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弘：新时期文坛的一张硬弓——张一弓和他的创作

　

　　2016年1月9日下午3点多，张一弓老师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一弓老师于14时59分逝世。尽管此前我就知道一弓老师的身体多个器官已经严重 衰竭，目前的医疗手段已无回天之力，但得到消息，心情仍然非常沉重。第一时间，我将张一弓先生逝世的消息以不同形式发布了出去，并迅速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 注与反应，说明大家对张一弓还是有着相当高的认可度的。

　　张一弓的写作生涯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的。他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自幼就喜爱写作。父亲张长弓生前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生前是开封女子高中 语文教师。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他写的一首叙事诗获开封高中写作比赛第一名，并因此被校长杜孟模先生(后任河 南省副省长)推荐到《河南大众报》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娃”。后来，随报社合并进入河南日报社，从1950年到1980年，从事新闻写作30年，从见习记 者一步步成长为副总编辑。

　　张一弓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第一本书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宝和银宝》，并在《长江文艺》《牡丹》上发表了《我的老伴》《打擂》等小 说。1959年，他发表在《牡丹》上的短篇小说《母亲》，被认为是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给右派母亲唱赞歌”的“大毒草”，受到批判，自此中断小说写 作20年。

　　张一弓的文学创作主要在新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关注社会现实变革为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期；每二个时期是以关注人性和民族性 格为主的探索期；第三个时期是以关注个人经历和历史为主的长篇创作期。张一弓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作家，他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认为作家的 创作虽然要表现“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鸣，否则读者没有理由看你的作品。缘于这样的创作理念，他的创 作努力追踪农村的变革步伐，以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特色为人所称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 题的揭示。他善于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具有欧化色彩的语言与强烈的乡土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饱满的文学激 情、悲壮激昂的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张一弓创作的特点，在他去世后，我曾拟有一联来概括：“社会意义人性意识文学意蕴熔铸铜钟警世界，乡村情感 英雄情结浪漫情怀充盈驿站栖精魂。”我以为大体能体现出张一弓老师的创作追求和基本特征。

　　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初，张一弓以其对现实变革的敏锐嗅觉和大胆精神，取得了令中国文坛广泛瞩目的成就。应该说，他这一时期能取得如此成就，与他长 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起来的对现实和政治的敏锐感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需要巨大的勇气。1979年，张一弓暗自创作了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 事》。《收获》编辑部在大量群众来稿中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发表在1980年《收获》第一期，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轰动，评论界把它视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 之一，称李铜钟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作者也由此恢复了中断20年之久的文学写作。今天看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无论从哪个层面讲，并没有 特别出格的地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作这样的作品所遇到的阻力和压力是非常巨大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时曾两次受阻，张一弓的上级部门领导， 虽认为作者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执意不同意发表这部作品，稿子校样曾被迫从版面上拿了下来。担任《收获》主编的巴金老人毅然拍板，推出了这篇作 品。后来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参评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时，再次受到来自作者上级领导部门的严重阻挠。阎纲曾在《悼犯人李铜钟》中谈到当时评奖的情况： “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则向笔者讲述过这次 评奖更复杂的经过。其时，为调查落实张一弓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有关情况，高洪波被派到河南进行调查。高洪波到河南走访了有关单位，和文联等部门的领 导交换了意见，最后认为这部作品获奖没有问题。这时，高洪波才去见张一弓。高洪波说，见到张一弓后，他弯腰从床下拿出了一个瓶子。高洪波以为张一弓因为高 兴要拿出酒来庆祝。但张一弓说，这是一瓶“敌敌畏”，我随时准备将它喝下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张一弓当时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他准备为此牺牲的勇气。

　　1980年4月，《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不久，张一弓被调离新闻工作岗位，下放到登封农村，先后在卢店公社和县文化馆担任副职。当时的中国农 村正发生着以“包产到户”为重要标志的历史性变革。张一弓亲身参与了这场变革，这使他有可能延续长期以来作为一位记者对我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紧跟时 代步伐，并写出了30多篇、100多万字的表现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作品。继《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之后，《张铁匠的罗曼史》 《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该奖项在第一届评奖以后不再分等级)；《黑娃照相》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8部小说 被搬上影视屏幕。

　　1983年秋天，张一弓作为获得三次全国性文学奖的作家，从登封调入河南省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并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协理事，省作协副主席、 主席。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创作上已经不能满足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表层的“直来直去”的反映，希望在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古 老文化的神秘感中，着力于民族的生命力量与民族性格的发现。调整了焦距，拉远了视角，写了一些具有浓烈的象征气韵，把讽喻、神话、隐语、哲理、诗情汇涵其 间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孤猎》《黑蝴蝶》、短篇小说《夜惊》等，在创作心态、创作手法、创作风格上出现了很大变化，找到了崭新、鲜活的艺术感觉。特别是 《孤猎》，受到了读者和一些评论家的关注和赞赏，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华文报纸甚至说它是作者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但这种探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般 对张一弓的研究也很少重点关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际上，就在张一弓开始新的尝试的时候，他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并花费巨大精力投入到文学组织工作。 他自筹资金，自任主编，为省作协创办文学刊物《热风》，并为此牺牲了创作，直到退休。

　　退休以后，张一弓又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焕发了文学创作的第二春。进入新世纪以来，也正是他65岁以后，创作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远去的驿站》、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阅读姨父》、第一部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等作品。《远去的驿站》与张一弓以往关注当下现实的创作有着很大 的不同，它更多、更深地进入到了历史的内部，通过三个家庭三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追求光明、报效国家的艰巨历程，表现了他们百折不挠、英勇献身的民族精 神。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内容的厚重和容量的巨大，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着很好的表现。张一弓晚年深受慢阻肺病的折磨，呼吸量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 一，右眼又近乎失明。但是，疾病未使他放弃写作，他所焦虑的是疾病妨碍了长篇小说的写作进程。2012年，在年满77岁时，他又创作并出版了具有绚丽的浪 漫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少林美佛陀》。他时常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张一弓堪称一位旗帜性的作家。他对民族、对人民充满热爱，是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杰出文学家，为中国当代文 学写下了壮丽的篇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重新审识张一弓的作品，会发现他是一位切实关注现实的作家，是一位认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是一位自 觉书写中国故事的作家。学习张一弓，对我们今后搞好创作，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