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尚季芳 咸娟娟)

——转型时期的《白鹿原》乡土社会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2月26日11:02 来源：中国作家网 尚季芳 咸娟娟

　　【内容摘要】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相较于城市，这样的变革与转型，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却显得迟滞。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民众，面对如此的巨变，内心矛盾纷繁复杂。以此为契机，接踵而来的各类变化，更是让他们惶恐不已，小人物的命运，也便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便是以此为背景的小人物传记。

　　【关键词】 转型时期  《白鹿原》  乡土社会  小人物  命运

　　近年来，微观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历史的碎片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无不都在关注着历史的细节，历史的碎化。尤其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更是着实做到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瞭解之同情”，更多地从人物的经历，性格方面解读其日后的行为原因，及对整个大历史的影响，也因而成为大历史观与微观史结合的典型成功之作。但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这样一部影响巨大的史学著作，也不乏一些缺陷存在。正如美国作家欧蒲台在为《万历十五年》所写的评论《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中所言：“《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令人伤感的小说。在那里，长城是分段建造的，传说每段城墙之间都留有遥不可及的间距。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虽然快马加鞭，却永远也赶不到宫殿最外层的大门口。卡夫卡那位无名的叙述者说道：‘以同样的绝望和同样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尊崇着皇帝。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对王朝的名称也不确定’”[①]。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欧蒲台在肯定《万历十五年》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其中缺陷的遗憾，而这种缺憾正是由于远离基层民众所造成的。《万历十五年》是大历史观，小切入点，更是大关照，但它正是在这种大关照中，于无意识间走向了另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书写。不过，好在瑕不掩瑜。

　　与《万历十五年》相较，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表面看来，似乎是弥补了这种缺憾，但细细品来，亦觉问题不少。首先，从其编写方法来看，实质乃为我们惯常所看到的文史资料汇编中的大事记编写方法，所不同的是，在史景迁的编写中是以大事记为背景，以小专题为内容。其次，史景迁的文本书写，总给读者一种感觉，即所叙述的人物与其所生活的大历史背景似乎是脱离的，人物游离于环境与历史背景之外。《王氏之死》主角是王氏，但当读者看到王氏之时，却是到了文末，而且只是短短几页，就匆匆离场。与其说关注的是小人物命运，倒不如说是关注历史背景。

　　或许，以上两部史学作品的缺憾，我们可以从其他一些作品中得到弥补。在笔者看来，某些文学作品，正是这样缺憾的弥补，这也证明了“文史不分家”的意义所在。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其虽为文学作品，而且又是小说，但故事背景及其情节，又无一不是史学所关注的问题。比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等。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交叉学科的东西。比如，历史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论，人生地理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像乡土社会的特点，乡约体制，以及人物心理与命运关系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及其所处环境的特色与局限，以虚拟的人名，为读者展现了一段较为真实的历史。

　　一、        

　　王朝崩溃下的民众生活——以白、鹿两姓为例说明

　　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一种体制的瓦解、崩溃，并非一时之事。新体制的建立、运行，也非一帆风顺，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正是这样的道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在沿海地区那些早就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大城市来说，作用确是巨大的。这里的人们相较其他地方而言，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地处西北地区那些远离城市的乡村百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似乎就没那么顺应时势了。面对如此大的变革，他们更多的是惶恐与不安，“民主、共和”是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概念。他们所知道的只是皇帝被赶下台了，他们所思考的也只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的问题。白鹿原上乡土生活的大幕，也即在这一时刻缓缓拉开了。

　　白鹿原上的乡民们知道有辛亥革命这回事，还是从冷先生，这位医术高超的大夫那里获得的。起初，他们只是听说“城里‘反正’了！”[②]，但是真是假，不很确定。直到冷先生从城里归来，他们才获得肯定的答案。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乡民们的内心并没有什么期待，欢喜可言，反而更多了许多惶恐与不安。这一点，我们从老族长白嘉轩与冷先生、鹿子霖的对话[③]中，可以明显感知到：

　　白嘉轩问：“是不是反正了？”

　　冷先生答：“反了正了。”

　　鹿子霖又接口问：“‘反正’是咋回事？”

　　冷先生说：“反皇帝，反清家，就是造反哩嘛！说是反了正了，还说是革了命了。”

　　白嘉轩问：“那皇帝现时……”

　　冷先生说：“皇帝还在龙庭。料就是坐不稳了。听说是武昌那边先举事，西安也就跟着起事，湖广那边也反正了，皇帝只剩下一座龙庭了，你想想还能坐多久？”

　　鹿子霖问：“是要改朝换代了？”

　　冷先生说：“人都说是反正，革命……”

　　白嘉轩问：“反正了还有没有皇帝？”

　　冷先生说：“怕很难说。城里清家的官们跑了，上了一位张总督。”

　　鹿子霖问：“总督是个啥官职？”

　　冷先生说：“总督就是总督。管咱一个省，该是二品……”

　　白嘉轩说：“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

　　鹿子霖说：“皇粮还纳不纳呢？”

　　冷先生抿了一口茶，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没有了皇帝的日子该怎么过……

　　陈忠实将此巨变的对话场景设置在这三人之间，是有明确用意的。白、鹿两家为该原上的大姓，白嘉轩又是族长，经验丰富。冷先生四处给人看病，见多识广。可就是这样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面对如此巨变时，所表现出的，却是一种无知和无措。那其他的那些张三、李四之类的乡民，他们的反应自是不言而喻。而这恰恰反映了乡土社会的最大特点，即封闭性与缺乏流动性。白鹿原上的民众，世世代代都在这原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生活，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死后也必然要埋于斯。这里虽也有邻里间的纷争、纠葛，但只要族长出面调解，一切又都会恢复如初。朴实、憨厚、仁义，是这里的传统美德，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也因此而得名“仁义”白鹿村，村民们更是以此为荣，为傲。但这次的“反正”、“革命”，是一种社会体制的变革，它已不是一个小族长，一个小村庄所能承受和改变的了。面对这样的大变革，过惯了安稳日子的乡民，从心理上一时间是难以接受和招架的。

　　而对日后民国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朴实的乡民更是感觉难以接受。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对此忧心忡忡，疑问迭起：“没有了皇帝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是不是还按清家测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纳粮？剪了辫子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④]

　　与白嘉轩的犹豫和迟疑相较，鹿子霖似乎永远都表现得很是顺应时势的样子，倒有几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味。一“反正”，一“革命”，鹿子霖就摇身一变，从封建遗老，一下子成了民主乡约，而且一上任“就展现出非凡的办事能力和组织才能”[⑤]。在这之前，他还参加了任职训练，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封建遗老，“鹿子霖脱下了长袍马褂，穿上了新制服”[⑥]，“回到白鹿村，在街巷里遇见熟人，全都认不出他来了。他对这种反应已不奇怪，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回答他们的询问：‘在县府受训。满了。十五天满了。这衣裳……制服嘛！’”[⑦]。

　　有几分顽固的白嘉轩最终也剪掉了辫子，还鼓励女儿白灵不缠足。从日后白鹿原的故事来看，白嘉轩所代表的这一类人，即那些朴实的民众，他们并非是什么封建遗老遗少，他们也并非是清廷的绝对拥护者和追随者，面对社会变革的事实，他们之所以“顽固”、恐慌，迟迟不肯做出行动，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他们真正拥护与追随的不是皇帝，而是那份已有的安稳与恬淡。可就在他们思索、琢磨之际，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

　　二、        

　　觉醒中的女人——田小娥、白灵

　　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长篇小说，抑或其他，女性永远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创作题材与必要元素。从封建社会到民主共和，无数女性在饱受摧残与痛苦之后，逐渐觉醒。“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揭开了女性近代化的序幕，并带动了女性的近代化发展，而女性的近代化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进程；没有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女性的近代化，而没有女性的近代化，就没有真正的近代化。”[⑧]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部史诗性巨著，但不得不承认，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是一部女性悲剧性文学。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女性的同情与不忍。从白嘉轩的七房老婆，到田小娥、白灵、鹿冷氏，这些性格不同，命途多舛的女人，每一个都在向我们讲述与诉说着女人的悲剧人生。然而，正是透过这些悲剧，才让我们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乡村女人的生活——现实而又残酷。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极具叛逆性格的一个人物，她的出现源于作者写作的一种突破，一种将人性本质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突破。而这种突破之中又不乏同情与无奈。

　　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使当时社会主体的男性心理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撼动着女性的心理。身在乡间村舍的田小娥，虽未受过新式教育的熏陶，但内心却充满了反叛意识。而这种反叛意识的缘起，则是其生而为人的更内在的东西，这更内在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它可以概括为一个恒久的待回答(阐释)的命题：怎样才能使自己生存的好、好上加好、不断优化。”[⑨]正是出于这种本能，这种欲望，所以田小娥才敢和长工黑娃私通，以此来反抗郭老财东对她的不公待遇。尽管，对田小娥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陈忠实在创作这一形象时，的确是做到了“瞭解之同情”。而这种“瞭解之同情”，纵然最终将田小娥推向了悲剧的结局，那也不是作者的意志，而是在那个大历史背景下，田小娥之类女性所必然会有的结局。

　　田小娥以一个外来女人的身份走进白鹿原，这个她原本陌生的环境。她甘愿抛下原有的衣食无忧的优裕生活，跟着黑娃来到这里，原只想安安分分过日子，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但她的到来，却打破了白鹿原这个典型的乡土社会素有的平静。这个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⑩]而田小娥于白鹿原而言，无疑是个外来户、陌生人。她的到来，一下子就引起了白鹿原上人们的注意，这种注意一则是因为她的美貌，但更多的还是一种不信任。因为在乡土社会中，信任产生的基础是熟悉，而田小娥与白鹿原，恰恰欠缺的正是这种熟悉。

　　起初在面对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之时，乡民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凭黑娃的本事，哪里能弄来这么一个美貌的媳妇。当证明这个女人果真来路不正时，则对其充满了嘲讽与鄙夷。黑娃的父亲鹿三对这桩婚姻更是极力反对，力劝黑娃“快快把这个婊子撵走”[11]。劝谏失败后，一气之下便将黑娃赶出家门。作为族长和权威的白嘉轩在这之后，还想再劝黑娃放弃田小娥，说：“这个女人你不能要。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你拾掇下这号女人要招祸。我看了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你黑娃能养得住的人。趁早丢开，免得后悔。人说前悔容易后悔难。”[12]但面对这些，黑娃最终还是选择了和小娥过日子，因为他知道“我一丢开她，她肯定没活路了”[13]。黑娃的坚持，让他与小娥在白鹿原有了一个家，虽然贫寒，但很幸福。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们相互扶持，谁也不曾料想日后时局的变化，却将他们推向了不同的命运结局。

　　从第一次火烧白鹿仓粮台到日后在白鹿原上刮起“风搅雪”搞农协，黑娃的每次行动，无不都将田小娥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风口浪尖。当时局变动，黑娃由顺势变为逆势，选择逃跑之后，田小娥这个黑娃的婆娘，便成了替罪的羔羊。一个女人被嘲讽、毒打，受尽侮辱，却还能坚强的活着，只因心中还存有希望，希望黑娃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和她一起过日子。但当黑娃越走越远，她的希望渐渐渺茫，于是开始求人帮她实现愿望。鹿子霖，这位她的“干大”，却于此时趁虚而入，占尽便宜，还利用她的仇恨心理，将白孝文拉下水，让白嘉轩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

　　纵观田小娥短暂的一生，似乎就是一张由性关系编织成的网，而正是这张网“它相当深刻地把当时社会心态和人际关系的种种畸形现象呈现给了人们”。[14]这其中既有黑娃的执着坚持，白嘉轩的仁义道德，又有鹿子霖的卑鄙下流，白孝文的唯唯诺诺，以及白狗蛋的轻佻猥琐。而田小娥的命运，也在这张网的编织过程中最终走向了毁灭。但她的命运，她的叛逆与屈服，无不受制于时代，受制于环境。一个女人，在民主渐入人心的时期，在民国秩序混乱的年代，想凭一己之力，用世人最不齿的行为，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小日子，势必要以悲剧收场的。而她的行为，即便在死后，也还是继续为白鹿原民众所唾弃。纵然，田小娥以鬼上身的形式，陈述自己的冤屈，但终还是逃不过那座孤塔的镇压与封存。“香魂一缕随风去，愁绪三更入梦遥”，或许对田小娥而言，这就是最好的解脱。

　　与田小娥这个从未受过新式教育的农村媳妇相比，白灵可谓是白鹿原上第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社会的巨变，让封建思想体制在崩溃、瓦解的同时，也还留有不少遗存。新式教育，新式学堂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舆论的纷争中渐渐走入乡土社会的。受此影响，白灵也从乡间私塾，走向了城里的教会女学。随着新知识的渐次累积，她由蒙昧也变得激进。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她的命运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得传奇多彩。

　　白灵是白鹿原上走出去的第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而她的出走，则更多地起到了一种乡间与外界的互动作用。虽然，白鹿原自那以后，很少有人知道白灵的消息，但作为读者，无不从白灵在城里所经历的一切中，感受到当时中国时局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人物命运发生转折之时，以至最终以悲剧收场之后，也终于渐渐传入了那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白灵或许很不起眼。然而，对于固守纲常的白鹿原民众而言，这个女娃确实不得了。在乡间学堂让老师出丑，不顾家人反对投奔城里读书，响应实事需要积极参与革命，公然对抗封建婚姻，追求自己的爱情。所有的行为，都显得另类，别样。然而，纵使心比天高，可终究逃不出命比纸薄的悲惨结局。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允许白灵这样的人物出现，但只能是少数。更多的人依旧沉默着，徘徊着，过着属于乌合之众所特有的循规蹈矩的生活。白灵的出现，或许也曾让她们为之振奋，甚至有那么一些人，也曾想要像白灵那样活一把，可行动还未实施，惨烈的现实就对她们当头一棒，白灵的惨死，让其彻底的断掉了这样的念想。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白灵作为一个觉醒的新女性形象，让人羡慕，但更多了几许惋惜。因为她在觉醒的同时，却丢失了女性本该拥有的许多东西，甚至是性别角色。她太刚强，为了革命放弃父爱，离开家人，失去初恋，远离丈夫，甚至丢下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之于事业，她是女强人，可纵然再强，依旧是个女人。在为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她放弃了一个女人所该享有的全部权利。香消玉殒后，无人问津的结局，又让我们在痛心的同时，更多了几分对“白灵现象”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三、        

　　暴力与革命——白鹿原上的“风搅雪”

　　乡土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即稳定性。在这种特点的支撑下，乡民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却踏实、自在的日子。他们的生活也因此远离纷争，远离政治，正如杨剑利教授所言：“基层民众的生活远离政治，与其生活直接相关的才是关键的大事。[15]”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处理很多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关键的大事之时，生活在基层的民众又会于无意识间陷入政治的泥潭，而白鹿原上的“风搅雪”，正是这样的情形。

　　北伐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中间的曲折过程不容忽视。尤其是北伐中的民众生活，向来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区域，而《白鹿原》中火烧白鹿仓粮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那群突如其来的“白腿乌鸦”，“一帮反革命军阀”[16]的残余，在战乱中来到白鹿原，在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天遇荒灾，还要一再征收所谓的军粮。贫苦的乡民，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忍气吞声。终于忍无可忍，黑娃在鹿兆鹏的引领下，放火烧了粮台。他的革命生涯也从此拉开序幕。但在黑娃的意识中，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其实已然是一种反抗反革命军阀的政治行为。

　　当这群乌鸦兵终于退出离开之后，白鹿原上的“风搅雪”也最终刮了起来。饱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贫苦大众也终于在此时，干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促成这一切的，正是中共成立之后领导农民运动的渐次展开，以及在北伐即将胜利之际为最终彻底打倒反革命军阀的统治，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为胜利积蓄力量的史实。白鹿原上的暴力革命，也便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而这场“风搅雪”的暴力革命从一开始，就似乎充满了恐怖和血腥。“各个村子的农协争先恐后地把他们村子的财东恶绅牵着拽着到白鹿镇游街示众，花样不断翻新，纸糊的尖顶帽子扣在被游斗者的头上，红红绿绿的寿衣强迫他们穿到身上，脸上涂抹着锅底黑灰又点缀着白色糨糊，由的别出心裁把稀粪劈头盖脑浇下去”。[17]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民众，凭着自己的一腔愤怒，将那些地主老财，贪官污吏，一个个都推上了白鹿原的大戏台，甚至用铡刀铡了部分人的“狗头”，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惩治那些人民的公敌。但当时局变动，那些曾经的诸如黑娃之类的农协骨干，则一变又成了田福贤等人惩治的对象。他们在白鹿原上，所刮起的则是另一种性质的更为暴力、残酷的“风搅雪”，是一种将农协成员，共产党员，斩草除根的疯狂性报复行为。

　　同样还是白鹿原的大戏台，只不过这次被批被斗的对象已不再是地主老财，封建军阀代言人，而是那些农协成员。这次的批斗，相较之前黑娃他们所搞的那次，更加大张旗鼓，但台下的民众却没有了那次的兴奋，而是多了很多痛心疾首。铡刀被换成了先进的长枪，哄闹的场景不再，戏台下一片秩序井然。田福贤显然比黑娃“聪明”很多，而且很懂得如何愚弄百姓。“乡亲们，兄弟大难不死又回原上来了！”[18]这样的开场白，于田福贤而言，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警告。宣泄他对之前农协成员及乡民们对他处置行为的不满，警告台下的百姓他回来是要报仇的。而这对白鹿原上的群众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也预示着新的灾难即将来临。果然，田福贤的报复计划很快就展开了。他先是威逼利诱，痛诉黑娃的“不法”行为，还请来了曾经揭发他的金书手为自己“洗刷冤屈”，更不惜上演苦情戏，痛哭流涕。在一切软措施实施完毕之后，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为了对付贺老大，更为了杀鸡给猴看，让白鹿原的民众知道和他田福贤作对是何下场，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残忍行径令人发指。原本平静的白鹿原，就这样再次陷入了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了恐怖的气息，血腥味儿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能退去。面度如此惨绝人寰的场景，没见过世面的乡民，有谁长着几个脑袋，还敢跟他斗？人人自危的结局，便是乖乖听话，学会明哲保身。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以暴制暴的结果，只会将贫苦无依的平头百姓，推向更加黑暗的深渊，甚至是一片生灵涂炭。无辜的百姓，有谁会想到，这样的报复行为会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反扑，而他们却在无意识间参与到了其中，成了炮灰。但这就是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他们似乎游离于时代之外，然而却又永远都无法走出那个时代。甚至因为时局的变化，白白搭上一条无辜的性命。他们不是什么精英，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正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那个特殊时代所独有的一面。

　　四、        

　　屹立不倒的祠堂——中国人的寻根情结

　　“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人地系统’中的‘人’，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区域空间从事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人，即社会性的人……‘地’是指在空间上存在地域差异的地理环境。”[19]而在乡土文学中，“一定的区域空间”则更多指的是家园，是故乡。那些“人”也多指故乡的人，即乡民与乡党。故乡之于每一个曾于此生活过的人们而言，无不具有一种魔力。“故乡是这样一个地方，不同的家庭的住宅于比邻而居形成了集合。乡亲既有友谊和爱情，也有血仇和世恨。人们永无穷尽的恩恩怨怨谱写了爱与恨的历史。每一个人的人生之开始就被故乡的本性所规定，通常所谓的‘乡音’就是故乡在人身上的语词化的精神烙印。故乡对人的规定是如此之深，以致使人们在终结时也要还乡——叶落归根。”[20]

　　叶落归根，这种中国人典型的寻根情结，在乡土文学中似乎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沉积这一理念的标识之一就是祠堂。入族谱，进祠堂，最终所要表达的心理诉求，则是一种朴实的身份认同。“‘身份’定义正是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的联系依据；利用这种联系，他能够获得关于生活意义的解释。[21]”而白鹿原上那座祠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故事，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寻根情结与身份认同。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祠堂已不仅仅只是一座建筑，而更多了几许文化特质，即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开化，反封建意识觉醒，对传统事物也有了全新的审视，这种审视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一再变化。

　　“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却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22]”即便如此，生活在白鹿原上的乡民却始终视此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凡原上的重要仪式，重大会议，还有对那些有辱族规无耻行径的处罚，都要在此举行。起初，当黑娃带着田小娥回到原上，为取得乡民的信任，更为寻得身份的认同，他要求自己与小娥同进祠堂，但因为这个女人来路不明，所以未能如愿。当时事变迁，神圣的祠堂成了封建的标志之时，黑娃也摇身一变，成了农协成员，于是打破这个封建堡垒，就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黑娃的这次行动中，祠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洗劫”，这个神圣的之地，几乎变成废墟。当然，这跟黑娃的仇视与报复心理有很大的关系。然而，黑娃所发动的这场“风搅雪”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了。随着黑娃的逃亡，祠堂又被老族长重新修葺了起来，砸破的祠碑又一次被立了起来，白鹿原上的民众，还是如从前一样，于此开会、议事。

　　“风搅雪”的失败，让黑娃走向了军旅生活；战争的残酷，又将他逼上了“梁山”，成了土匪。在经历了诸多变故之后，黑娃最终又进了军营。此时的他在新婚妻子的帮助和鼓励之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于是，经过努力，他终于成就了“学为好人”的梦想。谁又能想到，此时的黑娃还会想回乡祭祖，再入那个曾经被他打破、惩治过的祠堂。不过，黑娃最终还是进了祠堂，了了心愿。

　　与黑娃不同，白孝文曾是白鹿原的族长，也曾是祠堂的守护人和捍卫者。但由于他与田小娥的私情，以致最后落寞，成为人人所不齿的败家子。这个曾经受过“耕读传家”熏陶的“仁义”之人，却一度被父亲赶出家门，甚至沦为乞丐。但世事难料，时局变化，白孝文的命运又于绝处逢生，而且此后几乎平步青云。改头换面后的他，为了显示自己如今的威武，更为了给父亲争回丢掉的面子，也选择了回乡祭祖，重进祠堂的做法。

　　黑娃与白孝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但在遭遇诸多变故之后，都选择了回乡祭祖，重进祠堂。纵然各自的意愿，目的不同，但至少在获取身份认同以及所表达的寻根情结上，二人是一致的。“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那种找不到家，没有归宿感的日子，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中国人的心中“月是故乡明”，树高千尺，落叶总要归根。这是一种乡土情结，更是一种寻根心理。因此，纵然世事如何变化，那些人物的命途如何多舛，但祠堂却依旧屹立不倒，为那些渴望还乡，回家的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此时的祠堂命运也便与那些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余论

　　乡土文学，作为文学系列的一种，从很大程度上而言，确实可以反映基层民众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无不都是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虽然琐碎，但却有滋有味，而且意味深长。

　　茅盾曾说过：“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而给与了我们。”[23]春荣又进一步补充说：“乡土文学作家笔下的地域与人物的‘小天地’、‘小世界’，必须与外部大世界和社会总体相联系，哪怕是某种信息的透露。”[24]陈忠实与《白鹿原》，正是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在这样的作者和作品里，那些生活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25]，而这就是大历史背景下生活于乡间的小人物命运。“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那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喊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就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26]所以，田小娥的悲剧，是时代的必然。而冲破了封建思想枷锁的白灵，最终势必逃不出政治斗争的厄运，同样命运的，还有改头换面，要“学为好人”的黑娃。

　　社会形态的变化，亦或社会的转型，让白鹿原这个原本近乎桃花源似的地方，在那样的大历史背景下，接受了一场风雨的洗礼，而这种洗礼则是由这个原上进来或者出去的人们所带来的。在这场洗礼中，白鹿原或许还是那个白鹿原，但进进出出的人变了，心态变了，观念也变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在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有些人激进；有些人固守纲常、道德，有些人见风使舵、唯利是图；有些人活着，有些人死了，但无一都逃不出那个时代，那样的背景。而正是这些进进出出的人们，这些为生活奔劳的，生存于乡间的基层民众，这些沉默中的大多数，通过他们的日常点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化。《白鹿原》，之于我们，是小说，是故事，更是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除了人名字是假的之外，其他的，可以说都是真的。

　　[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3页。

　　[②]③④⑤⑥⑦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6—77、85、89、90、90页。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7页。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同上。

　　[⑧] 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⑨] 畅广元：《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1]1213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38、138页。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同上。

　　[14] 畅广元：《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15] 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16]1718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19] 陈慧琳主编：《人文地理学》，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20]21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7、50页。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50页。

　　[22]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23]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第6卷第2号，1936年2月1日。

　　[24] 春荣：《新时期的乡土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5]26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7页。

　　同上书，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