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与“相重”

　　“百无一用是书生”本是一句调侃，却使多少自视甚高的文人墨客耿耿于怀，气馁，乃至气短。而正是被俗众奚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无用”书生，又往往难以跳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怪圈，这似乎是一种无解的悖论。其实曹丕《典论》中的这句名言并不深奥，却因点中了文人身上的一处“死穴”而意味独具，流传至今，甚至还被一些人视为“国粹”之一种，认定只要有文人在场，便会演出争吵、嘲讽、算计、攻讦的连台好戏。鲁迅认为，“文人相轻”不外乎三种情况：其一是自卑，其二是自高，其三是批判。不过，按钱锺书的幽默说法，文人相轻只要无伤大雅，负面效果也有限，“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有趣的是，与“文人相轻”的说法形成对应的，居然是“武人相重”。或许可以解释，正因为“文无第一”，所以“文人相轻”，正因为“武无第二”，所以“武人相重”。赳赳武夫虽未必都是大老粗，论文化知识，与文人还是不在一个层面，但常常被认为具有英雄相惜的美德。武人以及一般的体育竞技场，要排出名次不难，设擂比武，硬碰硬就可分出高下，胜者为王，败亦欣然，低手佩服高手，天经地义，不足为奇。体育界也多如此。“飞人”乔丹与“小飞侠”科比是NBA中的两位巅峰人物，2014年12月，科比在“湖人”与“森林狼”的大战中，单场总得分超过他的偶像乔丹，后者立即发来贺电，赞美已经达到一个“里程碑”的科比是“一位伟大的球员”，2015年12月，乔丹又发贺电给即将完成个人告别赛的科比，再次称自己是科比的“铁杆球迷”。文人的情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其思想千差万别，没有固定尺度，其笔墨千姿百态，每每见仁见智，于是难免敝帚自珍，互不买账，更有甚者，褊狭病态，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惟我独尊。文人初出茅庐，童真未泯，青涩难免，还不大懂得世故和伪装，尚能彼此欣赏，快意融融，随着功成名就，气象始大，逐渐形成了座次意识，态度矜持，讳莫如深，或阴阳怪气，顾左右而言它，越来越吝啬于对他人的褒奖和夸赞。

　　就连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旷世文豪，也常常未能免俗。高尔基笔下对托翁的最初印象是，“他走进来，他身材矮小，可是所有的人马上变得比他更小了……倘是一尾鱼，他一定是在大洋里面游泳，绝不会游进内海，更不会游到淡水湖里”。托尔斯泰的霸气带有顽童特点，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自负而可爱：“关于《战争与和平》，用不着假谦虚，这是跟伊利亚特(荷马史诗)一样的东西。”很多世界大文豪都不入他的法眼。他对但丁，特别是对莎士比亚不屑一顾，对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以为然，在夸赞契诃夫的同时，总是贬低与自己相差40岁的高尔基。高尔基不解，问契诃夫这是为什么？契诃夫道出了其中奥妙，认为托翁这是在嫉妒高尔基的文学才能。

　　巴尔扎克也曾有过被妒忌折磨的经历。1839年，他在巴黎《立宪报》读到司汤达《巴马修道院》第一章(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描写滑铁卢战事)，曾致信友人坦白了一段内心挣扎：“我简直起了妒忌的心思。是的，我禁不住自己一阵醋上心头，我为《军人生活》(我的作品最困难的部分)梦想的战争，如今人家(司汤达)写得这样高妙、真实，我是又喜，又痛苦，又迷，又绝望。”巴尔扎克毕竟是巴尔扎克，他静下来，再次读司汤达，重新回归阳光心态，并写出《司汤达研究》一书，完成了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巴尔扎克对司汤达的推崇令一些同行感到迷惑，甚至有人猜测其中是否存在猫腻，巴尔扎克却毫不在意那些近乎侮辱性的误解，表示自己对司汤达的赞誉完全是“诚心实意”。

　　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互不欣赏，早已不是奇闻。福克纳不善与人交往，法国作家加缪对福克纳备加推崇﹐然而当他们有机会在一个场合会面时﹐福克纳的矜持却使得加缪选择了立即告辞。而在海明威的眼里﹐很少有入流的作家，斯坦因、菲茨吉拉德、庞德，特别是福克纳，都曾是他挖苦的对象。

　　不过，武人未必皆相重，文人未必都相轻，也是实情。武人的例子就都不举了，这里只说文人，且范围在中国。盛唐时，33岁的杜甫与44岁的李白初次相逢于洛阳，可谓一见如故，并同游同醉，用闻一多的说法，李、杜相遇，就相当于两颗星相遇，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与孔子和老子的划时代会面相比，李杜都在诗中写到过对方，而杜甫涉及李白的诗竟达十多首，赞之为“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近现代国学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高山流水，更不乏其例。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20世纪初叶就是中国学术大师群星闪耀的时间段，胡适称赞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却说“陈寅恪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那时有这样一段话，“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其出处，有说是出自国学大师梁启超之言，有说是出自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史学大家陈垣之口，无论谁说的，都彰显了文人“相重”的高贵品质。吴宓对陈寅恪、钱锺书的推崇到了自贬的地步，他评价陈寅恪“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辟，远非侪辈所能及”，还私下对人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而在陈寅恪眼里，“先生(王国维)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写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 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这些趣闻佳话绝非个案，它们闪烁出的正是“文人相重”的异彩和亮点。

　　旅美作家陈九先生，曾对我讲过他的一段“汗颜”经历。前两年，他在《世界日报》发表了散文《母猪沙赫》，这篇作品我读过，印象并不深刻，陈九自己也没有太在意。转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是山东口音，已显苍老，自报姓名“王鼎钧”，令陈九又意外又惊喜。“百度百科”介绍王鼎钧为“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耄耋高龄，与余光中齐名，大家尊称其“鼎公”。“鼎公”组织纽约华人作家成立了一个“九九读书会”，他告诉陈九，近期读书会专门要讨论《母猪沙赫》，并说：“你的散文真好啊，我写了一辈子，赶不上你这一篇。”陈九诚惶诚恐，无地自容。陈九最大的感慨是，鼎公心地健康，胸襟海量，自己做不到。我说，是的是的，“文人相重”，不是谁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