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创作研讨会在沪举行

　　关仁山创作研讨会在沪举行

　　文学面对乡土需要更多深思熟虑

　　近年来，随着乡村城镇化的推进，半个乡村社会转型进入了高速城镇化，这个现实不仅带给乡村极大震动变化，也触动了创作者与评论者。有些人说如今对乡土叙事创作可以比以前关注少些了，注意力可以转向城市文学。近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作家关仁山创作研讨会上，评论家何镇邦提及了此现象，并质疑这种看法是缺乏对乡土写作价值的理解，“只有写得好不好，题材并无高下之别”。对此现象，评论家郜元宝从另一个角度认为，这是对乡土题材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向乡土世界的写作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创作规模已然庞大，仔细看这些作品，并与当下同题材作品比较，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人物谱系重复、观念相似、情节止步的阅读感受。要想从中有所突破，展现一个创作者的切近观察、深入思考，无疑是越来越难了。也因此，当评论界面对关仁山自新世纪以来持续创作的“中国农民三部曲”时，讨论的是当下作家如何看待转型时期的“三农”，如何展现问题反思问题的能力，实则考验的也是作家理解乡村文化为肌理的现实中国的能力。

　　“中国农民三部曲”分别是《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在评论家眼里，这三部小说正好形成了对半个世纪乡土世界剧烈变化的完整见证记录。对本已丰厚的乡土叙事而言，记录已不足以去覆盖农民、农村、土地这三者命运，关仁山熟悉乡土生活，也对此颇有深入思考，新作《日头》明显与前两部在叙事、视角、思索等方面有了重大改变。在评论家陈思和看来，一个作家自觉书写乡土文化，并随时有摆脱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经典创作手法的自省，在小说中放入作家个人更多思考是值得赞赏的，也因此他在看完这三部作品后特别多读了几遍新作《日头》，“它更自由更开阔，也更见功夫，其中有许多对文化成因、乡村体系、土地观念、民间信仰的深入观察”。

　　在《日头》中，关仁山为日头村设计了五大家族，其姓氏中分别含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象征着天地人命运，显然，在不同时代这些元素的盛衰排列是有变化的。这种设计安排在评论家雷达看来是巧妙地对接融通了传统与现实、革命与改革等命题。“这部小说口子小气象大，人脉、地脉、文脉三者互相交织起了复杂感与神秘感”，评论家白烨读后也深有感触。

　　或许是这部小说与关仁山之前创作太过不同，也与主流的乡土叙事区别开来，评论家们并非全都适应这样的写法。一个作家应该在小说中专注于展开故事还是放入智性探讨？这两者并不矛盾，影响阅读体验的可能是彼此拼接的缝隙感太大，评论家郭宝亮说，这部小说在人物身上放了太多的期待和意义，塞得太满。“可以删繁就简，不必急于解决问题，提出问题便很好。”评论家杨剑龙提出自己的看法。

　　与此观点不同的是，评论家王光东认为，在乡村知识权力被打散之后，生存权与资本权力、政治权力斗争加剧，对新一代农民的出路，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实验和文化想象讨论。评论家朱寿桐也相信，回答当代农民如何走出土地思维是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陈思和提出了一个自己长久思考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如何看待我们文化与西方社会彼此的优势与劣势，如何结合优势规避劣势？”这或许也是所有面向乡土世界的作家可以在作品中反复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