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爱憎与追求——送别丁宁、江波夫妇

　　进入老年以后，每听到同龄老人去世的消息已不感到突兀。对老战友江波同志的离世也有思想准备，他住院多年，想去医院看看他，是为了见他最后一 面，却每次都被丁宁同志劝阻。我没有料到的是丁宁竟先江波而去；时隔不久，好像为了履行结伴而行的约定，江波也匆匆地走了。连续接到他们儿女宛柳、西南寄 来的讣告，使我一直处于对这对夫妻老战友的思念之中，同70多年前抗日战争中往事的回忆、同两年来对反腐败斗争和从严治党的深入思考交织在一起。

　　丁宁、江波作为优秀的文化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根据地和后来的华东解放区已为人熟知。丁宁作为孩子剧团的导演，江波作为亲历济南、鲁中、淮 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的随军记者，早享有盛名。他们夫妻二人都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调来北京，江波被分配担任我军总政治部肖华主任的秘书，丁宁是从南京市 委文艺处长的岗位调到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办公室主任和党组秘书的职务。两个人做的都是需要严守纪律很少公开露面的工作，这是只有任劳任怨的老同志 才能胜任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连续的大事件中，在文艺界一次次的批判运动中，他们内心炽热的感受、强烈的爱憎和澎湃的文思，只能通过自己的日记、工作笔记 和散文记述流露宣泄出来。

　　我同他们夫妻熟识较晚。作为早期的作协会员，虽然在有些会议上常见到丁宁同志的身影，却没有交谈过；认识江波同志则是在“文革”以后的1978 年。那时江波同志是总政韦国清主任的秘书，我由北京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由于工作的接触而同他相识。战争年代我同他不在一个地区，他是随军记者，我作为经 常随部队活动的创作人员，情感经历完全一样。读他的战地日记《一个新闻工作者青春军旅的记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日记散文《旅人笔记》，那战争年代的 生活气息、同指战员的情感交流、对英雄战友的亲切敬爱之情，也都是我当年的情感经历。《在战友墓碑前》这篇文章里的每一句话，也都是我想说的，都是我的心 声。我们相识较晚，作品的交流使我们很快成为挚友。

　　离休后的日子，江波多在病中，因而与丁宁同志交往更多些。作为经历过新中国文学界风波的老人，很愿听她谈些当年“运动”的内情。我作为华北的一 名军队作者，因为心怀敬慕，更关注丁玲冤案的始末。徐光耀同志因丁玲事件而被错划蒙冤，是大家都知道的；丁玲同志热心为话剧《李国瑞》的作者杜烽同志的剧 作集撰写序言、为陈孟君同志创作的抗美援朝小说动笔删改并推荐出版的事，则少有人知。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作为年轻的剧作者曾被丁玲同志召去，同南京军区的 作者一起讨论《胜利渡长江》的剧本创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剧本《战斗里成长》送她过目，她阅后即推荐给《人民文学》发表，并在此后访苏期间为该剧的俄 译本作序。至于解放战争爆发前我党在涿鹿进行土改试点期间，丁玲同志对我爱人胡朋的指导和帮助，更是胡朋经常提起的。以上这些，丁宁同志可能不太知道，但 她接触丁玲同志时间更久，理解更深，对于丁玲同志含冤20载而对党忠贞不渝更为崇敬。在丁宁同志赠送我的《文坛几多风流人物》中，记述了我国不少前辈作家 对文学事业的贡献和风采。翻阅一过却不见对丁玲同志的记述，乃打电话询问，不问则已，一问则引起丁宁同志的悲伤和愤慨，原来记述丁玲同志的一篇在出版前被 临时撤下来，使人想到平反的阻力。好在不久又收到丁宁同志另一本散文集《岁月沧桑》，其中刊载了记述丁玲同志冤案始末的五万字长文《忠诚与屈辱》。文章最 后写道：“一个伟大的人生，她的变化，她的魅力，就在于由屈辱和伟大、黑暗和光明构成的。丁玲之所以重新获得光辉的生命，就是她敢于献出生命跨出黑暗的门 槛，甩开了屈辱，屈辱已化为烟云，黑暗转为光明，那个伟大的生命，更显其伟大，她已寄存在千千万万的记忆里而成为永恒。”这段话表达了众多文学工作者的心 声。

　　丁宁同志这篇文章中记载的许多事，都是我们大家已经知道的，有些会议也是我曾参加过的，文章中提到的有些同志也是我熟识的或接触过的，他们的言 谈、风采，在不同场合的表现，至今仍留有印象。许多同志深思熟虑的发言使我受益，一些同志言不由衷的表态也能使我理解，这些都已成为历史，而过去不太在意 的，今天却觉得特别可贵。譬如对崇高信仰的执著，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同志之间的真诚，对受欺辱者的关怀，为正义事业勇于牺牲等。在同丁宁、江波同志的接触 中，与他们二人交谈和读他们的文章中，使我感到亲切，受到鼓舞。人不在了，作品在，人的风采在，他们并没有离去，两位好作家将永远被人们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