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蓓佳:志愿者海伦

插图：郭红松

　　2008年五月的一天，从上海飞法兰克福，转机飞苏黎世，将近十五个小时的漫长折腾，我拖着巨大的行李箱，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步出机场海关。

　　一个六十多岁、衣着朴素的瘦削女士立在接机人群中，手里举一张A4复印纸，纸上是油性粗笔写上去的歪歪扭扭的三个字：黄蓓佳。我赶紧掏出在国内打印出来的邮箱传我的照片核对，一点不错，短短的褐色直发，眍眼，皮肤干黄因而显得皱纹细密，却也有一种随和，自然，质朴和干练……她就是海伦，接下来的几天中负责我跟瑞士方面联络沟通的中文志愿者。

　　说起来有点复杂，那年初，我的儿童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在瑞士翻译出版。当年3月，一封德文的邀请信辗转由我的德文翻译、居住在柏林的芭芭拉女士投放在我的邮箱里。芭芭拉打电话来解释，是瑞士小城索洛图恩要举办每年一度的“国际作家节”，邀请我作为国际嘉宾出席，除了在作家节上有专场活动之外，节后还要留住几日，参加当地一些中学小学的读书巡讲活动。芭芭拉问我，愿不愿意接受邀请？我当然愿意，瑞士我还没有去过，何况每场活动都有付费，挣钱旅游，还宣传了自己的书，好事。

　　可是问题来了，主办方对我跟我的翻译的待遇显然不同，我可以免费住进作家周安排的宾馆，芭芭拉不行，她的费用由出版社负担，所以要尽量节省，赶在作家节开幕那天直接到会场。这样的话，没有翻译，我既不会英文，更不会德文，到了瑞士之后怎么办？

　　好在，瑞士的主办方凡事习惯找志愿者，在小城索洛图恩的一万多居民中，居然找到了粗通中文的海伦女士。她的及时出现，像上帝好心抛给我的一只救生圈，拯救我于陌生国度陌生语言的汪洋波涛之中。

　　暗号对头，简短的相认和寒暄后，我们直接从机场上了开往索洛图恩的火车，不到一小时，目的地到达。瑞士这个国家真是小，火车旅行也真是方便。

　　出火车站，我习惯性地四下张望，寻找海伦的汽车。可是海伦没有车，从车站到旅馆，穿街过巷，走的还是古老的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海伦的步伐又快，可怜我咯噔咯噔拖着一只大拉杆箱，实在是一副疲于奔命的窘态。走到一半，海伦扭头发现我力不从心，伸手要帮我。我坚辞不肯。海伦比我年长，又干瘦，将重负转嫁于人的事情我做不出。

　　此后，因为我的这本书，在瑞士辗转过好几个城市，接触了好些出版人、作家、老师之后，我才知道，大多数瑞士人是不开车的，几公里之内一般步行，再长的距离搭坐电车，城际列车，火车。是为了环保，还是瑞士人崇尚自然俭朴的生活形态？我不得而知。反正在瑞士那些精致到如同模型一般的小巧城市里，道路都是细细窄窄曲曲折折的，道路两边也几乎都是野花野草不事修饰，极其地原生态。这些年中，见惯了中国各城市中整齐划一高度雷同的街景，那些气势磅礴又蓬头垢面的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忽然置身于洁净安宁如童话城堡一样的玲珑瑞士，视觉的转换上真有点措手不及。

　　海伦是个有语言天分的人。说起来，在欧洲，我所接触到的西方人，似乎在语言问题上都那么的游刃有余，是不是因为欧洲地域狭小，听别国的人说话，类似我们江苏人听广东话浙江话一样，半通不通总比听英语什么的容易？反正我碰上海伦这样的语言牛人，心里总是羡慕得紧。在海伦身上，最牛的事情是，她不光精通英语、德语、法语，粗通一些欧洲其他语言，某一天，在她退休之后，她突然感觉西方语言不足以满足她的学习欲望，要想挑战另一个语言高度，就报名当了苏黎世大学的汉语学旁听生，每周一坐着火车从索洛图恩赶往苏黎世大学的教室，上完一天课，又坐着火车回。她不辛苦。她乐在其中。她结识了好多学汉语的老师和同学。她还结识了去苏黎世大学讲学进修的北师大的张清华教授。我告诉她，张教授我认识的，是中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她哦哦，两眼发亮，为我们两个有了共同的朋友而惊喜和感慨。世界真小，不是吗？就像那个著名的什么定理所说的，你只要结识了六七个人，地球上的所有人就连成了一张网，拐弯抹角总能搭得上。真奇妙。真美好。

　　六十多岁的海伦，汉语学了一年，磕磕绊绊能做到生活自理，便报名当了志愿者，到江苏徐州师范大学教英语。徐州小地方，老外不多，海伦的面孔让校门外的小吃摊主们感觉新奇。她每天出校门，在小摊上买吃的，跟摊主们结结巴巴唠磕，大家都认识了这个长相普通的瑞士老太太。纯朴的底层老百姓，还没有学会西方“尊重隐私”那一套，见了面总习惯问对方的年纪，孩子，收入。海伦老老实实说她六十多了，没有孩子，在徐州教英语，工资不很多。善良的小摊主们啧啧地叹息，为她在应该抱孙子的年纪还孤苦伶仃地漂洋过海而赋予极大的怜悯，递给她的煎饼都格外厚实。海伦啼笑皆非，她有限的中文水平不足以向中国老百姓们解释她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为平息接下来的滚雪球一样的怜悯效应，她学会了撒一个小小的谎，告诉另一些陌生人：她有丈夫，有儿子，有女儿，有孙子，她是为了好玩才来到中国。

　　瑞士教师的退休工资，想必是非常丰厚的吧？反正，徐州师院给海伦的津贴，她完全用不着，统统捐给了甘肃陇东乡村的一所小学。之间的牵线人，是出生自那个甘肃乡村、在徐州师院教音乐的年轻老师。海伦天性中有平民化的倾向，她跟贫穷农村出身的年轻老师很聊得来，他们互教语言，结成了忘年好友。年轻老师曾经带着海伦回老家过春节，住在土窑洞里，使用农村旱厕，摇着辘轳打水，参加乡村婚礼，总之对于海伦来说，一切都新鲜得不行。海伦为此记了厚厚一本英文日记，我读过，是那个年轻的音乐老师请人翻译成中文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还帮忙联系过出版社，希望做成一本书。当然没有成，因为出版社需要经济核算，一本普通外国人的乡村生活日记，想必读者不会太多。

　　我在瑞士游荡的那几天，海伦请我去她的家里做客。她的先生冯毕仁鹤发童颜，高大，机智，快乐，走路的时候，会像小顽童一样蹦上马路牙子，翅膀一样地张开双臂，做出走钢索的种种险态，逗海伦笑得弯腰弓背。她家的别墅不很大，有一个小小的玻璃花房，里里外外透着俭朴。夫妇俩都酷爱中国元素，桌子上墙壁上摆着的挂着的，都是中国的乡村工艺品，老虎鞋啦，小泥人啦，陕西农村老太太的刺绣信袋啦，琳琅满目，大红大绿，喜气洋洋。冯毕仁的语言能力不如海伦，每年跟随海伦到中国旅行，没学会中文，却学会了几个简单的中国菜，煎炒烹炸都拿得起来。因为我去，冯毕仁特别在中国商店买了一些中国食材，当天中午我们吃的是“冯氏”中国菜，是哪几个菜，我现在已经忘了，大概是味道实在平常的原因。不过，吃了几天瑞士的汉堡意面牛排之类，突然闻到中国菜的气味，还是喜出望外的。

　　席间说起了他们的婚姻历程，是很“西方”的一段故事。海伦的父母本是瑞士人，好像是二战中吧，移民到了英国。海伦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在英国出生和长大。二十九岁那年，海伦回瑞士老家看望她的表姐，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碰到了冯毕仁，一见钟情，几乎是火山爆发那种，很快地同居，很快地海伦从英国回到瑞士小城，当了一名高中英语老师。几十年中，他们一直处于同居而不结婚的状态，因为冯毕仁从小有过父母离婚的经历，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对婚姻有深深的恐惧，所以跟海伦说好了，一辈子不要小孩，不结婚。岁月如梭，斗转星移，一晃二十五年过去，海伦和冯毕仁快乐地生活，以为这一辈子就要这样幸福下去，谁知这一年冯毕仁还清了别墅的贷款，房子真正属于他了，紧随而来的问题是，根据瑞士的继承法，如果冯毕仁和海伦没有结婚，万一冯毕仁先于海伦过世，房产会归冯毕仁的亲戚，海伦将得不到他的一分钱遗产，她也许还会两手空空回到英国，在古稀之年寄人篱下。这对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海伦太不公平。对海伦的爱，相濡以沫的亲情，最终克服了冯毕仁的心理障碍，他拉起海伦的手，去市政厅领回了一纸庄严的结婚证书。

　　听着海伦和冯毕仁的故事，想象他们这几十年的平静而又是不平常的生活，不知道怎么的，我心里竟有了一点点的翻江倒海，有了一点点说不上震撼的震撼。一纸证书，一个非婚姻的承诺，一颗自幼被伤害过的心，两个相知的灵魂……平静的水面之下，涌动着怎样的爱，绝望，挣扎，黑暗和救赎。我很想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我终究要写出来的。

　　冯毕仁是记者出身，还是个作家，出版过几本小书。他送过我一本，专门为我题了词：朱拉山想中国的黄山、泰山，这些山不是中国的圣山，但是像中国水墨画的山。这是我的德文翻译芭芭拉翻给我听的，有点儿疙疙瘩瘩。朱拉山，想来应该是索洛图恩附近的山，朱拉山想中国的黄山、泰山，这个意象非常好。下面的一句，“这些山”指的是哪几座山？有点儿不太好领会。可见翻译这件事，要做到形神合一，顺畅优美通达，真心不容易。

　　冯毕仁的书是用德文写的，对于德文，我连字典都不会查，所以在回国之后，我把他的书送给了南大德文系的老师，放在德文资料室里。我想，如果书写得好，能为德文系的师生所用，总比埋没在我的书架上要来得妥当。是凡写作者，总希望他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的。

　　我回国之后，跟海伦通过几次电话，还曾经在南京接待过她和冯毕仁，请他们夫妇看过昆曲。她每年都来中国，旅行，或者是做短期志愿者，在相对偏僻落后的地区教英语。她去过山西临汾，河南开封，江苏溧阳，甘肃酒泉，培训这些地方的乡村英语老师。她说中国的初中英语教材太简单，还说中国老师的口语不行。我想，对于她这样一个语言牛人来说，她可能不明白中国人学会英语多么困难，比她学会中国汉语要困难得多，尤其对于那些少见世面的乡村教师和孩子。好的是，中国的大门正在一天天地对世界打开，世界上有那么多善良热心如海伦的人，愿意来到中国，帮助那些暂时还没有能力走向世界的人。在海伦走过的地方，学英语的孩子是有福的。

　　算起来，海伦今年该有七十来岁了吧？上帝保佑她的健康！我经常地盼望着，有一天家中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拿起话筒，里面传出一声古怪腔调的问候：“嗨，是我！你好吗？”

　　(黄蓓佳，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夜夜狂欢》《我要做好孩子》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