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新民:诗歌王国的永恒歌者

　　张同吾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兄长、好朋友。3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青年诗歌爱好者的时候，有幸结缘了先生，多年来，受先生教诲和影响，可谓受益匪浅。同吾先生为人，谦厚大度、质朴仁和、温良平易，颇具文人风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于晚辈后学，从不以名家自居，更无高下距离之感，能与众多诗学者融为一体，其仁师风范、博学广识深深为人所敬佩。先生为文，才情斐然，又朴实无华，理性客观。

　　张同吾先生做事，坚毅执著，不惧艰辛。他一生挚爱诗歌，与诗偕行，终生为诗歌的发展辛勤忙碌。他不畏世俗流弊，克服诸多困难阻力，以顽强的精神不懈努力，参与创办了中国诗歌学会，使广大诗歌作者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之家”。可以说，为了中国诗歌学会的发展，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在中国诗坛有口皆碑。中国诗歌学会成立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诗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特别是广大青年诗歌爱好者踊跃申请加入，会员遍及全国各个省市，乃至海外华人。这些新生力量为中国诗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吾先生一生出版了诗歌评论等各类著述。他博学广识、学养深厚，所写的文章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又有对新诗发展趋势的洞察；既有对诗歌本质的探索，又有对诗人客观中肯的评价。他对诗的抒情性有着深层次的把握，对诗的本质有着哲学性的思考，这也是他能写优秀诗歌评论的原因所在。他的诗歌评论有见地，少媚俗，有着严密的思辨逻辑。他能够从中立的基点出发，不掺杂过多的个人偏颇与感情色彩，保持了最基本的客观、公允，令人信服。他对中国新诗发展始终有自己清晰的理论解读，对当代中国新诗的脉搏与走向有着清醒的判断。

　　在与同吾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到他对山西、对山西诗人有着格外的关爱。他曾多次到山西，先后参加过太原诗歌论坛、诗人采风、“春天送你一首诗”、“中国诗人三晋行”等诸多活动。在晋采风期间，他的足迹遍及汾河两岸、太行吕梁，他仰慕悠久厚重的三晋文明，崇拜如恒河沙数的大师先贤，更醉心于山西奇绝多彩的人文自然风光。对山西的喜爱，更多体现在他对山西诗人的厚爱中。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山西的诗人找到他，无论是求书、求字、求教，或是邀约诗评、序言，他都绝少推辞，倾心倾力予以满足。对于有发展潜力者，他更是不遗余力加以提携。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山西省长治市，那里活跃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群体——长治诗群。同吾先生对长治诗群从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诗群中的很多诗人结成忘年之交。他在多次活动中与长治诗人交流心得、分享感悟、共话诗情，甚至还与长治的大学生座谈，普及诗歌常识，指导青年诗歌爱好者的诗歌创作。在他以及众多诗歌名家的关心、支持下，长治诗群一步步发展壮大。

　　对我，同吾先生更是厚爱有加。多年来，先生与我之间的联系始终未曾间断，逢年过节我总能提前收到他亲切的祝福，使我倍感温暖。2004年，我有幸获得首届“艾青诗歌奖”，他主持颁奖大会，并亲自为我颁奖，给我以巨大的支持与鼓励。在一些重大的诗歌活动中，他也常惦记着我，如果没有看到，就会向熟悉的人打听“新民有没有来”。虽然与先生年龄上有差距，但我们之间却无代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叙不尽的情谊，许多次会议间隙，几个人一聊就到深夜，越聊兴致越高，越聊越发清醒。

　　同吾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为我的诗集先后写过两篇评论——《走向理想的精神圣地》和《翰墨情缘，当代意识》，文章情真意切、客观中肯，既有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更有对诗学者的勉励与期许，给我以热情的关怀、长者的包容和厚爱，激励我一直在诗歌之路上跋涉前行。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了“拥抱太行”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为了办好这台晚会，同吾先生忙里忙外，运筹帷幄，极大地提升了晚会的质量和效果。这台晚会经众多媒体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同吾先生学养丰厚，在文学创作之余倾心翰墨，书法造诣很深。这得益于他厚重的生活积淀，以及对艺术孜孜不懈的追求。其书法借鉴了二王的精美、颜真卿的雄浑和赵孟頫的俊逸，形成了自己清峻端庄、骨力遒劲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的笔墨里蕴藏着丰富的诗思和诗语，气韵飞动，飘逸洒脱，充分表现出他质、骨、气和人文涵养融为一体的艺品与人品。

　　同吾先生把一生献给了他挚爱的诗歌事业，其人、其言、其德、其行将永远刻在我的心底。同吾先生走后，我曾写过一首诗，叫《痛悼同吾先生》，其中写到：“捧书睹物念达人，泪眼黄花倍思君。白鹤秋风随梦远，诗坛肃穆抑贤尊。”谨以此表达对先生深切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