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井深 情更深

　　我就和我们监舍旁边的一个圆圆的大口井，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十月金秋，我去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访故。现任的劳改场长，询问我想到哪儿看看？我说：“我想去看看当年的那口水井！”

　　我所以难忘那一眼井，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人。他名叫陈大琪，是昔日对我们施行专政的劳改队指导员。不巧的是，场长告诉我他因病住进了外地医院，我无缘见到他失望之余，便想起我必须去看看那口井。

　　我浪迹到这个劳改队的时候，正是四人帮覆灭前猖獗一跳的日子，1976年唐山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政治灾难与自然灾难并发，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一天，陈大琪对我说：“给你一个新任务，你每天除去当好统计员的任务之外(即掌管全队劳动报表计算)，上边有指示，咱们这儿也要预防地震。你每天早上和晚上，要抽时间观察两次水井的水位涨落情况。”于是从这一天起，我就和我们监舍旁边的一个圆圆的大口井，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拿一个米尺，来到井边伏下身子，把卷曲着的米尺放开，测量井水距离井口的高低，以判断地下水位是否上涨。有一天晚上，我照常去他的办公室汇报水文情况时，他把办公室的门关住之后，突然询问我说：“你看，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地震？”我说：“水位无任何变化，好像没有什么迹象。”他在屋子里走动了几步，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但又难于出口似的；最后他终于停下他的脚步，有点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明了他的心病，他是询问我是否能发生“另一种地震”。

　　我顿时嗫嚅起来。因为他是我们劳改队的指导员，而我不过是个“二劳改”，我们中间存在着无形的“楚河汉界”。这种政治色彩很浓的谈话，在当时显然是带有相当大的危险系数。这个农场里，过去有一位干部，因为在大会上喊口号时，把林彪语录中“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错喊成了“一句顶一句”，削弱了毛主席九千九百九十九句的威力，曾被造反派打断了一条胳膊。此时，他询及的问题，明显地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因为在我的感知中，他是一个忧国忧民型的干部，并且十分尊重文化。基于这种认知，我不能以谎言欺骗真诚；但是我又不能把话说透，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了陈指导员一句：“物极必反，这是最古朴的辩证法。”

　　这种哑谜一般的对话，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如听隔世童话；但是这个隔世童话，其含金量是很高的——在“文革”人人自危的年代，一个执行专政的干部与被专政的对象，能突破了“楚河汉界”，而产生灵犀相通，彼此以哑谜倾吐心声，在当时可以算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迹。当时，我已然身陷沼泽十多年了，无所顾忌是可以理解的——而陈大琪警帽上镶嵌着国徽，在那个风风雨雨的日子，何以敢于向一个专政对象宣泄内心的郁闷，这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他忧国忧民的思绪。而这种枯荷等雨的焦渴心情，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这是我难忘陈大琪的缘由之一。

　　其二，我们从劳改煤矿转移到达这儿的第二天，他把我从我们住的窑洞里找出来，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木椅上。当时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绝少与专政干部平等对坐的记录。我历经过在专政干部面前的三种谈话姿态：一、蹲着；二、坐在小马扎上；三、站在干部面前。这是经历过劳改生活的人，都知道的ABC。

　　他喊住了我，以劳改中队一把手的名义

　　“你这个姓氏怎么这么怪？”陈大琪说，“我过去在语文参考课本上，好像读过一篇姓从的什么人写的文章……昨天，我翻看了你的副档(档案副本)，知道你过去是个文化人，刚才我说的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因为我已劳改多年，已然记不起我过去写的什么文章了。每天沉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使我远非自我。但经他的提示，我认真地想了想，早在五十年代中期，确实有一篇题为《故乡散记》的散文，曾被选编进什么语文教材之类的书中。他说他读的就是这篇东西，因为他也是农村人，上学时作文虽然不好，但却喜欢看杂七杂八的书。之后，他又问了问我进劳改队以前出过的几本小说的书名，谈话就此结束。可是在我要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喊住了我，以劳改中队一把手的名义。通知我从这天起，担任这个中队的统计员。

　　劳改队统计员是个不劳动的闲差。每天的任务是验收每个劳改成员的劳动成果，然后绘制图表上报。因其工作量很轻，是每一个劳改成员都羡慕的活儿。当时我并没感到有什么兴奋，我已经修理地球十多年了，使用铁锹比拿笔杆还要熟练，体力劳动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本能；但是唯一使我感到惬意的是，当中队统计员因为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可以不再和同类们睡在一条大炕上，一个人独占一间窑洞，生活的空间大了许多——当时我只想到了这些。

　　大约过了有一个多月的光景，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绘图画表时，陈大琪走进我住的窑洞。他围着我的那张木桌转了一会儿，极为含蓄地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干这件工作吗？”我茫然不知所答，但不回答指导员的询问，是很不成体统的，我略略沉吟了片刻，回答指导员说：“您大概是考虑我还有些文化，不至于在统计工作中出什么差错吧！”

　　他吸着烟，坐在我的床上，环看着我那间窑洞的四周。我不知道他来到这儿，对我还有什么指示，因而从木椅上站了起来，静待着他的部署。可是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一支烟吸完了，又点着了第二支烟，站起身来在窑洞中转来转去，久久没有离开我住的窑洞。

　　我有些不安了。他显然是有事情要对我说，而他又不说，是否我在统计工作中出了什么错误，他不好意思开口，因为在我的感悟中，他是对我有偏爱的。也许是出于怕伤害我的自尊心，而在寻找合适的谈话方式吧？！我难耐这种无言的沉默，便主动向他请示道：“陈指导员，如果我在统计工作中，出现了什么纰漏，您只管说。我从小数学很糟，所以我在统计工作中，格外小心。”

　　我的文学烛光，是在那间窑洞重新点燃的

　　他对我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表示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却迟迟没有出口。大概他也发现了我的神情紧张，便与我又闲扯了一些会什么的话，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记起。直到最后，他快要离开窑洞时，才对我道出了他的心声：“让你干这个工作，就是想给你一点时间；对你来说，时间是很宝贵的。”言罢，他便离窑洞而去。

　　我久久地琢磨着陈大琪对我说的话，显然是话中有话。这是又一次类似“地震”般的哑谜，他在提示我不要荒废了时间。此时，正是社会上大批“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个劳改干部，能够对一个落难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关心，深深地打动了我那颗早已麻木了的心。在我的劳改生涯中，过去曾经有过对我关心的指导员，如《走向混沌》中的曹茂林，后来又有一位董维森(将在《走向混沌》的续篇中出现)；　陈大琪是我在驿路跋涉中，遇到的又一位关注中国前途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劳改干部。那段时间，阶级阵线比过去更加壁垒森严，他无法对我开门见山地讲他要说的话，只能以模糊的言语和模糊的方式，对我暗示一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的文学烛光，是在那间窑洞重新点燃的。我有一间窑洞，我有纸和笔——于是我在那间圆拱形的窑洞里，与久别了的文学重新结缘。

　　白天，我去地里转上一圈，回到窑洞之后，便开始了涂鸦工作。由于多年身在劳改单位，烧过砖，挖过煤；种过大田，赶过马车……写作的梦呓当然是从我最熟悉的生活开始。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一人面对孤灯，多多少少往事潮水般浪涌而至。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初稿就勾勒在这间窑洞。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光景；尽管那些纸片早已发黄，但我仍然保存着它。而在这个拂晓的五更残梦之中，有着一个催我梦醒的人——他就是陈大琪。

　　……

　　昔日的监舍，昔日的马棚——以及往昔的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二十多年前的人，却都不翼而飞——特别是我梦中曾多次出现过的陈大琪，此时不知正躺在哪座城市的医院之中。神伤之际，我走进我昔日曾经住过几年的窑洞，顿时血涌心扉——陈大琪曾多次到过这间窑洞，用他那双脚，在这方寸之地丈量着中国。我与他那种不能称之为友谊的友谊，其含金量之高，是不能用友谊这个容器来称量的——因为他和我在当时的历史中的定位，属于两种绝对不同的物质的融合，就如同水和火的合二为一。这是对中国的前途，有着坚定信念并勇于为这种信念而忘我的人，才能具有的胆识。

　　我去寻找我昔日曾经无数次测量过的那口井。历经二十多年风雨沧桑，那口井已经被一块大大的水泥板封堵了起来——好在，水泥板中间还留有一个小小的提水圆孔，我伏身向里边看了看，井水仍然很深很深——深得就像是陈大琪的那颗心……

　　我在井边留了一张影像。回京之后，我在照片的背后，留下如下心声：黄金有价，良知无价。我将永远记住那口井，更会记住那位特殊年代难觅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