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家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于波)

——重读《珍妮姑娘》和《简·爱》

　　西方文学作品中，温柔、美丽、善良、纯洁等等是理想和完满的女性形象普遍具备的特征，作为其对立面的则是强蛮的悍妇、恐怖的巫婆和淫秽的荡妇等等。这种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特征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是男权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

　　美丽的木偶

　　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几乎绝大多数只具有年轻美丽的外貌，而无丰厚的内心世界，她们处于一片混沌、柔弱之中。女主人公既没有自我肯定的勇气，更没有自我选择和行动的力量，她们是被男人玩弄和摆布的“木偶”，任凭命运的摆布。就大多数女主人公来说，完全缺乏主体意识，缺乏正视自己社会地位和人格价值的勇气及能力，甚至不能正视自己的贫穷。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的《珍妮姑娘》中的珍妮在选择当白兰德和雷斯托的情妇时曾有过多次犹豫，也曾想就此结束这种“不光彩”的关系，可一想到家庭生计的种种拖累，一想到其他谋生途径的艰辛便只能安守旧状。又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玛丝洛娃选择当妓女的直接理由就是不愿干农活，想过舒适、懒散的生活。贫苦女性想要改变自己的物质困境这无可指责，但是上述女主人公认识不到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比奢华和富裕的物质境遇更可贵，因此她们只能选择后者而放弃前者。

　　纵使我们看到珍妮、玛丝洛娃，又如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不得不为全家的生计向富人出卖劳动力，并在劳作中受到额外的剥削；我们同时也看到，珍妮、玛丝洛娃等也都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们的主人，真情地献出了自己，他们看不到自己爱情中的不平等，更看不到这种爱情终将走向悲剧。大多数男性作家将悲剧的责任推诿给诱惑者或特定的生存环境，认为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以及诱惑者的道德败坏而导致，将女主人公受难的全部原因推卸给了社会、历史和他人，这样就完全忽视和回避了对女主人公自主选择和行动的注视，从而也放弃了对女性形象心理上、性格上更深入的剖析。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以同时代的一些女性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来作一比较。

　　有自主意识的人

　　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是女性文学中一部独特而杰出的作品，尽管它在某些女权主义者看来并不是一部无懈可击的完美的女性文学作品，甚至认为某些部分依然弥漫着传统的男权文化观念和气味，但是它无疑还是一部相当有力的反传统之作。女主人公简·爱从小痛恨虚伪、残酷，默默地但决不苟同地生活着。她顺应感情的自然发展和流露，爱上了自己的主人罗切斯特，成了他精神上的知音和情感上的伴侣。但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的原妻尚未与之离婚且仍然活着时，便远走高飞。也许按庸俗社会学的批评观点会认为简·爱维护了虚伪的资产阶级法律条例，是当时社会的“顺民”，但事实上简·爱内心的自主和自尊意识远远超出法律和道德的高度。而这种意识却正是珍妮、玛丝洛娃等所缺乏的，也是不可企及的。按夏洛蒂·勃朗特的眼光来看，构成简·爱与罗切斯特不平等地位的因素并非是他们的主仆关系，而是简·爱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要么与罗切斯特“重婚”或充当“情妇”，成为一种附庸；要么保持自己独立自尊的地位，离开桑菲尔德。如果选择前者，简·爱就无法得到平等的地位，无法保证今后情感生活的平等和健康发展。作为自尊自重的简·爱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的，因此只能忍痛割舍自己的感情。

　　简·爱这个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够震撼和感染一代又一代的各国读者，正是她以自爱和自重作为人生的支柱，才得使自己的人格魅力得以充分展现。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这个其貌不扬、性格倔强、精神世界丰富的女性，与传统的温顺美丽、聪明伶俐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反差，使得简·爱这一形象在传统的文学中成了著名的叛逆。它突破了以男权的价值刻度或眼光看待世界、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形象的模式，真实地诠释了一个女性的心理状态，一个令男性惊讶的勇敢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