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中的复调架构(王建旗)

——简评河北作家老九的《卖书记》

　　按照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要求，文学叙述没有单一的事件。“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因此，他者、对话性、多声部、众语喧哗……逐渐成为现代艺术实践最基本的方法论；艾柯甚至进一步强调，即使最为简洁的事件，在进入文学叙述时也必须符合复调的效应。

　　《卖书记》(刊载于《文艺报》2013年8月26日)讲的是一个职场人员(作者本人)的一次卖书经历，可以说故事梗概毫无悬念，一个视书如命的人为生计所迫卖掉了自己多年积蓄的8000多册书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而且是发生在12年前的往事，作者却为我们习惯性的阅读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不是阻止读者进入这个事件，而是为事件设置了多重观察的视角和进入的维度，使一个在常规文学叙述当中应该确定为对象的“客体”，在叙述的过程中却成为一个向不同方向同时延伸开的“折叠”或“复合”的事件。这些被折叠起来的事件，能够独立成章，都有其可以独立叙述的层次，它们似乎都是“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它们“合理”的性质却又都含有某种疑问，让你一时找不到到底是哪一个层面出了“错”。

　　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故事的叙述就这样展开了。好像哪儿都有陷阱，又哪儿都是出路。比如作者的身份，在文本当中自始至终就是个异数：一个自醒的作家抑或一个卑微的职员，一个懦弱的丈夫抑或一个不怎么称职的父亲……缺少的似乎就是在这样的“解体”状态里把这些“分支”归结到一个“人”身上的原因和力量；一定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但又难以确凿地指证出来，于是只有主人公这个“人”一再妥协、让步、低头。在“要不要卖书”这件事上，主人公所面对的几乎所有“说辞”都理直气壮，不容置疑，有理有据，他几乎不是“被逼”，而是在这么多说辞和理由面前就一直觉得“理亏”，而最终还是觉得“是自己错了”。虽然他内心里明白，这样的取舍不是源于价值的取向，而是因为生活的逻辑；是生活的逻辑让他经历了内心的斗争、煎熬……直到最后主动缴械。对现实而言，这很像一个荒谬的寓言，但却充满了生活的逻辑性。在这种荒谬和逻辑之间我们都无能为力。

　　沿着《卖书记》提供的线索，读者会觉得主人公既是一个丧失或交出了自己所守护的东西的“失败者”，同时又是一个在守护的过程中一再把自己的“理由”腾空(或输掉)，并不断放进(或被放进)新“理由”的“觉悟者”。他只是无奈、妥协、痛苦，但不是愤怒；虽然有一点软磨硬抗，但没有彻底拒绝。我觉得，这一点正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是用这种似是而非、明扬暗抑的表述来揭示一个人、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巨大的生活潮流当中的无奈与失措。我们仅是卖书这么困难吗？其实在这个卖书的过程当中，主人公所处的境况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生活境况——被社会、生活、时代的洪流所裹挟，除了与它们一起前行，一起被动或自愿地前行，谁都没有抽身离去的可能性，于是大家在不知不觉之间也成为一个参与者，一个不断地把自己“供出来”的同谋。

　　然而，这并不是《卖书记》所要掩藏的谜底，我们只是在这个层面上隐约体会到作者卖书的痛苦和隐衷。被卖的书籍是一个隐喻，它的能指范围包含了可以与坚硬的生活逻辑和物质世界相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柔软、自由、敏感的内心世界，作者的痛苦正是因为不得不背离内心世界的律条而产生。有意思的是，在《卖书记》里这个作为“对应存在”的内心世界却一点都没有被提及，你几乎找不到它一丝一毫的影子，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在阅读中感到自己和作者一再被这个看不见的、引而不发的世界影响着。很显然，《卖书记》旨在把一个虚张声势的现实世界呈现出来的同时，却把另一个不声不响、不现身、不在场的内心世界隐藏了。而恰恰是这个“有理”的世界才有着更多的受质疑、遭控诉、被反思的性质。《卖书记》的文学策略就是这样一种“举证”和“出卖”，用我们正在遵循的规则“祭奠”我们曾经放弃的信念，而且为了把这个由生活的逻辑支撑的现实世界完全推上“被告席”，作者把自己也毫不怜惜地放到了“祭坛”上。

　　当然，现实存在与内心世界是以二律背反的内在程式互相依存的，它们有着更多的藕断丝连和互为依托，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谁也不能非此即彼，完全倒向其中任何一方。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现实和趋利避害的取舍当中，受伤害、被遮蔽的却往往是我们心灵的那一面。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偏袒和声援它，让它充分释放。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让一再被稀释的内心世界向不断被强化的现实世界“让路”。 所以，作家的工作有时候就是为心灵去开辟“场地”，制造“甲壳”，这正是我们这个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现实世界最为缺少的东西。记得费尔南德斯讲过这样一个悖论：“这个世界已经缺少那么多东西，如果再缺少一样的话，我们就将没有任何生存的余地了。”我理解，现实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缺少”，而内心世界却已经不能再“缺少”一样了。《卖书记》讲的正是一个关于心灵世界的故事，它以现实世界为依托、比衬和对立的存在，让现实世界和生活的逻辑充分“张开”，但是真正“开放”的却是那个不在场的内心世界。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作家老九的叙述语言，它充斥着诙谐、反讽、戏谑、黑色幽默……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复调”。复调的写作常常是一种反证(或互为反证)，被坐实的不一定是真的，被隐藏的可能更具意义；它们不能互相指代，却可以在同一时空对流、交汇。但是它们又难以汇总，求得逻辑的因果与得数，就是说这样的“写作”有时是一种与“得数”无关的运算——它不求真正进入“城堡”，但却不可否认地是一个朝着“城堡”一再推论的不连贯的算式。作家老九把一个形状的不成形性质预留给每一个读者，为文本在“诠释学”意义上的“二次创作”留下了开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