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正安；他们依然行走在乡间的路上

　　西安的陈忠实和高邮的吕立中相继走了，远远地走了。

　　《礼记》于奠祭有别：下葬前的所有祭祀亡灵的活动都叫做奠，下葬之后的所有祭祀亡灵的活动都叫做祭。朱熹《仪礼经传集解》对此有解释：“自葬以前，皆谓之奠。其礼甚简，盖哀不能文，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礼事之也。自虞(虞：古代一种祭祀名，既葬而祭叫祭，有安神之意)以后，方谓之祭。”

　　两君已行多日。故于今天，写下短文，以祭两位兄君。

　　恕我冒犯，以兄称之。《礼记》云：“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礼记·曲礼上第一》)意思是说，对于年长自己一倍的人，应当待之如父，对于年长自己十岁的人，应当待之如兄。如此说来，称两位为兄，似无不妥。

　　两位兄君皆明礼之士，当不责我老气横秋、罪我不知天高地厚。

　　四月二十九日，陈忠实走了。一国之文艺界皆大悲哀，我亦悲哀，但不彻。我了解陈公在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粗读其巨著《白鹿原》，然而，未晤见，亦无书面言语之交流。近读《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所载天津秦岭、北京红孩诸君之纪念文章，悲哀之情不由升腾，泪水几度涌出。照片上的陈忠实俨然乡下一老汉，皱纹满面，深壑浅沟，平实坚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扛鼎之人物，其地位之显、声名之隆、影响之巨，无出其右。然而其为人极低调，为文极精湛，为情极真诚。向以平等之姿态、激赏之眼光对待一切人事，人有求写序题字者，不推辞，亦不收润笔。“不像有的名人，把自己的名字看得很重，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掉进钱眼里”(红孩：《那个背着黑色皮包的老人走了》)。仅此一点，不能不让人尊重，不得不令人悲哀。

　　仅仅十天后的五月九日上午，打开手机，跳出一条信息：吕立中先生走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现在的乌龙信息太多太多了，让人难以判别哪一条是真的。与己无关者，往往一扫而过不入心神。

　　但这条信息不同，吕立中是我的老乡、我的兄长，亦可谓我的知己。因此，拨通高邮市作协副主席夏涛的电话，求证真伪。

　　夏涛语气沉闷地回答：是真的，吕老师早餐后猝然仙逝。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应夏涛之邀，我与吕立中老兄，在张士锋经营的梦里桃花园相见。他还是那样热情、那样豪爽，那样不吝夸赞他人。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用餐。他那种超分贝的哈哈大笑，使人心旌摇荡。饭后一场大雨，匆匆话别，总以为来日方长。我看不出他已经七十六岁，看不出他有任何病兆，更想不到此种境况。时转境移，音容宛在。

　　相隔半月，老兄竟不告而驾鹤西去，怎能让人相信这信息是真的。不一会儿，大量的信息涌来，我不得不承认吕老兄真的走了。我不假思索，不顾平仄，不求对仗，写下一副挽联：“躬耕垅上勤作文，深植民间得人心。”

　　吕老兄一辈子行走在乡间的路上，一辈子生活在农民中间，一辈子做着与乡土文化有关的工作。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高邮司徒镇文化站长位置上一干三十多年，办报纸，搞宣传，写文章，带徒弟，激情满怀，活力四射。他以农民的朴质，农民的情怀，忧乐民众的境界，写下一篇篇一首首一出出农民喜闻乐见的诗文说唱。人赞其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运转如风。

　　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吕老兄敲开我的办公室，送我一本他的著作，盖《金不换的故事》，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姚正安先生斧正。我有点无措，对于年长我好多的资深文化站长，我哪里敢斧正。于文学，我只是名业余爱好者而已，而吕老兄的文章常见诸报端。

　　这是我俩第一次接触。

　　此后数年，我俩往往于会上席间行走时相见，免不了交谈交流，看得出，他对我很关心，每每随口说出我偶发于某刊某报上的短章微文。言语中颇多鼓励，而无丝毫之说教，更无盛气凌人之势。他说之有情，我听之心热。

　　多年内，我又连续获赠其三本著作，我感慨其旺盛的创作力量，感慨其对生活的一片赤诚，感慨其对文学的无悔痴情。

　　九日中午，从书橱里翻出《金不换的故事》，旧了，纸页泛黄，但墨香氤氲。

　　人常说，睹物思人。我仿佛看见吕老兄撑着高大的身躯，肩头有些歪地向我走来。

　　但事实告诉我，吕老兄已经走了，他是随着文学大师陈忠实走的。

　　有人或许要问，怎么将吕立中与陈忠实并章而文。怪不得人家发问，两位无论地位、成就，还是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是啊，陈忠实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吕立中只是区区一文化站长。

　　可是别忘了，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是文学的执着者，都是文化的播种人，都是时代的歌唱家。

　　大树以其伟岸直指苍穹，小草以其绿色驱赶荒漠。

　　陈忠实走了，《白鹿原》照样播撒片片阴凉；吕立中走了，《金不换的故事》照样绽放点点春光。

　　我用心同文祭拜两位兄君，是因为这个多彩多姿、美不胜收的世界是由无数棵参天大树和漫无涯际的小草装点的。我想，有文学相伴，他们是不会寂寞的。而且我坚信，他们也一定会依然行走在乡间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