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布朗运动”与命运歌——福建漳州诗群诗歌创作的先锋性与地方性

　　近日，“经典福建·创意闽南”闽派诗会走进漳州系列活动在福建漳州举行，通过“闽派诗歌”朗诵会、漳州诗群作品研讨会、写作资源采风等，搭建互动交流平台，提高经典创意创作水平。

　　漳州是现代左翼诗人杨骚和当代朦胧诗人舒婷的诞生地， 20世纪末以来，漳州成为以道辉、阳子为代表的“新死亡诗派”的大本营、“中间代”诗群的始发站，漳州诗群因其先锋性、阵容强、能量大，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逐渐为新诗界所瞩目。

　　闽南小城里的三个新诗部落

　　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中，同时存在三个新诗群落，这在全国都不多见。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任毅指出， 20世纪末以来，漳州出现了“新死亡诗派” 、“第三说- 0596诗人群”和“诗歌蓝本诗人群”三个新诗部落。“新死亡诗派”是1992年初由诗人道辉、阳子、林茶居等在闽南漳浦旧镇濒临台湾海峡的一栋石头房子里创立的民间诗派，出版有《新死亡诗体》 4期。1997年由道辉、阳子、阿里主编的大型诗丛《诗》出版，迄今已出18卷。旗下成员有道辉、阳子、阿里、林茶居、林忠成、杨金安、何如、海顿、石曲等，道辉等还主持出版了《新死亡诗派丛书》40种。 “第三说- 0596诗人群”是2000年诞生于网络平台“第三说论坛” ，汇集了一大批“中间代” 、“70后”诗人，包括安琪、康城、冰儿、朱佳发、落地、张左、荆溪、燕窝、唐兴玲、梁辰、沈舜欣、温天山、辛泊平等。“中间代”最早由安琪、黄礼孩等诗人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语境下，他们相对隐忍、沉潜、平和、内敛，是一群先锋艺术的实验者，诗体与诗外各种文体语言的嫁接混响，使他们的诗歌呈现出魔幻色彩。由老皮等人主编的《诗歌蓝本》作为一个诗歌阵地，几乎囊括了福建地区所有诗人的诗歌作品，注重与省外诗人的交流，他们的诗歌善于将微妙的事物与微妙的情感交融，总是在生活的细腻处玩味人生哲思。任毅指出，三个群落相互影响，并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对于语词精神的重塑更加叛逆更加彻底，在意象的选择上拥有一定的亚热带地域氛围和闽南文化特色，如道辉笔下的“咸咸的闽南” ，阳子诗中的“腥味” ，安琪笔下的“山楂树” ，康城笔下“东山的海” ，黑枣笔下“疾走的暴雨”等。

　　在漳州诗人的创作中，评论家张清华认为道辉的诗无疑是最核心的，体现了地方性的观念核心。但从文本意义上来说，张清华又认为道辉的诗过于绝对化，相反阳子和其他诗人的写作更轻逸，从文本上来讲更接近诗，道辉的诗更接近观念核心，必然付出非诗化的代价，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矛盾。

　　谈起新死亡诗派，诗歌评论家陈仲义特别看重其探索精神。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新死亡诗派刚刚创办时，他们敢于把哲学上的巨大命题—— “死亡”赤裸裸地带进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中间，陈仲义称这种做法在90年代简直是惊世骇俗。但是由于道辉等人的勇气、智慧与胆识，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走到了今天，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诗派。由道辉等所引领的漳州诗群的语词运动达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程度，物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布朗运动” ，是指分子在高速运动中的一种无序撞击，陈仲义借用这一说法，将道辉等人的创作称为“诗歌的布朗运动” 。

　　福建青年评论家石华鹏也非常看重漳州诗人的探索精神。现在虽然有很多口语诗流行，写得也挺好，这些口语诗反隐喻，反象征，反意象，但道辉却往反方向走，继续要隐喻，要象征，一直坚持先锋性。石华鹏说，当代的散文、小说创作已经很少有先锋存在，但诗歌里还有存在着先锋性。“我一直在试图理解道辉的诗，他是否想驱赶词语来了解世界？但理解上确实有困难。当很多文学没有先锋性的时候，我们还期待道辉的这种先锋性。 ”

　　蛮性与神性之间顽固的地方性

　　在评价漳州诗人的创作时，张清华称自己是“一个慌慌张张的闯入者” ，因为口音上的障碍，他有一种试图想要接近却很难接近的慌张。张清华指出，福建诗人的创作中有一种蛮性与神性的统一。什么是蛮性？就是一种自然、顽固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神性又是一种超越性，建构性。从新死亡诗派，从道辉的诗歌中，张清华体会到一种不肯使用普通话、不愿使用流行的修辞或语调来写作的顽固，构成了对他者的一种拒绝，但是这里面关于存在、关于死亡、关于超越性的思考又让人羡慕不已。又比如在北京的漳州籍诗人安琪，她写一种很古怪的诗，她的诗歌有一种顽固不化的属性，非常前卫、先锋，但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

　　著名诗人杨炼多年来在澳洲、欧洲、美洲游历，经常会碰到闽南出来的福建人，这些人到现在根深蒂固地带有自己的文化和乡愁，带有乡愁所引申出来的疼痛、思念，同时激发出来一种创造性。因此，在杨炼看来，闽南文化和北京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闽南诗歌应该一直深入到对闽南文化与方言本身的关注上，应该研究闽南方言跟大自然、跟它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它是反普通话的，“反”能够提供给人们一种独特的文化层次。越是在国外漂泊，杨炼越是意识到中国诗人实际上在自觉意识上有一个巨大的欠缺，这个欠缺就是在个人和国家意义上的普通话、国家话语系统之间缺少一个地方文化的层次，但是地方文化能够让每一个人真正地获得血缘、家庭、家族与历史。来到闽南，杨炼感触最深的是“侨乡” ，这个词本身就内含着漂泊感，接通古代屈原与杜甫的漂泊，接通当代洛夫与余光中的乡愁，这是一种回响了上千年的“命运歌” 。杨炼说，读道辉的诗，读阳子的《收集孤独的人》 ，很多具体的句子，如“我接受生活有如走进梦幻的屠宰场” ，也能体会到这样感觉，而且这种命运歌不仅仅是自己的，而是贯穿了好几百年。杨炼说，无论叫闽南诗歌、闽南诗派还是漳州诗群，不管什么名字，每一个个体的诗人，在一个全世界都有漂泊的中国人的时代，他的精神定位都应该在闽南这个地方，人们已经历史性地将一种命运歌渗透到自己的人生与独特的传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