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如何承担责任与使命

　　作家的困境及责任、使命是一个老话题，今天旧话重提，仍有现实意义。有担当、有抱负的作家，理当肩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通过作品说话，通过优秀作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切实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要担起责任和使命，首先要看作家本人是否具有承担起这种天职的能力。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外在和内在的疑难、困惑，这些问题成为这个时代中青年作家的集中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为：青年作家如何被发现、被培养，而不是被忽略、被漠视；青年作家的作品如何更多地被主流文学圈关注、被批评家评介、被媒体重视、被出版社推出；青年作家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处理好网络、信息等新技术、新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协调好文学性与市场性关系；青年作家如何突破自身创作瓶颈，获取更大上升空间等等问题。

　　上述的困惑大部分是外部问题，并不难解决。核心问题来自内部，即作家自身如何提升、如何突围。解决自身创作上的困惑，首先要认清三个问题，一是当前中国现状，二是当前中国文学现状，三是自身创作现状。

　　先看中国的现状。几十年来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道德状况，人人心里都有判断。

　　再看中国文学的现状。我赞同王蒙先生的评价“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也赞同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见解。而且，我比陈晓明对当代文学的评价看得更高。“五四”新文学的成就，除了普遍的思想深度之外，无论文体丰富度，还是具体文本语言、叙事的成熟，其实都被当代作家所超越。中国文学根本不必妄自菲薄，这是严肃文学的现实。就文学格局来讲，网络文学、类型文学、通俗文学也正方兴未艾，蔚为壮观。

　　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怎样？我们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成为壮大中国文学队伍的重要一员，还要成为有所推动和改变的一员？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功力，没有足够的影响，没有优秀的作品，那么承担责任和使命，发挥导向和示范作用，影响世道和人心，就完全是一句空话。为此，作家倒是需要好好审视一下自己，观察一下自己。

　　就我个人的观察和阅读体验，要提升作家的素质应该考虑以下三点：

　　一是在信仰上有所敬畏。当代中国的名家大师，其文体自觉和叙事能力已经不亚于任何国际一流作家，但是，我仍然无法把他们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等相提并论，乃至不愿把他们跟帕慕克、库切、奈保尔等相提并论。为什么？缺了点什么。我直觉源自不同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中国作家总是显得离地面太近而无法更宽广和更超拔。想想自己，我们信仰什么？敬畏什么？在灵魂的最深处，有没有敬畏，有没有慈悲，有没有超越？

　　二是在道德上有所坚守。读者在各类文学期刊、出版物中不难发现，突破伦理底线的作品屡见不鲜。如果产生在网络文学中或通俗小说中不奇怪，产生在刊发严肃文学的具有导向性的名刊大刊上，那就是时代的耻辱、严肃文学的耻辱了。普世价值和道德底线在这类作品里，受到了公然的挑战和奚落。

　　何为底线？约翰·罗尔斯提出“不杀伐、不奸淫、不偷盗和不杀人”的底线伦理说。何怀宏也指出，一个社会道德底线的较完整内容要以一种符合其底线的方式——尽可能广泛和平等的对话讨论——来达成共识。但有一些最基本的核心规范可能已经相当具有共同性，它们包含在所有文明的道德法典中，比如说这样一些古老的戒律，像不可杀害、不可盗劫、不可欺诈等，以及从肯定的方面讲是让人活命、乃至有尊严地生活，让人说话、平等对话等等。道德底线一般是指那些你必须履行、不履行则会受到批评和谴责的义务，这构成现代伦理的基本内容。

　　伟大的文学作品能形象和鲜明地反映人的处境、性格、命运以及社会道德的冲突和个人精神的状态，生动体现人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理想的探求，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度，故而与现实人生和社会伦理有一种深刻而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进行一种伦理叙事，“文学即人学”。当然我说的伦理叙事是广义的，即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层面上，探讨文学与人生伦理，反映人的处境和追求，但这广义之中，也包含了狭义的道德伦理的内涵，并不是“上帝死了，什么都可以做”。

　　三是在文学性上有所自觉。什么是好的文学？好的文学就是文学性强的文学。这句话可能对文艺学界专家来讲不一定成立，因为是否具有一成不变的文学性，是否存在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一直以来聚讼纷纭，直到现在仍争论不休。不过可以肯定，长期以来讲“文学性”的有无，并不妨碍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历史语境中“文学性”存在的共识。文学性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存在于形象思维之中。如南帆所说的，想象、虚构、不懈的创新追求，正是当今文学所匮乏的，也是当今历史语境所渴望的。

　　对于青年一代作家来讲，写出好作品乃至伟大作品是毕生的追求，也是承担起作家责任和使命的立身之本。每个写作者都希望在文学史中有自己的位置。但一部作品是否留得下，传之久远，内部隐含了各种权力角逐的文学史复杂的权衡。具体地说，在这个权衡的坐标上，横轴是文学与一个时代的互动，纵轴是在文学传统名义之下的各种传承，以及对传统的创新和发明。文学与时代的互动，文学的传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历史性与审美性等等相结合的标准，并没有过时。在此基础上，作家才能出好作品，才能真正成为好作家，才能真正担负起历史、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于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