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唐文一)

　　1921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集中共有三个短篇：《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都是作者于当年创作的。其中只有《银灰色的死》曾于2月以“TD.Y”署名投寄给《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但一直杳无音信，直到当年7月份才见诸报端，其他两篇均未发表过。

　　作者在小说集中真实地表现了“弱国子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所处的屈辱境地，并喊出了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反帝反封建的强音。这在20世纪初，还处于闭关锁国的中国是不多的。社会上纷纷指责这本书，然而这部带有鲜明自叙传色彩的小说集备受当时青年人的热捧，初版本印了2000册，两年内不断再版，印至2万册。正如沈从文说的：郁达夫的名字，“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郁达夫为什么要创作出版小说集《沉沦》呢？这得从他1913年到日本留学说起，到日本后第二年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医学部官费留学生，与郭沫若、张资平同班，共同的爱好和志向使他们结为挚友。生性孤傲的郁达夫有着浪漫的情怀，写得一手非常好的古体诗，常借诗情来抒发自己的胸臆，不时有作品在国内报纸和日本的报刊上发表，后来他还参加了日本名古屋著名诗人服部担风组织的“佩兰吟社”。与此同时，他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阅读了上千部欧美国家及日本的小说，这为他进行小说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留学生活是轻松自在的，按郁达夫的说法，“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但作为“弱国子民”又极其敏感的郁达夫内心世界却是抑郁苦闷的，因为在这个充满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思想的国度里，被人看不起，遭人白眼，还被称为“支那人”，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尤其是在与日本青年女性交往中，她们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就会远远地避开他。1920年双十节这天，近千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会馆聚会，听当时日本政界有名的所谓“宪政之神”尾崎行雄演讲。尾崎在谈及中国问题时，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称中国人民是“无智识无觉悟的支那人”，此时坐在下面的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留学生郁达夫气愤得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义正言辞的质问尾崎，说得尾崎哑口无言，只好当众道歉，并草草了事，灰溜溜地退出会场。会后，帝大的同学成仿吾等拉郁达夫到小酒馆喝酒为他庆功，酒刚过一巡，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学生走过来，恶狠狠叫郁达夫让开，口吐白沫地说：“你的位置在支那，跑到我们大日本帝国来干什么？”郁达夫站起身，毫不示弱地说：“你们的位置在这几个岛上，你们跑到我们东北去干什么？跑到我们山东去干什么？！”日本学生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我们是去管理你们这些劣等民族的”，郁达夫怒目而视，俩人扭打起来，成仿吾等人过来帮忙，酒馆老板也过来把日本学生连拉带劝地拽走了。这些事情都在郁达夫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难以抹去。他有好多话想说，想倾吐，更多的悲愤、感慨是诗词难以表述的了。于是1921年他开始尝试小说创作，记得《沉沦》这篇小说写好后，郁达夫曾拿给朋友看，朋友们背后笑他说，中国哪有这种体裁，谁肯印刷出版这书呀！1921年9月初，郁达夫携书稿回国到上海，此时泰东图书局正准备出版新成立的创造社刊物《创造》一刊，在郭沫若的帮助下，郁把书稿编辑成册，以《沉沦》为名交泰东图书局，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三种。

　　短篇小说集《沉沦》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它的问世创了几个第一，首先，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小说创作集，虽然郁达夫不是写白话小说第一人，但他是出版白话小说集的第一人；其次，它作为五四时期第二大文学社团创造社的第一部小说集，与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一起，开创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漫主义先河；第三，它开创了中国留学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留学生生活的小说集；第四，它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一次突破，《沉沦》采用重磅道林纸，字距、行距都很大，标点符号标在行中，比以往通俗小说用纸差，排版密密麻麻的情况要好，给人以现代全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