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他选择了什么——评龙仁青的短篇小说

　　当下小说创作的全部困难，不止是作家如何面对读者的问题。事实上，无论作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客观上他都要面对自己与传统、与西方、与当下的对话关系。这种潜在的对话关系是一种规约，有能力回应这样规约关系的作家，才有可能在创作上游刃有余，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如果是这样的话，龙仁青是这样的作家。龙仁青生于青海湖畔的纯藏族地区铁卜加草原。于是，他创作上的特点很容易让人与经验民族和出身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早就论述过时代、种族、地理与艺术的关系。应该说，民族文化和边地环境，是龙仁青最初的文化记忆。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与他原初的文化记忆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龙仁青这样的出身和生活背景看做是他小说风格或特点的一个依据：他的小说简单清澈、阳光温暖。那里洋溢的草原气息随风飘荡，芬芳却也简约。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再也没有隐秘的角落，特别是对于作家而言。因此，对于小说呈现的特点和风格而言，既与作家的出身和生活背景有关，同时也是作家有意选择的结果。

　　面对“现代”，龙仁青的小说选择了简约。龙仁青的小说无论情节还是人物都不复杂。但是，我们阅读时的心情却复杂无比。或者说，龙仁青在貌似简单的人物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背后，隐含了他极为尖锐或敏锐的发现。他的小说一直有一个隐结构，这就是对“现代”的参照。“现代”是比较古代和传统的一个概念。“现代”意味着进步、发展甚至福祉。让所有的事物都进入“现代”是现代的诉求和目的。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现代”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奥运消息》，似乎就是写一个名叫次洛的孩童由衷的欢乐——他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望远镜。望远镜是一个“现代”的器物符号，它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放大了外部世界，于是一切都变得奇妙无比，次洛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龙仁青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他借助或“征用”了望远镜这个现代符号，表达的显然是另外的意思。我们注意到，小说开篇时，次洛起得很早，他要去牧羊，在他拿起望远镜之前，他先拿起了“乌尔恰”。“乌尔恰”是放牧用的抛石器。这个抛石器是草原文明的符号，尽管有了“现代”的望远镜，但望远镜“中看不中用”，那个传统的抛石器才是次洛生活可靠的依据。两个器物的同时出现在小说中显然意味深长，这个表面上的“文化差异”，是为更深层的文化差异做的铺垫。一天早上次洛通过望远镜发现了一张报纸，他追上了这张报纸时也同时抵达阿克普罗家的门口。次洛看到的报纸只是“一张大大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姑娘微笑着，一手拿着鲜花，一手还拿着一样圆圆的东西，那东西是用一条布带挂在脖子上的，就像此刻的次洛，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次洛不懂汉语，是阿克普罗在县城工作的儿子万玛看到了一位上海姑娘陶璐娜获得了女子十米气手枪冠军，为中国奥运军团获得首枚金牌。万玛欢呼雀跃进了帐篷，手里拿着哈达奔向远方。而次洛不知发生了什么，留给他的只是“意外地睁大了眼睛”的错愕。这样一个足够重大的事件对次洛来说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作为器物的望远镜虽然足够现代，但现代却和次洛没有关系。这显然是一桩文化悲剧。这种文化差异性在龙仁青的小说中多有出现，比如歌手与录音机、摩托车与马等。在这些意象的对比中，现代与过去的紧张关系骤然凸显出来。这使龙仁青的小说在简单平和的叙事中，有一种高山兀起的千钧之力。

　　尽量简化的方式是龙仁青小说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当然有现实依据，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简单的人际关系是生活的原色。但是如何在小说中完成这种关系的处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猎枪》只写了父子两个人，小说有这样一个细节：母亲披了一张羚羊皮，混在藏羚羊群中，试图活捉一只小藏羚羊，却遭到晚归的父亲的误杀。当孩子苦苦发现了猎枪，希望父亲带他去打狼时，父亲却将猎枪瞄准了兔子。苦苦难以理解父亲的举动，甚至非常愤怒。但孩子不知道的是，正是这把猎枪和狼的关系，隐藏着父亲最痛苦的记忆。《情歌手》中的歌手，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从此就迷上了纯真质朴的情歌，并依此缓解他失去亲人的巨大隐痛，慰藉他心中的孤独。在一种极为简约的关系中，他的小说却流淌着一种令人心动、挥之不去的苦涩之情。那简单的生活里少有现代气息和元素，但也有现代生活稀缺的简约和单纯。简单的人际关系里，却有任何事物都不能换取的真情。比如父子、夫妻、母子的情感等，它是如此的感人而真挚。

　　面对“现代”，龙仁青的小说选择了“过去”。龙仁青写草原、写藏地的小说之所以独特，与龙仁青小说选择的面对现实的情感方式有关。比如对“现代”的认识，在早期“底层写作”作家那里，更多的是对“现代”负面后果的痛切批判，于是小说大多是泪水涟涟苦难无边。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即便是批判显然也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比如《失去家园》，写尽了草原深处的忧伤。

　　春去冬来，一年过去了。

　　农场的地里还是没有长出庄稼，远远望去，一块块切割得整齐的田地上，只有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在稀稀落落地生长着。开荒挖地时大量的草原植被被铲除，随着冬日劲风的来临，植被底下那一层黑土慢慢地被风干，日复一日，当黑土脱离了那些盘根错结的草根后，摇身一变，成了细细的沙土，并在风的簇拥下，开始向四周蔓延。仅仅一个冬天，以往被大片大片新开垦的土地围绕着的门仓农场，便被沙漠围了起来，让人以为是一座和某种人类文明一起被埋没在沙漠里的远古遗址。但人们根本没有从这种荒芜景象里得到某种教训和启示，他们抛弃了已经沙化了的土地，又拿着锄头和铁锨向别的处女地进发了。

　　“现代”，常常是以不断牺牲传统的文化和自然领地为代价的。《失去家园》发现了“现代”这一问题，它的批判性显而易见。不同的是，龙仁青并没有做出一种激愤或激烈的姿态，他的批判隐含在另一种表达中：就在老刘失去心爱的二丫、肆意流窜的沙土将整个草原埋起来的讲述中，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还有什么比失去亲人和家园更让人痛切忧伤的呢？二丫临死之前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回到原来那个家，“看看长在地里的庄稼”。面对荒滩和沙漠，二丫没有画家的闲情逸致，她也不会欣赏这被扭曲的自然奇观。她心里只有家乡记忆中的庄稼，因为新开垦的农场根本就长不出庄稼。《人贩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地方的小学搞到一笔捐款，送来了一批桌椅板凳，本来每人有一张小桌子，不知道为什么却缺了一张，村长只好让已经分得小桌子的自己的儿子把小桌子给了河对岸那个村民的儿子，于是，儿子每天去河对岸那张桌子上做作业，两个孩子也其乐融融。突然一天，洪水冲走了村长的孩子，他从桥上掉下去淹死了。孩子死后，悲痛不已的村长老婆埋怨村长，说他如果不把小桌子给了河对岸的人家，他们的孩子就会平安无事。村长尼玛于是决定为死去的孩子买一张小桌子，他要还给孩子一个愿望，也弥补自己心里的不安和缺憾。当尼玛来到城里看到身穿与自己孩子生前同样校服的孩子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他走到了一个孩子面前说：“你是我的儿子啊！”结果，在城里人惊恐的大呼小叫中，失去儿子的尼玛被当成了“人贩子”，警察粗暴地带走了他。尼玛也是活在“过去”的人物，一旦走进“当下”，尼玛的生活即刻幻灭了：没有人理解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心里的感受，“现代”就是如此的冷漠和惊慌失措。

　　面对“现代”，龙仁青选择了“慢生活”。现代就是一日千里，现代就是速度。快，是现代最值得炫耀的事物之一。但是，面对现代的速度，龙仁青的小说却选择了“慢生活”。如上所述，龙仁青的小说关系极为简约，简约的关系与速度无关，有关的是作家的讲述能力。在龙仁青这里，他经常用大量的笔墨篇幅状写自然景物和风情风物。比如山河、草原、花草、帐篷，他不厌其烦。看起来似闲笔，其实是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情歌》：“层层叠叠的绿色像波浪一样翻滚着涌向远方，其间随意点缀着红的黄的蓝的白的野花。野花中最多的是那种叫馒头花的一簇簇白花，那一缕缕若有若无的淡淡芬芳就是从这花上散发出来的。草原上有牛羊群，有远远近近随意散落着的牧民的帐房。有一个关于帐房的谜语是这样说的：远看像牛粪，近看八条腿。很贴切，是个不错的谜语。”类似的文字在龙仁青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叫做“景物描写”，现在的小说很少看到景物描写，作家似乎都很急切地奔向主题。龙仁青不急不躁，他反而钟情于这个陈旧的方法，在景物状写中表达他对“慢生活”的意属和向往。对“慢生活”的理解和接受，才有可能使龙仁青的小说有散文化的倾向并富有诗意。比如他小说的题目《雪青色的洋卓花》《绛红色的山峦》《牧人次洋的夏天》等，如果说是散文的题目也完全可以。因此，表现在具体文字上，就无意识地接续了现代白话小说的抒情传统。这个抒情传统来自沈从文、孙犁、汪曾祺一脉。这一文学脉流在主流文学史的叙述中，一直不如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评价。这与百年中国的历史处境有关，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有关。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传统被逐渐钩沉出来，其价值才得以在不断阐释中被发现。龙仁青显然与这个文学传统有关。但龙仁青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记忆又决定了他接受的限度：他使用了抒情的形式，书写的却一定是自己的经验。

　　龙仁青在他的小说集《光荣的草原》后记中说：“我一直认为并坚信，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净化和洗涤自己，使自己变得洁净、纯粹、甚至透明。作家的肉体和心灵因此要经受净化和洗涤过程中的磨难和疼痛，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和心里，伤痕和孤独在所难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龙仁青的净化和洗涤自己的方式，就是不断的用简约、过去、前现代和对慢生活的接受来实现的。应该说，是现代复杂多变的生活，照亮或发现了草原和过去，是现代文明照亮或发现了龙仁青过去和记忆。有了现代，过去才有了诗意，就像城市的现代文明照亮了乡村文明一样。但是，过去或乡村是只能想象而不能经验的。用李敬泽的话说，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表达生活的“不可能性”，“不可能性”的诗意和理想化感动了我们，于是成了我们共同的想象。因此，龙仁青讲述这些故事，并不是要我们回到那种生活——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而是希望我们能拥有憧憬、怀念那种生活状态的心境，并不是一味地前赴后继惟恐落于人后。读龙仁青的小说，特别容易想到席慕蓉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想起张承志某些作品的忧伤或愁绪。那里有赞美、有怀念，但更多的是一览无余的诚恳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