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过年的故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对于这个传统节日的虔诚感情。

　　外国人不同，对于每年开始的第一天，似乎比较怠慢，远不如刚过去的“圣诞节”那样当回事，这可能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决定的。我曾经去过几个国家，但从来没有赶上在那里过圣诞节，虽然我也很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西方人的节日，可总是没有机会。不过，这些年来，世界离人们很近，“地球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闭塞和隔膜了。通过各式媒体的报道，加之电影电视的渲染，大致了解西方人在这一天之前，也就是12月24日的平安夜，无论如何也必须赶回家去的坚定意志，和我们中国人，不管天南海北，相距遥远，不管天寒地冻，风雪阻滞，也要在大年三十那天，赶回家去与家人团聚的决心，是绝对相似的。

　　人之亲，就亲在这种感性相通的呼应上。人之爱，就爱在这种血缘相连的脉动上。人之情，就情在这种密不可分的依存上。人之真，就真在这种坦荡无私的信赖上。一家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团聚一堂，那幸福就不请自到了。人和人，有区别，家和家，有不同，但幸福不会因为这些区别和不同，进这家而不进另一家。屋子和桌子，可能大些，可能小些；菜肴和吃食，可能多些，可能少些，但无论大小，无论多少，那温暖的气氛，那圆满的感觉，那融洽的情感，那尽管无言但绝对信任的微笑，也正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着的幸福，是同样的。果如“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那样，这实实在在的，结结实实的幸福，把整个屋子灌得满满的，充盈得不得了，浓郁得不得了。于是，溢出门窗，弥漫在村庄里，溢出户外，流淌在街道上，爆竹声声，焰火闪烁，让每个人产生几乎无法自控的，那种不饮自醉的微醺。“除夕”之所以构成了中国人的记忆，就在于这种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的具体而又真实的幸福。

　　如果人们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回过头去，想一想自己所经历过的“除夕”……那一个一个的镜头，那一幅一幅的画面，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回放。像波浪涌过来的许多细节，令人目不暇接：谁给你沏的茶，谁给你斟的酒，谁给你添的饭，谁给你夹的菜；你父母头上的缕缕白发，你妻子脸上的细细皱纹，你孩子渐渐长高的身材，还有你家老屋那股熟悉的陈旧气味，在真实记忆里发酵。正是这酵素，催动着你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回到父母身边，或者是你父母和妻子、孩子三代同堂的家，在那些眼巴巴等待的目光下，推开自家的门，立刻融入温馨的暖流中的感觉，那也是你一生中并不天天都能拥有的快乐。

　　中国人的年，是农耕社会依据农作物成长时序而安排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过：“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这就是说，一年到头，也只有到了冬藏的季节，农事告一段落，方有余暇憩息，才有可能歇手。也许出于感谢老天的赐予，也许出于享受劳动的成果，这才有了年。所以，敞开肚子吃一顿，仰起脖子喝两盅，乡亲们凑在一块锣鼓家伙敲上一通。而且，年的可贵，不仅在于亲情的回归，感情的释放，更在于对于来年的憧憬，一家人聚在一张桌子上商讨未来，展开向往，所谓承前启后，所谓继往开来，就这样把大政方针定下来了。大概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屹立不倒的传统精神。

　　至于外国人的圣诞节，与我们中国人的农历年，成因肯定不同，但实质却是相同的。你就看机场里塞满了等机的乘客，你再看公路上堵满了回家的汽车，无一不是奔逐着这份记忆而去，也无一不是追求着这份幸福而去。因此，当这顿“圣诞大餐”的主角，那只塞满多种辅料，香味四溢的烤火鸡，端到餐桌上时，那一家人的表情，和中国人类似，面对午夜钟声敲响，一大盆热乎乎的水饺端上桌来，大家的兴高采烈，肯定一模一样。高兴什么、快乐什么呢？既不是饺子，也不是火鸡，而是一家人能够团团坐在一起。

　　说起过年的故事，假如你是个游子，假如你与你的家人聚少离多，你感慨最多的，就是这难得的与久别亲人的团聚。

　　在我这样年纪的人的记忆中，年，可以说是不可胜数。人生有如爬山，峰高谷深，坡陡路险，都得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因而，穷困无助的年，狼狈透顶的年，挨批挨斗的年，“运交华盖”的年，都一一地体验过来，也是很多同行差不多都遭遇过的命运。

　　有一次，我不得不在火车上过年，这种经历别人很少体验过。1959年，当时我很年轻，由于此前我发表的一篇作品，噩运降临，我被逐出北京，到铁路工地进行劳动改造，碧落黄泉，一言难尽。那时候，探亲假是有的，但对我有一条额外的规定，因为那是首都，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得在北京过年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除夕那天，就在当时刚刚落成的“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与妻子告别，登上北京至武汉的38次列车。

　　整列火车上，竟然没有多少乘客。我也记不得那时有没有春运这一说，但年节期间，一票难求，是历来铁路客运的正常现象。等到这趟列车过了保定、石家庄以后，近途乘客陆续下车，除了一位老者，就是我了。说实在的，习惯了火车车厢人头攒动，推来搡去的我，对于空空荡荡的车厢，除了车轮与钢轨的撞击声外，寥无人声，这多少有点恐怖。这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使我想起读过的一篇外国小说《死亡列车》。幸好，紧挨着这截车厢的硬卧列车员过来了，显然是她的一番好意了。因为夜深的缘故，允许我们两个人，拎着行李，到后边的硬卧上躺着休息。

　　这样，我们一老一少两个人，对坐在卧铺上，交谈起来。他问：“送行的是你爱人吗？”我点头。他接着说：“她很难过。”我又点头。“其实……”他见我没有说话的兴趣，也就把话打住，不再发问。随后，我和他都转过头去，看窗外路边，那一连串熊熊的火光，当时，正是全民“大炼钢铁”，在这个漆黑的“除夕”之夜，土高炉竟映红了半边天，我不由得说了一句：“大年三十也不停火，真是好壮观！”没想到他和刚才的我一样，也是没有回答。不过，我那时是点头，他此刻却在摇头，而且摘下他的玳瑁边眼镜，用手绢擦起来，不再看窗外的炉火。事隔多年，我至今也猜测不出这位老者，是对让工人“除夕”加班加点还是对当时冒进活动不以为然呢。

　　列车的广播喇叭响了，列车长通知大家，马上就要午夜零点了，请各位旅客到餐车上来吃饺子。等我和那位老者坐下来，发现整个列车的乘客就那么二十来位，连餐车都没坐满。这是我一生中最孤独的“除夕”，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在列车上过年。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老者从他的大衣里，摸出来一瓶二两装的“二锅头”，讨来杯子，倒了一点给我，然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我把刚才没有讲完的话讲完，其实……”他顿了一下，“在北京站，你应该到站台去安慰你的爱人，那时，离发车还有一刻钟。”

　　当一个孤独的人感到并不完全孤独，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能得到哪怕是细微的关心，也是心存感激的，我想请他留下他的姓名地址，他摆摆手说：“萍水相逢，一面之缘，就不必了吧！”

　　天色微明，车到郑州，老者要下车了，他不让我起来送他。而是把那瓶“二锅头”，塞在我的手里，说：“留着路上喝吧。”然后，他就走了。

　　我追出去，他已走得很远，大年初一的郑州车站，也是空空荡荡，只见那老者的背影，终于消失于朦胧的晨曦里。

　　1959年的大年初一，就这样来了。可那天，我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