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凡：晨钟不再响起

　　清晨钟声从远方传来，悠扬旷远居然含有几分暖意。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钟声带来安全感——特别是在莫名忧伤的童年时代。那时我不晓得钟声是从老西开天主教堂传来的，也不晓得那里旧时属于天津法租界。

　　我家住在宁夏路76号。一天我意外发现院门外高处还钉着一块废弃的木质门牌，依稀可见“石山街”字样。后来知道这里是旧日租界。我读书的鞍山道小学坐落在旧日租界宫岛街，原本是日本第二小学。日本第一小学则坐落在橘街，它与段祺瑞公馆隔街相望。旧日租界的橘街，新中国改名蒙古路了。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都生活在这片区域。我家附近的居民，成分比较复杂。有的甚至身世不明。偶尔半夜醒来听到对面楼里传来男人咳嗽，我姥姥就小声说沈先生真遭罪。尽管新中国八岁了，这里人们依然不改旧时称谓，叫男人先生，称女士太太。新社会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改造力量，当时尚未抵达并充满它的毛细血管。旧文化以及衍生物，垂垂而不死。

　　松岛街、加茂街、须磨街、浪速街……这些日本街名统统消逝，变更为哈密道、青海路、陕西路、四平道……身边唯一与日本有关的事情就是同校那位女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新中国初期妈妈归国把女儿留在天津。公元1965年这个女生去日本探亲竟然买了十几支天津产圆珠笔带去东瀛，当时我觉得日本还是比较穷的。另有邻班女生家庭是天主教民，老师每每提起她总是含有几分歧视语气，于是我愈发对那座响彻晨钟的老西开天主教堂产生好奇心理。

　　我大起胆子沿着墙子河奔跑，这条河是前清守将僧格林沁开挖的护城河。我终于跑到那座大教堂前面，伸长脖子仰望高高圆顶十字架，一时猜不出钟声是从哪里传出，心情有些焦急。

　　老西开教堂前的马路两侧，有干货店和成衣铺，还有“小件物品抵押所”，这是政府开设的具有典当性质的处所。新中国了，来这里抵押物品的有原装资深穷人，也有曾经是富人的新晋穷人。前来典当的人们，表情平淡走出小件物品抵押所，手里有了几个钱就来到干货店前购买糖炒栗子，初冬季节里这是必须的。穷也坦然，富也淡然。后来，我祖母也走进过小件物品抵押所，拿日本蜻蜓牌推子和清朝铜碗换成人民币，照样去买糖炒栗子。这正是我儿时看到的市民群像，远比大型泥塑《收租院》生动多了。

　　长大成人才知道，天津这座城市有过“英法德美日意俄奥比”九国租界，曾是中国近代外国租界最多的殖民城市。记得冰心老人在《紫竹林怎么样了》散文里写道：“天津很像上海，然而城市却是北方的。”我想当年冰心住在天津英租界，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吧。张爱玲也曾在天津英法租界生活，但是没有留下丝毫笔墨记载。天津这座城市确实有人不喜欢的，尽管它毗邻首都。

　　我五岁那年首次进北京，记忆朦胧。只记得前门大街的公共汽车，还有在“独一处”吃烧麦。返津时我们只买了丰糕和蜜供，父亲说其他东西天津都比北京的好。是啊，中国首家西餐厅就出现在天津德租界威廉街，餐馆主人名叫起士林，是个退役的普鲁士军官。首都皇城具有独到的大气。天津文化则属于板块结构。有从海外漂来的租界文化，早于北京十几年就过起了圣诞节；也有明初建卫以来的老城厢文化，恪守传统不改章程。此外还有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渔文化、早期萌芽的工业文化，以及来自直鲁皖豫的农业文明，这诸多文化板块在各自领域生长繁荣，彼此不相融合。这样就很难识别何为天津主流文化，于是有时被误认为没文化。

　　近代天津开埠以来得风气之先，处处走在北京前面。然而北京传统文化积淀丰厚，连蚊子都沾着皇亲国戚的血脉，这是天津难以比拟的。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得风气之先，处处走在天津前面。天津人便以“北京郊区”自况，其实是被首都所笼罩的自嘲。尤其天津泰达遇到北京国安，中超赛场颇有穷人想揍阔少爷的心理。

　　西方流行的城市学理论，以北京这样超大型城市为例，周边八百公里范围内是不能存在另一个超大型城市的。这正是“城市功能辐射理论”的基本观点。然而，不知出于历史的原因还是现实的错位，天津距离北京127公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存活着，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就像煎饼果子似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京津两座城市差别不大。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差距明显了。大量移民涌入首都，北京越来越不像北京了，分明成为一座无所不包的大熔炉。全中国的矿石都想投身这座大熔炉里，恨不得立即将自己炼成好钢，然后用在刀刃上。

　　天津情况完全不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海河失去上游来水全面废航，码头成了河流的弃妇，天津卫变成一片止水，宛若水缸。水文地理发生如此畸变，河畔文化也逐渐呈现华北腹地化倾向，市民成了保守党。于是天津也越来越不像天津了。京津双城都不像过去的自己了，这叫嬗变。

　　北京是座精英云集的理性化的城市，天津却以市民文化为特征。我客居北京去菜市场，很有感慨。北京人称为“扁豆”的蔬菜，天津人叫“弯子”，北京人称其“豇豆”的蔬菜，天津人叫“长豆角”。北京人以其理性思维的严谨，以规范称呼蔬菜。天津人则以感性思维取其外貌特征而命名。

　　北京人驾车离开主路叫驶入“辅路”，天津人却说“下道”。北京开车驶入“匝道”，天津人说“走桥下边”……还有北京的鲤鱼天津叫“拐子”，北京的草鱼天津叫“厚子”，北京叫“复式”天津叫“跃层”，不一而足。从某种意义讲，北京人的语言表达追求既能定性也能定量的理性效果。天津人更倾向形象思维的语言表达，于是出了个郭德纲。

　　近在咫尺，天津却很少“北漂”，不知是天津人极端热爱这座城市，还是他们根本就懒得离开家门。天津，这是一座既难以抽象又无法概括的城市。

　　曾经又有晨钟响起，却不是来自老西开法国教堂，而是坐落在天津南京路上的电报大楼。我敢断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响。

　　(作者为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