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6日的上午,几代孩子们喜爱的《小布头奇遇记》的作者、一代童话大家孙幼军离开了我们。
前一天下午我去医院探望,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我握住他的手和他说话,希望他能够睁开眼睛看看我。“老孙,我是之路……老孙,小布头奇遇记!老孙,你的作品还没有写完……过几天我再来看你,不是在医院,而是在你的家里……”过了几秒钟,觉得手被轻轻的握了两下,我的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
一位作家叔叔把漆黑的头发用两手攥住,然后从头发里挤出一滴滴墨水,滴到墨水瓶里,然后蘸着这墨水给孩子们写文章,文章写完了,头发也全白了,叔叔也就变成爷爷了……这是孙幼军童话中的一段文字,也是孙幼军创作生涯的写照。
孙幼军1933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然后被分配到外交学院汉语教研室任教。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让人难忘的事情:参过军、当过运动员,带着全家去干校劳动,在外国使馆教外交官说中国话,在大学教古代汉语,业余写童话。用孙幼军自己的话说:“一辈子干了三件大事是淘气、读书和教书。小时候曾经想当作家,回过头来看,我写作的时间比干上述三件事中任何一件事的时间都少得多。”
孙幼军实在是个认真而又敬业的大学教师,30多年呀!叫他教育家也恰如其分。可是一个“小布头”却如影随形的跟随了他后半生。让他成为了几代人熟知和喜爱的著名作家。
永远的“小布头”
那是1960年的一段时光。大学刚毕业,孙幼军要写一部大学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已经写了五六万字。他病了,躺在床上,看着用图钉按在床头上的一个中指大小的布娃娃。灵机一动——他写了一部童话,一年以后,童话出版了,叫做《小布头奇遇记》。有一次,他到儿童电影厂来参加创作座谈会,当一个电影学院的女研究生知道面前就是“小布头”的作者时又惊又喜。回家连夜做了一个布娃娃送给孙幼军,说这就是她心目中的小布头。这个“小布头”一直放在孙幼军的书柜上。孙幼军经常对我说,其实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不比“小布头”差,可他们都没有受到过“小布头”的待遇。我笑着说这毫无办法。
孙幼军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独立成书的就有50部之多,其中以童话为主,童话《小布头新奇遇记》《铁头飞侠传》《怪老头》《小猪唏哩呼噜》《亭亭的童话》《小贝流浪记》《神秘的大鸟》《小狗的小房子》都为几代人称颂;武侠小说《仙篮奇剑传》和一些成人小说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妙趣横生,真实可信,酸甜苦辣都付笑谈之中。
除了童话和小说,老孙还写了许多讲述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散文,都是他真实的回忆,同时也是对那时的“所作所为”发自肺腑的留恋和感叹。读着这些出自真心和爱心的篇章,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善良而又淘气的小孙幼军,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精灵在活泼地跳动。有些地方让我思考,有些地方让我落泪,有些地方让我想到自己的童年——人类的历史过去了几千年,尤其在近几十年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代大踏步地前进,生活的质量在变,生活的观念在变,但人性没有变。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根琴弦,你拨动了自己的就会意想不到地发现,有无数的琴弦与它发生共鸣。这些篇章不光是孙幼军自己的,也不光是属于他的同龄人的,它仿佛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往事”。
他知道儿童需要什么
孙幼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童话有着标志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他的童话最大的特点就是贴近孩子,关爱孩子,理解孩子,因而获得孩子们深深的喜爱。孙幼军很清楚儿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强调“审美作用”是文学的社会功能之一,强调“趣味”、“快乐”、“美的享受”。他认为:想象力、幽默感、美感、同情与爱等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与此同时,孙幼军也不赞成那种“讨好”的“娇惯”的儿童文学,一味地的夸奖,孩子做什么都对的写作他也是反对的。他认为,孩童时代给别人带来的烦恼似乎是不用“忏悔”和“请求原谅”的,因为你‘不懂事”嘛。但是你懂事了,就不能认为这是应当的。你应该说,爸爸妈妈很辛苦,把我养大不容易。在孙幼军的文章里,恰恰看到了这种理解和歉疚。那些爱过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善良的、帮助过我们的前辈们可能不会责备我们,甚至已经忘了。可我们自己不该忘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在孙幼军的许多文章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良知”。有些文章尽管很短,但真正是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
我初学写作,阅读《小布头奇遇记》,我就成了孙幼军的“粉丝”。30年前,在一次春节作家聚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孙幼军也来了。朋友把我带到他的桌子跟前,孙幼军立刻站了起来,谦和地微笑着,还有几分不安。我记得他穿着一件褐色的皮茄克,敞开的拉锁露出一件旧毛衣,个头不高却很匀称,身板挺直,显出结实和力量,热情、机智、平易、潇洒随着他的谈话和笑声不时的洋溢出来。
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我经常把我的不成熟的构思将给他听,得到了他真诚和无私的指点和帮助。孙幼军是一个真诚而谦逊的人,他是个遇到表扬便显得受之有愧,遇到恭敬变会局促不安的人。反之,他看到那种自以为拥有“资本”就忘乎所以、神气活现的人,便产生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孙幼军的平易、平和是发自内心的。他长我十几岁,成绩也比我大得多,但我从没又称他过孙老师而只是叫他老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孙幼军是个最富有童心的人,这是他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孙幼军的执著让我感动。除了日常生活的教育,他对童话作品的书写也处处表达出对少年儿童心灵的爱护和关照。他不赞成一个作品在结尾的时候让孩子喜爱的主人公死去,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孩子的感情。每每想起和老孙交往的时光,我常常问自己,什么是童心?在老孙的身上,童心就是一颗善良之心,童心就是一颗真诚之心。孙幼军的才情加上他的童心才有了他那支酣畅的生花妙笔。
一个“好玩”“淘气”的人
老孙多才多艺,在我眼里,孙幼军就是个生活版的孙悟空。“文”功高强、正直善良、自由洒脱,除此之外他还会“七十二变”。在大学里他讲授古代汉语,业余时间却给孩子写童话,还能翻译俄文和日文的作品;他喜欢京剧,二胡拉得相当好,还曾经是吉林省花样滑冰的第二名。有一次,在宾馆的大堂,他当场金鸡独立,双臂优美地张开,在光滑的地面上做了个冰上旋转动作,那一年他已经65岁,我们都情不自禁地为他鼓起掌来。
孙幼军是一个非常“好玩”、“淘气”的人。每到我家来的时候,他总是把门敲得咚咚响,就像大灰狼在敲小白兔家的门。我先是吓了一跳:“谁呀?”“公安局的!”我吓了一跳,开门一看,门外站着哈哈大笑的孙幼军。
有一次孙幼军和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我端上一盘精心制作的酱鸭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大家看看手艺怎么样?老孙尝了一口说:“相当不错!”接着又说,这个办法挺好,以后我请客的时候也买一只酱鸭子,然后说是自己做的。朋友们跟不上孙幼军那快速而幽默的思路,一起看着我说:啊!原来是你买的呀!怪不得这么好吃呢?我当时几乎要气“疯’了,眼看自己的“创作”变成了‘剽窃”。任凭我怎么申辩,孙幼军也笑着帮我解释,可是你想,还说得清吗?在座的朋友可能至今也没有明白他们那一天吃的鸭子是谁做的。他们吃了一只“糊涂鸭子”。
60多岁的孙幼军出行骑一辆简易的小摩托,那摩托是烧柴油的,速度很快。有一天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回来,我开着车在前面正常行驶,忽然从后视镜里看见孙幼军骑着小摩托紧紧跟着我的车。这可把我吓坏了,急忙在路边停下,走下车,双手作揖对孙幼军说:“你饶了我吧”,他却点上一只烟微笑说:“怎么样?别看我的车小,跟上你没问题。”
他70岁的那年,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年龄还可以学开汽车的消息,就打电话给他,他非常兴奋,在夫人的支持下学会了开车,让他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孙幼军是个“潇洒自由”的人。他不光是穿着打扮随意,心灵也渴望潇洒和自由。他获得过许多文学的大奖,但从来不为名利所累。有一年,我们推着自行车站在展览路的马路边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他刚刚被聘为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他在大学的职称是副教授,现在校方的意见是,回到学校上一段课,可以评为正教授。如果继续当合同制作家,职称可能就是这样了。老孙理解学校的规定,但他实在舍不得能有两年的时间专门写作。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有主意,就问他:“你怎么想?”他说,他还是愿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说好!就这样,孙幼军这个副教授一直当到退休。
什么时候都有柔和的光
孙幼军写作时那样温馨、那样有趣,但是在生活中却有棱有角、是非分明、嫉恶如仇。谈起社会上的一些丑陋的现象,他有时候激动得像个孩子,好恶常常溢于言表。同时,他又是个很看重情谊的人。诗人、评论家樊发稼是他多年的好朋友,经常感动地说,每当我得病或者难过的时候,除了家人,第一个出现在我身边的就是孙幼军。
后几年,孙幼军的耳朵有些问题,戴上了助听器。在会议上如果一个人说话他还勉强能听得请,但是人一多,耳朵就嗡嗡响。那段时间里他也来参会,很少发言,他说别人的发言只能知道个大概。那时候,他在会议上用DV拍摄,回家后把有我发言的那段视频做成光碟送给我,让我十分感动。他还下载了许多世界儿童故事电影和动画电影做成光碟送给我,每张碟片上都有老孙亲笔写的电影的名字、国家和集数。现在,几十张碟片还放在有着童话图案的3个盒子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纪念。
读者看孙幼军的作品流畅天然,以为毫不费力,其实每个字都是推敲再三,几乎近于“折磨”。老孙是一个非常认真和用功的人。他从小学的时候就记日记,一直记到重病前夕。十年动乱,他把那些可能会“惹事”的日记本送到锅炉房准备绕掉,犹豫再三,还是保存了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有一次他把日记中有我名字的部分发给我,居然有近100页的篇幅,有些事情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看了以后很是惊讶、感动。
孙幼军把那些手写的日记亲自录入电脑的时候,曾对他的夫人说:“景彦,别人都活一辈子,我们却活了两辈子……”2004年以后,孙幼军得了几次病,脑血栓和脑梗让老孙的听力下降,参加社会活动少了许多,但依然坚持写作。
2013年,孙幼军80岁生日,台湾作家桂文亚发起并专程从台北飞来,几个好友给他庆贺。汤锐激动地说,他写的第一篇评论就是评孙老师的作品;孙建江捧上了“孙幼军著,孙建江点评”的新书《孙幼军论童话》;作家金波送给孙幼军一幅字,大家展开欣赏。金波在落款中写到:录幼军诗“咏台灯”,赠金波。一九九一年我赠孙幼军新年贺卡,三天后收到幼军诗珍藏至今,今书之恭祝幼军兄八十大寿。孙幼军、金波二位先生举着条幅,大家唏嘘不已。22年过去了,这首诗又回赠到写诗人的手里。金波是有心人,也是知心人。因为这首“咏台灯”就是孙幼军、束沛德、金波、樊发稼等老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共同心声。
几天前的8月15日,我在台北参加“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会”,会上一位作家问我,孙幼军先生对你的作品《傻鸭子欧巴儿》曾经说,“如果我事先知道张之路在故事结局让那只鸭子死去的话,我一定会劝说他,那只鸭子不要死……”我想回答:老孙啊!后来再版《傻鸭子欧巴儿》那本书,我已经改了结尾,那只鸭子没有死,它和老爷爷小孙子生活在一起……但是悲从中来,我哽咽得不能说话,我示意主持会的桂文亚女士告诉大家孙幼军去世的消息。
那一刻,我觉得老孙不舍得走远——他就像一棵快乐而又结实的大树,永远屹立在希望的原野之中。他耐得住案头的孤独,不在乎顶着的是破伞还是桂冠,什么时候都有柔和的光,什么时候都有无声的暖,一支燃不尽的烛,一本读不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