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熊元义)

　　2009年10月中旬以来，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其实，这个问题14年前就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被提出来了。为什么14年前提出的问题，14年后才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不是在文化思想领域，而是在社会婚姻领域？这既耐人寻味，又令人欷歔不已。

　　1995年，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诞生50周年。北京天地剧院演出了舞剧《白毛女》。在看完后退场时，我听到一些年轻人议论：白毛女真傻，怎么不嫁给黄世仁呢？黄世仁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要钱财有钱财，要地位有地位，要势力有势力，要文化有文化；而王大春呢？要什么没有什么，要钱财没有钱财，要地位没有地位，要势力没有势力，要文化没有文化。还是黄世仁要比王大春可爱。这些议论引起了我的思考。在这期间，我看到一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写的一部中篇小说《何处是我家园》。这部文学作品和歌剧《白毛女》都是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下层妇女，但前者却是和后者“对着写”的。在比较这两部文艺作品中，我提出了白毛女嫁给了黄世仁这个问题。

　　2000年4月，轰动一时的话剧《切·格瓦拉》塑造了一位不“傻”的当代白毛女形象——东方之子。这位东方之子肆无忌惮地说：

　　“宣扬什么血统论？少跟我卖弄‘末代王爷’《最后的闺秀》！我还法兰西友人呢？老子本应该投胎在(指街北)前面香榭丽大道，没落贵族也好，新兴资产阶级也好，反正满门都是金发碧眼。家里有俩中国人，全是佣人！(跌手顿足)可怎么愣就给我生在了北京东城南锣鼓巷，地地道道的东亚蒙古人种，世世代代离周口店不远？！唐朝那会儿可以和胡人混血，但中国那会儿那么阔，不混也罢。八国联军那会儿可是机不可失，除了日本，一水的西洋。那一次真是‘文明冲突’，正好打一场人种改良翻身仗！没看见人家越南南方，美国兵留下的孩子一相面再一验血全挣上了美元？怎么当时躲在井里的我太奶奶太姥姥没一个儿这么想？如今一照镜子烦不烦哪？你就再怎么哼马赛曲再怎么唱星条旗再怎么把《独立宣言》倒背得如同‘床前明月光’，(指着镜子)你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身在小胡同心在白金汉，瞧义和团光着膀子那份儿德性，看美国鬼怪式长得的确顺眼，你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明明是自己又丝毫不是自己，压根儿不是人家却加倍是人家，(对镜纳闷)怎么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骂中国咒中国损中国涮中国恶心中国寒碜中国踢中国啃中国撕了中国操了中国，(将镜子摔碎)你—还—他—妈—是—这—张—脸！！！”

　　而“既然街南街北这么老大差别，就多想想怎么跟那边断绝关系，抓紧办移民，路子我都蹚出来了—”“当不了大款就傍大款，开不起银行就抢银行，没投胎富人区就搬进去，不给迁就翻进去，空中不成走地道，没招儿了才讲平等呢，有本事谁他妈当老百姓呀！”

　　这种赤裸裸的“傍大款”意识，进一步促进了我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的思考。于是，我撰写了《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在20世纪的变化》一文。我在深入地比较了20世纪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的变化的基础上指出：20世纪40年代，贺敬之等所塑造的白毛女对奴役她们的黑暗世界是反抗的。白毛女对黄世仁的认识是清醒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黄世仁他是我的仇人！就是天塌地陷我也忘不了他跟我的冤仇啊。他能害我，能杀我，他可别妄想使沙子能迷住我的眼！”对黄世仁的压迫是反抗的，“我就是再没有能耐，也不能再像我爹似的了，杀鸡鸡还能蹬打他几下哪，哪怕是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吧，我也要一口咬他一个血印。”这种反抗也是彻底的，“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贺敬之等肯定了白毛女的这种斗争。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作家所反映的不傻的“白毛女”对她们所处的屈辱世界是屈服的。那一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在中篇小说《何处是我家园》中就写了一位不傻的“白毛女”秋月不是嫁给黄世仁，而是甘心情愿地接受比黄世仁还要坏的地头蛇查老爷的玩弄。这位秋月和她的伙伴凤儿忍受不了贫穷的煎熬，自甘堕落。凤儿说：“没钱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人，就得做些不是人做的事。”秋月也说：“我不甘心过这种贫苦的日子，我只要能生活得舒适，不管怎么做都行。”在凤儿的百般努力下，秋月是可以保持人的尊严的。但是，秋月却为了过上舒适的日子，放弃了宝山(矿工)的真挚的爱情，心甘情愿地让地头蛇查老爷蹂躏和玩弄。秋月虽然已心知查老爷欺骗了她，虽然已明白查老爷确如人所说的笑面虎，虽然知道查老爷安排她走是想要长久的得到宝红，可她想，就是明白了这些我又能拿他怎么办？如她一样渺小的人们的生活都是操纵在查老爷们手上的，由他任性编织。纵是看透看穿了，也还不是得依从他们？如果反抗了，未必就比服从了好些吗？而既然是渺小的一群，能做到什么反抗？不就是赔上自己的一条命，与其这样，莫如由他去好了。看来，秋月不是没有意识到她在受欺骗和被玩弄。但是，秋月却没有多少反抗和抵触，甚至越来越有点自得其乐了。当代中国作家这种“对着写”不是为了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溃烂一面并进行坚决的批判，而是肯定了秋月的这种生存哲学。与现代中国作家贺敬之等相比，当代中国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恐怕很难能说是进步的。

　　在2009年9月底的一次文学讲座中，我再次从文化的角度批判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现象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弹，不少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中国女大学生不但不接受我的批判，反而十分大胆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这不能不令我十分震撼。我多年的批判不但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歪曲。其实，当当代白毛女纷纷嫁给黄世仁的时候，这将伤害不少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仍在社会底层打拼的优秀分子。他们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将再次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受到剥夺的时候，在情感生活上也要受到剥夺，即在情感和婚姻资源上处在更加不平等的地位。

　　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没有反应，不是偶然的。有些当代中国作家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地“现实化”过程中。即对现实的强烈参与认同，并去热烈拥抱。“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当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比较容易跻身既得利益集团中。这些年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已是较为获利的群体，他们不但不反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反而鼓励白毛女纷纷嫁给黄世仁。这就催生了当代中国社会最聪明的高中生纷纷舍弃真理和智慧而选择财富和权力的价值观的现象。2006年2月，中央电视台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对话》节目。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该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财富”和“美”几个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竟然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参见毛崇杰的《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云梦学刊》2009年第三期。)看来，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中国女大学生十分大胆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就不奇怪了。

　　为此，我很有必要进一步地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进行深入地解剖。

　　一、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和过去普遍出现的陈世美娶公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一为女性，一为男性。因此，如果我们肯定白毛女抛弃王大春嫁给黄世仁，那么，就必然肯定陈世美抛弃秦香莲娶公主。这与我们提倡的诚实守信、艰苦奋斗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而当中国文化的这种重情重义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遭到颠覆后，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这些当代“白毛女”。

　　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9年已超过0.48。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反而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其实，我们并不反对白毛女追求现代化的“生活”。 但是，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是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而是在不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的前提下从下层阶层跻身到上层阶层而已。

　　三、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出白毛女已放弃追求白毛女们的解放，而是转身追求自身的解放。这种个体解放的实质就是从一个阶级或阶层分化出来，跻身或异化到另一个阶级或阶层。因此，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社会出身。当代“白毛女”为了彻底地改变自身的艰难处境，追求个体的自由，纷纷背叛她们所出身的阶级。她们不是从根本上捍卫她们所属的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从这个阶级中分化出去，成为压迫和剥削她们所属阶级的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玩偶和装饰。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在反映个体和群体的矛盾的基础上反映了群体的认同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虽然“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但他却看到了“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然而，寓公的子孙后代不一定认同愚公移山，至少有些子孙可能放弃移山，而是搬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颇广的话，“一年七，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认爹和娘的现象绝不完全是说他们不认具体的爹和娘即自己的爹和娘，绝不完全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孝顺问题。这段名言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就其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的基层，但是他们大多数大都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所谓“孙子哲学”，明确宣布“这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要中国人当美国人的孙子，就是“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还有人鼓吹“傍大款”，说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就要抓住一个大的，‘与巨人同行’，说你傍大款你就傍嘛”。这种认为中国应该自觉地充当美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就会发展起来的谬论，就是彻头彻尾的洋奴哲学，就是公开地鼓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真没想到，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竟然堕落到了这种买办和汉奸的地步。

　　当前，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无根”和“失语”状态在目前愈来愈严重，其症结恐怕就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本来出身社会底层，但是他们不是维护中国基层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抒写中国基层人民的深沉苦难，而是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阶级，跻进了异己阶级。他们在为这个异己的阶级说话的时候底气不足，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背叛。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舍弃理想主义，顺从现世主义，表面上是一种精神背叛，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背叛。在池大为参与的一次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中，他发现华源县的血吸虫发病率为百分之六，而他们的调查报告却上报百分之三点六二。虽然池大为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因为当年他的父亲和他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出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但他还是沉默了，放弃了“吼一声的责任”。百分之六的发病率与百分之三点六二的发病率相差百分之二点三八。说真话，就意味着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得到及时治疗，将减少痛苦和死亡；说假话，就意味着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缺医少药，将增加痛苦和死亡。而说假话虽然损害和践踏了底层人民的利益，但维护了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维护了个人利益。在人民利益和少数集团利益(包括个人利益)的斗争中，池大为倾向了说假话。池大为的这种沉默和放弃就是对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犯罪，就是参与对底层人民的犯罪活动。池大为这种放弃，不仅是一种精神背叛，而且是一种社会背叛。他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像他的父亲一样无助的人。也就是说，池大为背叛了他的社会出身。可见，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而当代中国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这种社会背叛又是当前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演变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不少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可见，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与当代中国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精神背叛和社会背叛是一回事。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与歌剧《白毛女》“对着写”绝不是偶然的。

　　四、这些年，当代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国民财富总体是极大增长的。但是，却出现了绝大多数人“干得多挣得少”而极少数人“干得少挣得多”的现象。在初次分配上，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运营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当代中国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很突出。在二次分配领域，税收杠杆又未能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随着这些现象的日益严重，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滋生那种不劳而获的思想。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的集中而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