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赤旗——李大钊轶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7月01日09:50 来源：河北日报 李春雷

　　在我平生的阅读中，第一次震撼心灵的是一篇散文。那便是李大钊女儿李星华写于1943年的《十六年前的回忆》。她椎心泣血地记述了父亲被捕、被害的过程：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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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红色萌芽

　　李大钊9岁那年，正值清末戊戌变法。

　　有一天，他在同村的一位乡贤家看到一本书，反复翻看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在多方求书无果的情况下，便做出了果断的决定——抄！

　　这本书，正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陈炽所译的《重译富国策》。此书原文来自于英国经济学家福塞德《政治经济学提要》一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的概况。李大钊抄录的正是这本书的序言及卷一、卷二的部分内容。整个抄写过程虽时有勾划和重写，但总体来看工工整整。在序言后面，附有抄写时间及签字落款，并盖有印章。经有关专家及李大钊亲属鉴定，确为李大钊真迹。

　　据1987年《文物天地》第二期登载的《新发现的李大钊9岁墨迹》一文记载：“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9岁的李大钊，书录《重译富国策》共68页，计1.3万余字。”

　　我们可以想象：昏暗的灯光下，年少的李大钊歪着头，一笔一画地认真抄写着。一本薄薄的小书，却像一把小巧的钥匙，渐渐地为他打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拨开了眼前恍惚的迷雾。

　　此书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它强有力地证明了李大钊9岁已接触西学，并开始有意识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亦印证了李大钊从童年就怀有“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伟大抱负。

　　多年以后，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两相印证，大钊所言非虚！

　　大钊的童年，灰色且沉痛。

　　1889年10月29日，他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未及降生，父亲去世。刚刚周岁，母亲归天。刚刚推开生命之门的李大钊，接受的是人世间最悲凉的命运洗礼。祖父李如珍，在艰难困苦中，不顾年老体弱，与孙子相依为命。他每天守着李大钊，把饭嚼烂后一口口喂他。为此，大黑坨村至今还流传着李大钊是吃他爷爷“奶”长大的说法。

　　后来，李大钊在回忆自己的幼年时，曾写道：“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1899年，10岁的李大钊在家人包办下当上了“新郎”。

　　新娘只有16岁，是同村赵家的一个姑娘，叫做赵纫兰。她缠小脚，不识字，是一个典型的乡下少女。在人们的印象中，家长强制的包办婚姻往往是家庭不幸的根源。但在李大钊身上，这份婚姻却演绎出了别样的色彩。

　　李大钊18岁那年，含辛茹苦的祖父也病逝了。葬礼的费用几乎耗尽了全部家产。赵纫兰，这个目不识丁的女人，在李大钊祖父去世后，典当挪借，苦苦维持着李家的柴米油盐。李大钊投身革命之后，她更是在背后默默支持，苦苦支撑，为李大钊奉献了一个农村女人所拥有的一切。

　　一朵淡雅的兰花，默默地开放在大钊的身后……

　　二、上下求索

　　李大钊6岁时入本村私塾学习，几年后又考入永平中学堂。

　　祖父李如珍早年曾在东北经商，鸦片战争以来，他亲眼目睹了沙俄步步蚕食东北，国家风雨飘摇的危机。年迈的李如珍，常常满怀着一腔忧愤，给懵懂的李大钊讲述探索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和国家民族兴败衰亡的故事。每每讲到动情处，年迈的李如珍禁不住仰天长叹，声泪俱下，桌上油灯的火苗也在颤抖着。一个读书人的拳拳爱国心，凝结成了春雨秋露，默默地滋养了年幼的李大钊。

　　李大钊5岁那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十几岁时，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占据了乐亭附近的昌黎、滦州等地。

　　在大黑坨村，有一棵与村庄同样年龄的大槐树。盛夏，大槐树绽放着细密的嫩芽，散发着绵软的香气；严冬，它凋落一身绿衣，露出苍老瘦弱的筋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曾经的繁荣与危机，一如大槐树身上春夏秋冬的痕迹。然而，民族的严冬已至，春天又在何方呢？大钊常常与这棵古槐，两两相望，久久无言。

　　1907年夏季，从永平中学堂毕业的李大钊放弃了进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的机会，决定要报考更加符合个人理想和志向的新学堂。

　　他回忆说：“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于是他“决心投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

　　早在永平中学堂求学的两年中，李大钊已经开始系统地接受新思想。他阅读康、梁等人的著作，表现出了对国家命运兴亡衰败异乎寻常的关注。而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才符合他“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理想要求。

　　1908年开始的国会请愿活动，是李大钊早年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活动。请愿活动试图通过持久而广泛的群众运动迫使清政府设立国会，进而成立责任政府。

　　1910年12月，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爆发。21岁的李大钊参与了全部重要活动，并成为请愿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无奈清政府冷眼相待，请愿活动困难重重。

　　1910年12月2日，学界三十余人前赴谘议局，与议长等商定活动行期。在谈及本次请愿前途渺茫时，在座众人无不痛心疾首，激愤异常。学生金毓黻毅然拔刀断指，鲜血淋漓，众人大惊；学生李德权持刀刺股，血流如注，一时血溅谘议局。两人忍住断指刺股的剧痛，寻来白纸，眼含热泪，以鲜血奋力疾书“至诚感人”“请速开国会”数字。在场众人无不深受感动。

　　“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李大钊作为请愿代表，被这番场景深深地震撼了！

　　国会请愿最终未能成功。但学生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嵌入了李大钊的灵魂深处。

　　1913年，李大钊顺利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本科。

　　当时，社会主义伴随着多种思潮来到日本。李大钊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多方面接触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并对马克思主义渐渐产生了兴趣。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安部矶雄等人。他们“或者给李大钊上过课，或者其文章、译作对李大钊产生过影响，有的还同他保持密切关系”。

　　这些作品在他的脑海中燃烧起来，熊熊火光让他热血沸腾，也渐渐照亮了一条之前湮没在黑暗之中的大路。

　　当时在国内，正是清政府下台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6年5月，李大钊未及毕业，就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

　　在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愤怒浪潮中，袁世凯很快大病不起，帝制遂付诸流水。

　　经此次帝制回潮的逆流，李大钊的思想又一次受到了震动。

　　他的思想开始坚定地倾向于革命，倾向于社会主义。

　　就在这时，欧洲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是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并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对民主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民主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文学上也要求人人机会平等。

　　而那时的欧洲，正是一战之后的一片焦土。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在冷静地反思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群众运动、社会贫富悬殊分化、寡头高度垄断，成为了西方社会头上沉甸甸的三座大山，也成了西方人心头难解的困惑——这是我们追求的世界吗？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医治当时社会的良药，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接受。

　　而李大钊的选择，无疑是站在了时代潮头！

　　三、共产花开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的街头积雪深深。一辆马车从城内疾驰而出，向东而去。赶车的是一个身穿棉袍的中年男子，车里坐着一位绅士模样的人。

　　这两人，正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自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李大钊便着力营救。陈独秀后虽出狱，但北京风声仍紧，为了防止意外，李大钊乔装打扮一番，亲自驾车送陈独秀去天津，然后让他转赴上海。

　　车外严冬萧索，但陈独秀却激情似火：“应该组织起来！要想办法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李大钊说：“是啊，我也在想！今后我在北你在南，咱的革命该怎样继续下去？我们需要成立一个组织，像列宁那样建立一个党，把中国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四目相对，两双炽热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20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热情接待了他，并介绍其去上海见陈独秀，筹备建党事宜。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但众人围绕着党组织命名问题争论不休。苦恼的陈独秀给李大钊去了一封信。李大钊得信后，沉思良久，遂提笔定音，主张定名为“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此时起，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年10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南陈北李，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两把熊熊燃烧的红色之火。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时，李大钊除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陈独秀任国民党的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无比遗憾的是，陈、李二人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

　　李大钊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要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如野火燎原，爆发在了岭南的大地上。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李大钊直接担负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李大钊曾长期在北大任教，为了节省房租，他特意选择在离学校稍远的西城租房。每天清晨上班，李大钊都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即便这样，他也从不肯花钱乘坐人力车。中午，他常在办公室里卷上一张大饼、两个窝头充作午饭。

　　有人曾去李大钊家里拜访，见他女儿身穿一件大红的粗布小棉袄，外套粗布小蓝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活像一个乡下疯跑的野孩子，完全不像一个北大教授的女儿。

　　客人对此很不理解，李大钊只是淡淡一笑：“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这种朴素的作风，在北大教授中实为罕见。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起初月薪120元，后增至240元。但他把大部分钱用在事业上，余下的钱还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接济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没有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宣布每月从自己的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经费。他对人真诚，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他将自己的新棉袄送给贫苦的学生；青年学生到他家去，他都热情地招待饮食，从不肯让学生们空着肚子离开。

　　时年17岁的乐亭人李运昌来京投奔李大钊，李大钊慨然资助他报考黄埔军校。几十年后，白发苍苍的李运昌提起这段往事，仍然充满感激。他亲手所书的《李大钊送我上黄埔军校》，就摆在纪念馆显眼的位置上。

　　李大钊的慷慨经常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好在赵纫兰也是个深明大义、慷慨大方的人，她在心底赞同丈夫所做的一切。再苦再累，她不发一言，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家里有时甚至拮据到没钱让孩子上学，冬天没钱买取暖的煤，她也从未抱怨。

　　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专门对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以免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国共合作后，李大钊越来越忙了。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地高涨，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的北京政府十分惶恐，因两党都与苏联的支持直接相关，他们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孙中山称作“南赤”，二人顿时成为了当时政府心目中最痛恨的对象。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大街小巷里贴满了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为了能继续在北方开展工作，李大钊遂携两党机要，一并迁入了苏联大使馆。

　　1927年4月6日，军警突然闯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在西院的旧俄兵营内被捕。

　　与以往相传不同的是，李大钊实际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但自始至终，他都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绞刑架……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临刑前，李大钊神态从容地走上绞刑架，他没有惊慌，也没有难过。因为他知道，他心底里埋藏多年的种子已经开花，红彤彤的果实，已经悬挂在最高的枝头。

　　祖父朦胧的泪眼，仁人志士的鲜血与怒吼，无数人的前仆后继，都是为了世界东方这片辉煌而伟大的土地，都是为了让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出它本应拥有的荣光！

　　李大钊坚信，这个艰难的答案他已经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他眼中从未如此清晰过；一扇全新的大门正在缓缓地打开；一个全新的中国，就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你们可以绞死我，但你们永远绞不死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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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魂归热土

　　李大钊去世后，灵柩多年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

　　1933年4月23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万安公墓。由于李家久无积蓄，北京大学教授为其葬礼捐款。

　　一个月之后的5月28日，伤心过度的赵纫兰，也随着李大钊去了。

　　多年以来，李、赵两人虽聚少离多，但始终不离不弃，在最艰难的时候，赵纫兰咬牙坚持，供养了李大钊在天津六年的求学。而李大钊成为教授后，也始终对赵纫兰不离不弃。举家到北京后，为了让妻子更适应，李大钊还给家里盘了个大土炕，与乐亭乡下的一模一样。于是，在寒冷的冬日，纫兰就可以坐在暖炕上做活了。而一家人，也能够围坐在暖和的土炕上，任凭欢声笑语在温馨的小屋来回荡漾。

　　在北京凛冽的寒冬中，仿佛只有这里，才是醉人的春天。

　　整整半个世纪后，北京万安公墓专门辟出李大钊烈士陵园，将李大钊和赵纫兰双墓并葬在一起。

　　而当年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架，则被隆重地送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编号为0001！

　　(感谢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