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说“忏悔”——人文拾荒

　　上

　　镜子的功能，是自照。老祖宗留下的“每日三省吾身”，就是指自读自审。真正自读自审的，是那些对镜自照污痕的人。在文化人中，那是一种令人起敬的人文美德。

　　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历史新时期开始时的第四次文代会。周扬居然在大会讲坛上，当着全体与会代表的面，对于萧军不应该承受的苦难，坦承他作为当时的文化官员，负有难以推脱的责任，为此他特意向萧军道歉。记得，当时我坐在和萧军同一排的椅子上，情不自禁伸长脖子去看萧军的表情：这个文坛铁汉，灰白头颅低垂的瞬间，竟然有些颤抖。

　　我和萧老当时住在同一个小区，彼此命运又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会后有一次在他家里，我特意问起周扬当众向他道歉一事。萧军长叹了一口气，缓慢而动情地说：“自审自识是需要勇气和良心的，在文代大会上当众自责，就更需要良心苏醒后的勇敢了——我已向他表达了我的心声，谁也无法抗拒逝去年代的政治雕塑；但历史由浊变清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问并承担下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他所做的体现了一个文化人良知的先行，我已向他表示了敬意。可惜的是，文化人中像周扬这样的太少了，少到近乎绝版……”

　　萧老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之中也吐出了我的心扉之声：“不知您是否听说了，也有当年的文化官员表示，永不忏悔！”

　　萧军抛出了一句惊人之语：“那是两条腿的人形禽兽！”

　　事过多年，周扬和萧军虽都早已作古，但我认为，周扬在历史新时期自读的崇高姿态，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是不能略去的一笔。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疯狂的“文革”年代过后，在浓郁的血色面前，有忏悔精神者不仅寥寥无几——恰恰相反，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像是得了健忘症那般，如川剧中的变脸术似的，摇身一变成了体面的历史新时期的学术大家。这些人似乎身附魔咒，无论国人怎么鄙视其往日行为，都不能触及他那根自恋的神经，依然高堂阔步于媒体面前。试想，这些人与周扬的忏悔行为相比，不是有鸿毛之轻与泰山之重的差异吗？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让我肃然起敬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后，在斯大林时期，先后有近两千名作家，以各种罪名被流放、关押，更有甚者走上了不归的墓地。在此期间，法捷耶夫担任着作协的总书记一职，因而不可避免地充当其中的轴承；可贵的是，法捷耶夫因受良知的拷问，在1956年给了自己超凡的一枪，作为他忏悔的绝笔。法捷耶夫的肉体虽然倒了下来，但他的精神肖像，却在全球文化界站立起来。以法捷耶夫的人性全面复归所生发的忏悔精神为尺，丈量一下我们的那些“永不忏悔”的文化人，其灵魂的黑白与轻重，都演绎得十分清楚了！不要说“每日三省吾身”，他们一辈子也不愿意自照一回镜子，还要油头粉面地装饰自身，以尘封当年的斑斑文化血迹。

　　这些文化上的双面人，让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流行于西方的假面舞会。文化人不是卖笑、卖身的人，无须戴着假面生活。在历史明镜前梳洗时，还原成一个真实自我，这是文化人自读时应有的起码的良知。这是周扬向萧军道歉和法捷耶夫的绝命枪声，给我的深刻启示。

　　下

　　上面提及的是时代大人物之间历史往事。下边触及的，是小人物之间的往事今朝。

　　2003年的暮春，有人按响我家的门铃。我问：“哪位？”他说：“我是你《走向混沌》里写到的那个‘符某’，到北京来办事，顺便来看看你。”对方的回答，让我顿时愣住了。自报“符某”的是何许人也？乃当年劳改队里的头人之一，在我回眸20年劳改生活的《走向混沌》一书中，我曾很赤裸地勾勒出他的污秽灵魂。关于他，书中描写了这么一段：一个星期天，来自原卫生部的劳改右派李建源，在与他一起洗衣服时，谈到衣服最难洗的部位，是领口和袖口，因为这两个地方最脏。其实，这是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事后，他把李建源的话，上报给了劳改队长。经过他的政治过滤，“领口和袖口最脏”，摇身一变成了“影射伟大领袖最脏”的恶攻事件。当时正处在“文革”的狂热年代，其后果可想而知：李建源遭受到批判和围攻，并被掷进了禁闭室里反省。此事，在当时成为时代的“典故”，凡是涉及“领”字和“袖”字的话，一度成为禁忌。

　　试想，事隔几十年之后，此公前来探访，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警觉吗？但我还是打开了门。我们一起走进书房，他说：“老从，我在山西工作，你的地址是从山西作协打听到的。今天我来看你，是抱着忏悔之心来的，在那个年代，人人心灵都扭曲变形——我也难逃这个魔咒。不过，我欠下的这笔历史债务，后来也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惩罚——在1972年之早春，我们同在劳改煤矿劳改的时候，你头上顶着头盔和矿灯，在矿井下挖煤，我率队在井上挖冻土。一天，冻土塌方时正好把李建源埋在土堆之中，待我们把他扒出土堆时，他已然停止了心跳……我没想到此事会波及自己，不久上边来人调查事故原因，我因是带队的头人，便因失职而被送到禁闭室。真得感谢这次禁闭，那种不见阳光的日日夜夜，让我设身处地开始自照镜子，联想起‘领口’和‘袖口’，想起让李建源遭受批斗和关禁闭的一幕，这都是我的罪过。我错了，我没脸去见李建源的后人——你如果有机会见到他的家属，一定代我向他们一家转达我的愧疚之心。”

　　至此，我悬在空中的那颗心，变成了感动。我留他在家吃饭，他说他来北京还有些事情要办，没有与我一起进餐便匆匆地走了。后来这个符某人得了肝癌，我去山西访故时，还特意买了些护肝的营养品，叮咛他注意保健的同时，不要困扰于历史往事中不能自拔。历史是个大琴台，任何人都不过是它的一个音符，在新的历史明镜面前，能做到自审自识也就够了。同时，我还告诉他，我已将他的委托，辗转给受难者李建源的后人，他的儿子深得慰藉之余，还在祭悼他父亲时转告给了地下亡魂。

　　行文至此，我忽然忆起又一个历史镜头：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在书店签名售书，正好与漫画家华君武相遇。他签售他的漫画集，我签售我的散文集。签售之后，他突然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为五七年我画的反右漫画，向你们道歉。”我愣了许久，因为当年批判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我当真记不起他画的反右漫画了。直到前几年华君武逝世之后，我才从漫画家李滨声追忆他的文章中，知道华君武当年用漫画的形式批判过李滨声1957年的漫画《无嘴的人》。看！这是多么深刻的反躬自问。报纸上说他曾十多次向在1957年落难的人，表示他的愧疚之情。

　　够了，愿文化人都能以周扬和华君武为镜，照一照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灵魂，以不让中华民族“自省吾身”的美德，在民族复兴的21世纪断肢解体。这是我从几件尘封的微观事例中，得到的精神启迪；如果从宏观的视野去剖析更多事例，则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不仅经济在腾飞，“以人为本”的精神光环也在耀我中华。在近两三年内，我看到开国将军宋任穷将军之女宋彬彬以及陈毅将军之子陈小鲁，分别到他们当年读书的中学，向在“文革”年代被他们批斗过的老师赔礼道歉的新闻。我深深为他们的忏悔精神感动之余，认知这不仅仅是传承“自省吾身”的中华美德，更是实践今天强国梦之一翼。因为中国历史早就留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名言，这样才更利于把我们共和国的地基夯实得更加坚不可摧。

　　谨将对“忏悔”的一纸感言，与“文荟”副刊的读者共议共享。

　　(从维熙，作者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