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与现实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授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授奖词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国内外学者对于莫言的小说究竟是魔幻为主还是现实为主，产生了一些分歧：一些学者肯定莫言是受到拉美文学的启发，采用了超出寻常的文学手法，营造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超现实世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莫言的创作并非“魔幻现实主义”，指出莫言的作品就是写实，表现的是来自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民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魔幻与现实、想象与历史，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同在的，从古到今也是中国与西方所共有的。文学当中的魔幻手法运用，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包括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到当代文坛莫言等人的创作，都表现出了揭露现实和重构历史的双重取向，以及对于魔幻、想象等文学表现手法的多种探索，这一精神取向和艺术探索是伴随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的。文学的现实精神与魔幻手法，既不对立，也不冲突，现实的荒诞往往趋于魔幻，文学的魔幻终究要归于现实。

　　魔幻与现实的历史渊源

　　对于莫言的创作，历来呈现出不同的审视视角和看法。多数国外学者倾向于用西方的话语来诠释这样一个对他们而言有些陌生和神秘的中国作家，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就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来评价莫言奇诡的想象力和超现实的创作风格。而国内的学者与评论家则从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出发，认为莫言不是照搬西方的魔幻主义，而是更多地承继于“五四”以来的写实传统，同时借鉴并倚靠着中国农村、民间的现实资源。这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于小说创作中，魔幻与现实、想象与历史之间各个母题关系的议题。

　　中国小说的发展演进，极早就表现出魔幻和现实之间的双重趋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以及两种不同风格小说代表的创作萌芽。而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高峰，《三国演义》树立起了“三分虚构，七分真实”的标尺，极大程度上模糊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划分；《聊斋志异》则通过奇谲诡秘的想象力和情节，构造了一个虚幻的狐鬼花妖的世界。对于同为山东作家的蒲松龄，莫言就曾经多次表示受其影响很大，他在《学习蒲松龄》一书中回忆自己小时候听大人讲聊斋故事、自己阅读《聊斋志异》的经历。这其中的影响固然包括蒲松龄笔下魔幻的风格、奇特的人物、充满想象力的情节，同时和蒲松龄一样曾经生活于农村、民间底层的现实经验，也给了莫言的写作以深刻体悟和写作素材。所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不是向着西方有关魔幻与现实的评判标准的趋近，而是在中国民间文学语境和现实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个基本事实既表明莫言没有照搬西方魔幻的手法，也表明魔幻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中本来就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小说这两种创作趋向，是中国注重伦常道德的史官文化和注重神力崇拜的巫官文化的影响结果，而前者毫无疑问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载道”、“言志”、“宗经”、“崇实”的观念一直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流，中国文学中的浪漫文风、奇谲的想象长期被压抑。小说在古代的地位则更为低下，时常面对来自正统经史的巨大压力，如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描述的那样，许多的小说虽说是小说，件件却都要从经传上来，纵使明代曾经出现过《平妖传》《西游记》《封神传》这样的充满想象力的神魔小说，但是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往往被归结于“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即三教之争尚未解决、社会思潮处于混乱时期的产物，一旦儒家思想重新成为社会的正统，这样的文学形态则会受到挤压和压制。莫言出现的意义，恰恰不仅在于其语言文字的神奇、华丽，也在于他继承并丰富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对于小说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的探索与认知，同时把笔下魔幻的世界营造、丰富的情节想象，重新融入了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

　　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探索

　　中国传统小说常常要受到来自经典、历史的压力，在文学观念上都是主张按经史书记载的事实编写故事，不主张想象和虚构。即使到了近现代，在文学价值逐渐从经学、史学当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当中，文学文本虚构和历史真实表达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是中国小说创作者们较难把握和处理的。近代中国发生的小说界革命，是对小说地位的提高，同样也是对于传统史学观的一次反叛。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同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并创作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创作上都对于小说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革新，但是梁启超的创作实践更多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出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小说只是传统讲史、演义的延续和梁启超自身对政治观念的图解。

　　真正开始现代意义上小说写作与探索的是“五四”一代小说家，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曾经说过：“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现代作家废名在他的小说中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代表了现代文坛对于叙事文本作用的全新认知。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作者透过这样一个狂人的视角来重新观察历史和世界，于是现实世界和中国历史也随之变得带有些癫狂和魔幻的色彩。狂人所表现出的疑古精神，不仅对于中国史官文化所代表的伦常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在一种“疯言疯语”的虚构叙事模式之下，对于中国社会“礼教吃人”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犀利的批判。《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就具有相当“魔幻”的色彩，是意味深长的，它既是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透彻的体悟，又是鲁迅对于外国作家创作手法的积极吸取。而在鲁迅具有实验性质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鲁迅借助了许多带有魔幻和神话色彩的中国传统故事原型，更为清晰系统地表现了对所谓历史真实及其背后权力话语的强烈质疑，如在小说《起死》中，让庄子与复活的骷髅鬼魂对话辩论，鲁迅采取的是一种戏谑和反讽的手法，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文化思想进行了剖析和解构。在小说《铸剑》的最后，鲁迅更是大胆尝试着用了一种超现实的、魔幻的结尾，让复仇者和统治者的头颅纠缠在一起鏖战、最后一起被埋葬，对专制历史的残暴和被奴役人民的麻木，都有深刻的揭示，超越具体真实、充满想象力的艺术表现方式，开始与直逼历史、社会现实的思想指向相结合。还有，在鲁迅的《野草》当中的那些梦境与幻想、影与火、秋叶和坟地，都远远超越了写实，而上升到哲学的范畴，《野草》中的象征主义很难说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文中的魔幻与现实也很难分开，只能说《野草》中的魔幻与现实是鲁迅的。

　　更加具有实验价值的还有“五四”新文学另外两位小说大家，老舍和沈从文分别在各自创作的《猫城记》和《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开始尝试用超现实的魔幻手法，来进行小说的创作，反映出当时中国作家对小说艺术表现形式的孜孜探索。尽管有不断的争议，尽管老舍曾认为《猫城记》不成功，沈从文之后也放弃了这种创作方法，可毕竟他们尝试以一种更加现代、开放、充满想象力的思维，运用魔幻的手法，来营构自己的小说世界，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颖的因子。不无巧合的是，无论是鲁迅还是老舍、沈从文，他们都是莫言以前曾经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们得到世界的承认与认可，固然与他们在自己的地域，运用乡土经验，用传统的白描或是田园抒情诗手法，写自己的鲁镇、老北京、湘西世界有着重要关系，但他们在小说艺术的魔幻、虚拟、想象的维度上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魔幻与现实共同构成了他们创作生命新的增长点和勃发的生机。

　　莫言小说的意义与启示

　　美国学者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曾经指出，18世纪早期小说在西方兴起的时候，小说家们将“现实主义”视为小说的限定特征，以此和先前的虚构故事区别开来，但是“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在小说艺术中并不与虚构想象的艺术手法相冲突，小说艺术中的“现实”被看作是普遍性的、抽象性的，而不是特殊的、具体的客观实体，在对个体人物、情节环境这些客观对象进行虚构想象的同时，小说背后所反映的是对于时代历史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表达诉求，这才是小说的“现实”指向。

　　由鲁迅、老舍、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开创的是一种现实主义传统，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使得小说创作不再作为经典历史的附庸，或者是政治观念的图解，而是运用文学的表达方式，倚靠着中国的现实进行的创作。鲁迅的绍兴、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他们进行创作、想象的现实资源与基础。在这一点上，莫言笔下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一样，无论莫言笔下的人物如何怪诞、情节如何虚妄、情节如何魔幻和匪夷所思，莫言的文学表现指向，还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经受的生活、精神的变迁与苦难，都还具有民间野蛮的、原始的生命力。莫言的小说善于以宏大历史叙事作为他人物塑造、故事展开的背景，《红高粱》里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檀香刑》的背景是山东半岛的义和团运动，而《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直到《蛙》，更是表现了横跨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的历史画面。莫言有一种对历史、对现实表达的诉求在作品中，但是他的这种表达早已不是作为“正史之补”、经典附庸的文学表达，在这一点上莫言和鲁迅一样，更关心的是历史车轮轰隆碾过之下，作为个体人的命运。在小说《檀香刑》中的主人公孙丙，是一个油滑、粗鄙、身上带有各种缺陷的普通农民，他的另一身份则是义和团的拳民。无论是在过去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当中，还是在当前历史理性思考的研究框架里，这一历史存在早已经被贴上野蛮、残忍、愚昧的标签，而相比之下，细细品读莫言的描写，特别是最后的酷刑，却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拥有着各种劣根性但是又闪出人性光芒的个人，真实地表现出文明冲突之下一个普通人所应具有的情感和生存状态。

　　莫言小说的语言、情节曾被诟病为夸张、血腥或者说是“重口味”，或者被理解为脱离现实。在莫言最具有魔幻色彩的作品《生死疲劳》中，莫言说过这么一句话，“极度夸张的语言是极度虚伪的社会的反映”。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也曾经说过：“尽管生活足够荒诞，我们却缺乏面对荒诞的勇气。”对比于《生死疲劳》涉及的大跃进、“文革”等历史背景，小说中浮夸的、暴力冲动的语言，狂癫的、魔幻奇诡的情节，何尝不是对于历史进化理性的反讽，何尝不是对于民族苦难、个人命运的勇敢直面和关怀？艺术手法、文学语言来自于现实或者现实的变形，当社会、历史的苦难超出了人文的维度，变成野蛮、非理性的疯癫与暴力，也就很难判定小说与历史，哪种更接近现实，哪种更趋向魔幻。

　　毫无疑问，莫言的文学创作是最具有“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他的一些魔幻手法，充满想象力的语言、描写、情节，在对历史、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最大真实地折射出生活真实的本质。现实的丑陋、怪诞和扭曲，用文学艺术的夸张手法表现出来，极具冲击和震撼，也往往不易被读者消化与接受，就像鲁迅当年刚发表《狂人日记》，主人公在历史书卷中看出满本写的都是“吃人”，此言一出，一片哗然，习惯于正史和儒家经典记载的文人何尝不斥之为虚妄，可到了莫言创作的小说《酒国》《生死疲劳》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食婴”、“吃人”这样的情节，在莫言更加夸张、奇诡的魔幻表现背后，是与“五四”作家相同的反思和现实精神在延续。值得警惕的是，相比“五四”时期而言，当代文坛倒是充斥着各种魔幻奇诡的题材，到处飞崖走壁，到处穿越时空，倒是打破了各种束缚极尽了想象之能事，可是离中国的现实、社会、土地却差得很远，外表华丽奇诡，可只是一个躯壳，内在却是虚弱空洞，早就失去了从《聊斋志异》以来到鲁迅等人的中国想象和魔幻文学的魂魄。莫言小说及其获奖，证明了文学的魔幻、想象、虚构是应以现实为底蕴的，只有把握生活本质的作家，才会发出真正的文学魔幻之光。莫言的创作，是中国文学现实精神与魔幻手法相融合在历史长河中的又一次显现，而这种人文精神和艺术追求也应当在这条大河里被更好继承，奔流下去。(刘勇   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