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片天——赵华儿童文学创作及其意义

　　地处内陆偏远地区的宁夏，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创作一直相对薄弱。曾让人眼睛一亮的李银泮、王月礼都先后淡出了儿童文学的视线。这样的状况延续了将近10年，直到赵华和他的作品出现。截止目前，赵华成了宁夏儿童文学的一根独苗。由此可见，赵华及其儿童文学作品在宁夏文学中的存在，不仅仅代表个人，更是宁夏儿童文学作为地域文化的标示。他固然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却是“一个人，一片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华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应成为宁夏文学的一个亮点，一处风景。

　　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通观中外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作家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类。一类是“天生的”，一类是“造就的”。前者如卡洛尔、林格伦、罗大里、凯斯特纳、内斯比特、A.A。米尔恩、E.B。怀特等，后者如安徒生、斯蒂文森、柯罗迪、马克·土温、班台莱耶夫、奥苔尔、巴里、恩德、达尔、普鲁士勒、J.K。罗琳等等。在我看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其心灵与孩童有着天然的契合，他们仿佛早已洞悉或通晓儿童成长的精神密码，因此，提笔之时，他们往往不需要思维转换和精神回溯，就能够自然而然进入童年生命拙朴、纯真的通道，直抵儿童的心灵。“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往往命定地走向儿童文学；而“造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则往往需要经过文学的特殊训练，才能够获得儿童文学登堂入室的那把金光闪闪的钥匙。而且“造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大多不是一开始就走向儿童文学，而是经过寻找、摸索，乃至经历文学挫折后，才进入儿童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华对儿童文学创作似乎有着天生的认同感。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尽管如此，通读赵华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品后，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作为“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赵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却是“非典型”的。这种“非典型”一方面酿造了他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他的文学局限。

　　首先，赵华的儿童文学创作突破了文学创作传统的区域意识和地理概念，体现了一种“超时空”“超文化”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意识。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他作品内容素材的选择上。

　　一般来说，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他的童年记忆、童年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他生活于其中的童年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想象、思考密不可分。换句话说，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往往总是根植于他所联系的语言、文化、情感、记忆，如此一来，他笔下的文字，必然不可避免地携带着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个人的种种信息、气质、韵味、感觉。而这种直接或间接取材于自我童年记忆或当下的童年生活的作品就构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常态结构。现实中，我们目力所及的绝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如此。

　　但是，赵华的创作却显示了不同的路径。在赵华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秘鲁贫苦少年顽强而无望的生活挣扎(《南纬十六点三度》)；可以看到美国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一个底层家庭孩子耳闻目睹的社会种种怪象及体味到的温暖和苦涩(《开元通宝》)；可以看到一个初涉职场的西方青年为挽救病危的母亲所经受的精神熬煎(《波江座晶体》)……却很少能够看到属于他自己的童年记忆、童年体验。赵华似乎有意无意规避了属于自己所处的区域文化的地理信息和童年事实(当然，这和他选择更加强调虚拟性、想象性的童话、科幻小说体裁不无关系)。显然，与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立足于现实生活展开想象、重构童年的“单极虚拟”不同，赵华选择的是从“生活”到“故事” 的“双重虚构”。这是一种完完全全依靠想象、幻想支撑起来的创作。这一方面固然充分体现了赵华卓异的想象力和娴熟的童话叙事技巧，扩大了作品的题材领域和文化视野，让他的作品由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异域气质和神异气息；但另一方面，对于寂寥而空阔的宁夏儿童文学来说，缺少对地域文化和童年现实的关注、呈现，也让赵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在面对这片热土的童年生存状况时，很大程度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这一点，是值得赵华深思与警醒的。因为作为当前宁夏地区惟一引起国内儿童文学界关注的作家，赵华理应担负这样一种文学职责——通过儿童文学创作为区域儿童文学塑型，为地域童年立传。但是，就目前来说，赵华的创作在这一点上还是有所欠缺的。

　　其次，赵华的儿童文学作品有清晰的价值坐标，渗透着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深沉的童年关怀气质。中国古典文论讲究“气韵”，也有“知人论世”“文如其人”之说。生活中的赵华宽厚善良、温和细腻、诚挚守信、坦率热忱，这样的心理品格映照在作品里，许多时候就凝结为主人公善良、柔软、细腻、坚韧、诚实、正直的形象特质，也构成了推进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苏姗的小熊》当中，小苏姗率真的珍视、关怀，让外星生物哈笔戈雅第一次体味到感动，从而才有了生命意义上的心灵回应与情感馈赠；《灰骏马》中，正是因为保有质朴的平等意识和悲悯情怀，“我”才在面对灰驴子的凄惨遭遇时陷入痛惜与无奈、愧疚与愤懑交织的情感旋涡而痛苦万分；《开元通宝》里，又是作为孩童的“我”那份质朴的同情和微薄的爱心，才引发了一段传奇故事，也一步步揭开了19世纪华裔劳工建造美国“太平洋铁路”这段血泪斑斑、曲折离奇历史背后的惊天秘密，同时更传达了流淌在一代代中华儿女血脉里那种历经磨难、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玉汝于成、坚守信义、一诺千金的民族精神；《银盔》里，爷爷对古老城门楼日复一日、矢志不移的坚守，守护的不仅是一段生死承诺，更是数百年前行星智慧生物遗留在地球上的科技奇迹；而在《南纬十六点三度》里，妈妈对智障愚癫的哥哥加西亚不离不弃的爱无疑是贫病交加、濒临崩溃的整个家庭否极泰来、赢得转机的关键……这一切看似偶然，实际上却是宇宙规律、生命法则使然。其中那缕缕人性的闪光不仅在故事里一次次照亮了阴霾密布的历史和现实，更折射了赵华作为一个童年书写者的理想主义情怀。故事中，赵华借助看似天马行空，实则徐迂有致的想象褒扬了那种恪守信义、尊奉诺言、坚忍不拔、宽厚仁爱的淳朴人格、人间道义，也让读者从一个个故事里，洞悉了潜藏于童年、少年天性中的那些在岁月深处熠熠生辉、莹莹动人的美好品性。

　　除此之外，对故事的倾心与对可读性的追求，还让赵华的作品具有良好的阅读效应。

　　众所周知，儿童文学是故事文学。在包括题材、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结构等基本面和要素的文学范畴里，故事是儿童文学文体存在的核心要素和关键面。赵华深知这一点，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殚精竭虑进行故事的编织和营造。通观赵华的童话作品，无论是幻想空间里的“恐龙归来”(《恐龙归来》)，还是现实境遇里的“温情期待”(《圣诞树》)；无论是真实的鸟语王国(《乌鸦广播电台》)，还是虚拟的魔法世界(《通往南极的冰箱》)……曲折生动、趣味横生的情节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与传统“热闹派”童话的写作不同，赵华编织故事的同时，总不忘在语言的气息里或情节的肌理中融合一些让小读者嬉笑之余有所沉思、回味的元素。比如，《天使小笨鸡》当中，只因小笨鸡阿卜多拉对本科特老爹病情怀有一腔诚挚牵念，于是，它天使之梦的实现就显得那么奇异而又自然；《瓶中阳光》里，小老鼠毫克看似愚钝无知的举动，也因为他毫不雕饰的率真与执拗而让一群母鸡倍觉珍贵、留恋；同样，《通往南极的冰箱》里，小查理对旧货商贩微薄的善意和同情在引出一个奇妙故事的同时，还让小读者体味到生命之间那种心气相通、惺惺相惜的温情……这样的例子在赵华的作品里举枚不胜。

　　当然，如同大多数年轻作家一样，赵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尽管已经形成一定的特色，但尚未定型。就目前而言，赵华的创作主要集中在科幻小说和童话两个领域。就童话而言，诚如上文所说，赵华走的基本上还是“热闹派”童话的路子。但他的创作却不是一味“热闹”，而总是希求“热闹”得有内涵、有分量，其中总不乏情感的渗透、人文的关照。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除了《圣诞树》《通往南极的冰箱》《瓶中阳光》等几篇外，赵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童话作品还不是很多。

　　真正体现赵华儿童文学创作实力的还是他的科幻小说。

　　赵华的科幻小说现实感很强，在“现实”与“科学幻想”的结构关系上，赵华往往更侧重于现实的描述。这一方面让他的科幻小说因此在文学性、可读性上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也使得他的科幻作品往往在基本故事脉络上似乎与“科幻”无关。这让人不由得思索“科幻”因素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定位。

　　关于科幻小说的文体功能，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曾这样表述：科学小说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者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想，给年轻一代带来勇气和信心。

　　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科幻文艺来说，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结构关系，不仅是科幻小说的创作难点，同时更是直接关系着科幻小说文本价值的实现。实际上，赵华在诸多科幻小说艺术构思中，也总试图借助科学幻想赋予现实行为以存在的意义，而这种审美价值定位一旦熔铸于情节之中，也让故事里此前现实生活的种种苦难由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样的情节结构在《南纬十六点三度》《银盔》等作品中都有清晰体现。这也充分说明，赵华的科幻作品具有很强的人文色彩。他作品中的“科学幻想”是有所附丽、有所依傍、有所寄托的。这可谓科幻文艺的正道。

　　遗憾的是，浸染于现实中一些庸俗科幻想象的氛围中，赵华的科幻小说在科学和文学关系的把握上，往往也力有不逮。比如，在从现实描述到科学幻想的情节转换上，许多时候，赵华的写作不是“融合性”的而是“拼接”“锻造式”的，少了光滑感，多了些生硬和唐突。一些科幻情节前文毫无铺垫、暗示，后文却凌空而来，且多用大段对话推动情节发展，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人物视角限定规则展开叙事。这样的情况在《银盔》中已露端倪，到了《南纬十六点三度》进一步显现，而到了《开元通宝》当中，则是相当突出的问题了。这些问题，需要引起赵华的注意。

　　最后需要说明的，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由赵华的创作，我联想到了当下弥漫于“60后”“70后”乃至“80后”儿童文学作家童话作品中的某种倾向、风习。这就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文体自觉和创作自信”问题。

　　在我看来，任何区域文学的创作者都需要一些立足于本土文化的文体自觉和创作自信。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认真检视一下我们当下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那种从构思到情节，从主题到形象，从结构到语言的“西化”“欧化”倾向实际上已经相当普遍和严重。这其中，又以童话等幻想性文类为甚。童话环境异域化，童话人物西洋化，幻想方式神魔化，童话情节类型化，文本语言欧美化……而作品的民族性、地域性、现实性、文化性等本土化因素比较单薄，原创性则更显不足。一些作品，其中包括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品，从文本构思到情节设置、语言表述都往往让人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样的情况不是偶然的，足以引起儿童文学年轻一代的重视和警醒。比如，仅以赵华的《稻草超人》为例。这篇童话的艺术构思显然来源于叶圣陶童话名篇《稻草人》。但是所不同的是，叶圣陶笔下，情感深挚却又悲愤难抑的“稻草人”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民族童话形象；而赵华故事里，心地善良、仁爱宽厚的“稻草超人”却是来自异域浸润于“女巫”文化的变异了的西方童话人物。类似的倾向不独在赵华的童话作品中存在，而是关涉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作品。

　　这些，或可说是赵华作品的局限所在。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无论是从地理概念和区域文学的向度，还是从个人文学追求、价值定位的层面，赵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就其内容、题材、写法而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不可或缺的文学存在。赵华以他日渐成熟的童话和科幻小说创作，不仅显示了自己作为“70后”儿童文学作家不同于前人的文学姿态和价值趋向，而且也以颇具特色的创作丰富着今日中国幻想类儿童文学的样态，为当下原创儿童文学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李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