主导性文体演变的论述不仅符合史实，其中所蕴含的辩证唯物史观明晰可见。比如上世史对应于奴隶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世史对应于封建制的社会结构；近世史则对应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转向。从社会形态、文化背景中解释文学的历史演变，是张炯治文学史中一直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

　　1999年张炯同志著成《新中国文学史》，这部由个人编著的文学史著，更是历史主义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实践，近80万字的著作，将50年(1949－1999)新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与梳理，其对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思想、新境界、新形式、新风格、新繁荣、新格局的八个“新”的新中国文学的总结，是恰切和辩证的，同时，也是他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观一以贯之的思想的体现。

　　作为文学史家的张炯，从1959年至1996、1999再到2003，以致今天，从他治学起始的20多岁一直到现在的70多岁，半个多世纪，历史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直保持在他的文字中。他的许多著述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持，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知，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而其文字中所体现的对自我学术品格的一以贯之的坚守及学术研究中呈现的道德理想与人格魅力，更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在此，借《张炯文存》出版，我以上述的解读，表达一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后来者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