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的魅与惑——福建诗歌的海洋意识

　　福建诗人蔡其矫为“在路上诗歌大系”作序的时候，说道：“福建也有一个诗歌金三角，核心自然是福州，两翼为闽东和闽南……”蔡其矫写作此文，是在1997年，其时所作论述，大体也符合福建诗坛的基本格局。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福建最大的诗人群体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诗人，恰好分布在这个三角地带。

　　福州借省会地利之便，成为全省诗人的向心之地，始终没有停止过纯正意义上的诗歌社群和活动。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代表性诗人是吕德安。这是一位因置身事外而永远重要的诗人，热爱诗歌的读者仅仅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重要诗论和诗选中得知其名，却极少见他在诗坛上抛头露面，恰如诗人朵渔所言，德安的诗久在坊间流传，但主人从来不曾迈出青山半步。只有在外省一流诗人向德安致敬的时候，更多诗人才会意识到，在福州城区某个角落，或在福州郊区的北峰山上，住着一位重要的诗人。

　　闽东作为一个诗歌地标，发端于“霞浦诗群”。从1980年代开始，大约不到20年时间，霞浦这个小县走出了不少于10位优秀诗人和诗评家，因而在当代诗坛创造了一个地域性神话。与福州吸纳全省各地诗人的情况不同，霞浦为全省各地输送了一大批诗人，从而显示了一方水土的特殊养分和活力，也见证了当代社会中依然还有可能存在的乡土文明的奇迹。多数霞浦籍诗人生活在外地，但依然有如汤养宗这样的诗人长年蛰居本地，如林中老虎，养成王者之气。

　　闽南是福建诗歌的另外一个重要地标。它既不像福州一样海纳百川，也不像霞浦一样泉眼喷流，而是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跨行政区划的地域里活跃着一批诗人。在这个地域之内，最耀眼的诗人当属舒婷。这位诗人同样深居简出，似乎毕生之志就是在厦门鼓浪屿上消磨时光。但是作为“朦胧诗”运动的女先锋，舒婷早已是一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文化符号。她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一页，而且这一页还被转化为学校教材和大众读物，因而成为新时期以来福建诗歌的一面旗帜。

　　仅仅针对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这段时期而言，由福州、闽东和闽南构成的福建诗歌金三角确实是存在的。在这个金三角的外围，则是一个由北京、福建、四川三地构成的大金三角。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几何游戏。特别是对于福建诗人来说，他们尤其在意这个双重三角构型隐含的关乎福建诗歌本身的意识形态密码。当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大金三角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强调某种差异性：福建诗歌之所以成为当代诗歌版图的重要一极，缘于它独特的海洋文化属性。因此，当蔡其矫说到福建诗歌有别于北京、四川的地域特性时，他指出“海洋诗会成为向前发展的重要一环”。当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小金三角时，他们又是在强调福建诗歌内部的某种同质性：福州、闽东和闽南三地之所以领跑福建诗歌，缘于它们“都是邻海之地”。从闽东霞浦到福州，再到闽南地区，它们勾连成一条漫长的弧形海岸线，如此巧合的地理分布，不能简单解释成是上帝无意间在福建沿海地带遗落了三把诗歌钥匙。诗人们更愿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相信，这是福建人千百年来向海讨生活的一种实践产物，转化为主观层面上的东西，则是一份精神遗产。

　　这份精神遗产的特定含义，就是指福建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海洋意识。如果把这种意识翻剥开来，可以看到它的双层构造：

　　第一层构造属于题材层面的，其实是诗人与海洋元素展开对话的自然意识。当代福建诗人自觉地接受了海洋元素进入他们的诗歌血液之中，并出色地完成了某种创造性转化工作，从而在中国诗歌版图中开拓了独树一帜的“海洋诗”版块。从大传统来看，山川、河流、湖泊均是构成中国诗歌的自然意识的重要元素，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山水诗”传统。即便边塞诗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它们也是面向“北漠”，而非“南洋”。只有在当代福建诗歌写作实践中，海洋题材才被大尺度凸显出来了。关于这一点，蔡其矫在1990年代已意识到了，但在说法上还比较保守，称海洋诗“为数尚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说法是可以突破的。海洋题材在当代福建诗歌写作中不仅为数较多，而且不少重要诗人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如蔡其矫的《波浪》、舒婷的《双桅船》、吕德安的《沃角的夜与女人》、汤养宗的《水上吉普寨》等等，均是涉海题材的作品。

　　从个案来看，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创作的“海洋诗”是最为可观的。他在1950年代出版的《回声集》和《回声续集》，收入作品大多是“海洋诗”。这些作品一度被批评“最多只有爱国主义思想，而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又主动到长江水利建设工地接受改造，写出了《雾中汉水》等重要作品。虽时空转换，但在蔡其矫看来，海洋元素始终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得到延续，“反正江和海都是水，我要向水讨生活”。即便是新时期以来，蔡其矫以脚步丈量土地，其间创作的大量反映地方风貌的诗歌，也未能摆脱海洋元素的渗透。蔡其矫开拓的“海洋诗”，在舒婷、吕德安和汤养宗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中得到了延续，并且在更年轻一代福建诗人中变得更加自在和成熟了。新千年以来，福建诗坛还出现了一些专注于“海洋诗”的写作者，如“霞浦诗群”中的“70后”诗人张幸福，就是一例。近年还有一些新出道的年轻诗人，如1988年出生的林宗龙，同样表现出了对海洋元素的天然接受。

　　无论是从面上看，还是从点上看，海洋元素确凿无疑已经进入当代福建诗歌写作的自然意识之中，并通过几代诗人的传承书写，成全了一种权且称之为“海洋诗”的写作传统。这个传统正是福建诗歌区别于外省诗歌的美学基石之一。

　　第二层构造属于审美层面的，实则是诗人从海洋元素中转化而来的社会意识。海洋之上空空如也，并无社会可言。但凡从海洋得来的社会意识，其实是一种漂洋过海而来的观念，是一种泊来的彼岸文化。蔡其矫在1962年写下《波浪》一诗，“把波浪当作自由人民的象征”，是受了一个外国故事的启发。但并非只有在“海洋诗”中，才可见到这种海洋意识的存在。以杜运燮的创作生平来看，他较少涉猎“海洋诗”，但他长期从事海外文化的译介工作，对海洋意识的接受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舒婷笔下，无论是“海洋诗”，还是其他题材的作品，始终活着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同时又充满了爱意的女性形象。在舒婷之前，这个女性形象一度被抑制在深眠状态，是海洋潮汐的日夜传迅，最先在这位海岛诗人的内心深处唤醒了它。

　　海洋季风为福建诗歌送来了波浪、贝壳、珍珠、海鸥、灯塔、双桅船和海岛姑娘等等带着海鲜味道的丰富元素，也带来了自由、爱、女性意识和“人”的观念觉醒。这就是“金三角”的魅力之所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不同层次的海洋意识不仅让福建诗歌在大陆诗坛的大金三角中占据了重要一角，而且让福建诗坛的小金三角也熠熠生辉，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同一进程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沿海神话”。然而世易时移，当互联网和全球化将世界缩小成一个“地球村”时，当生吃三文鱼在乌鲁木齐和福州的时尚餐厅同时流行时，海洋意识还能为福建诗歌带来先锋动力吗？这正是“金三角”带给今天的福建诗人的困惑。

　　“金三角”必将属于历史。今天的福建诗人惟有将它们挂在墙上，以之自勉，并寻找新的精神路径，才能开拓出新的诗歌版图。海洋对于整个福建版图而言，只是一片延伸的、流动的地带。在弧形的海岸线之内，是重重复重重的丘陵和纵横交织的河流，以及宛若凝固在山水画里的无数宗族式村落。这片地貌才是福建人的日常生活的依托，从长时段来看，也是福建文化的守固之基和创新之源。它不是海，可听八面来风；也不是北方平原，可观金戈铁马。它是茫茫大海与内陆平原的缓冲地带，可休养生息，亦可吐故纳新。“碧海微茫望蓬岛，清都隐约桃花村”。闽东诗人崔世召描绘霍童古镇的诗句，想必正是多数福建人曾经无法起身离去的人间常景。这是一片温和的山水，一种退步的人生。栖息于此，闽人通往澄明之境，收获了武夷茶叶、德化白瓷和朱子理学，收获了建盏、四堡印刷和脱胎漆器。这些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福建制造”，散发着诗性之光，实乃闽地山水的独特造化。

　　以海岸线为起点往丘陵深处走去，可以看到福建诗歌的另外一种寄托背景，亦可梳理出另外一条精神线索：一种隐约存在于福建诗人身上的山水意识。这种意识的真实含义是向内寻找真实和传统，通过正本清源来开掘源生性创造力。德化籍诗人徐南鹏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福建诗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自足性，而开放性只是补充。这位诗人诞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但不是海洋意识，而是山水意识，让他领悟到了作为一位诗人的本真存在。在当代福建诗人身上，确实可以看到这种山水意识滋养了他们的诗歌写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当属吕德安。他出生并成长于海边小镇，但他的诗歌无疑是最具有山水意识的。在新旧思想处于交锋状态的1979年，这位诗人才19岁，就写出了《沃角的夜与女人》。这首诗注定不属于那个勇往直前的时代，它不是革命，也不是自由，更不是顾影自怜的爱。它是一种虚静清明的叙事状物，回到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唐诗传统，也回到了“以林泉之心临之”的山水精神。

　　在这个争先恐后的时代，福建诗人未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向山水意识寻找自身的精神传统和动力，做一个“后退”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