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子:治病记

　　我从小的记忆里，写着一个大大的“饿”字。一个场景记忆犹新：幼小的我手扯母亲的衣角，怯生生地探出头，像是一只雏鸡从母鸡的翼下张望出去。我前面是村里60年代初公共大食堂的大灶，大灶上安了七石缸那般大的铁锅，烧饭的公公用平日里农家用来施肥的料勺，把锅里煮好的粥一勺勺舀到木桶里。粥很稀，照得见人影。但粥总归是粥，是米煮的，香气扑鼻。这时候，我看见有挂在勺外的粥汁沥拉在锅边的灶台上，且一滴一滴往地上跌落。我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毅然走上前去，张开小嘴，对着灶台跌落的粥汁迎了上去。粥汁如仙露般自天而降。

　　“谁家孩子？这不烫死！”公公骂道。

　　“我家孩子，饿死鬼托生的，”母亲一个箭步上前拉回我，满脸通红。

　　之后不久，公共食堂倒闭，家家户户自己买来锅自己烧饭吃。米饭是没有的，番薯、洋芋、南瓜，有什么吃什么。我清楚地记得，一大锅番薯烧熟，人先吃，吃剩的全给了猪吃。后来有了麦子，在自家堂前石磨上磨了做麦糕。白粉少，黑粉多。奶奶蒸麦糕时，在黑粉外裹了薄薄一层白粉。奶奶好刁，想用这些白粉蒙蔽我们，让我们吞下黑粉去。我的嘴更刁，只剥了那层白粉皮吃。母亲坐在一边看见了，苦笑，不骂。

　　饥饿也是动力。为了摆脱饥饿摸爬滚打，后来终于有了饭吃。不仅吃饱饭，而且有好饭吃了。记得那时候独领风骚好几年的小说《美食家》，是一个叫陆文夫的苏州作家写的。它的受追捧，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还有吃饱饭后人们在饮食上的美食思潮。吃饭都与美学连上了。餐餐饱食，宴席上的菜肴丰盛程度更令人惊讶。多吃一些。这是集体无意识中对饥饿的恐惧。

　　然而，高血糖、糖尿病，就顺着这恐惧的间隙找上门来。时至今日，全世界已有1.5亿糖尿病患者，我国就有3000万。糖尿病已然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癌症之后的第三大疑难病症。

　　我听闻这个病是在十多年前，得病的是熟人、朋友、同事，还有亲戚、家人。可我潜意识里有恃无恐：饿过，饿得皮包骨头，饿得患过浮肿病，饿得这世界亏欠我的太多太多！这掠夺美食的狂热阵势酷如当年的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天下本来是我们的，夺了去！

　　这对待食物如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态度，很快让身体肥胖步履艰难血压升高。去年下半年单位组织体检时，在高血压高血脂的基础上，被查出“血糖偏高”，与许许多多国人般，成为“三高”之人。

　　之所以不称“患者”，还在于自己坚定的饥饿恐惧——多吃一些无妨。一直到今年的3月，去县城医院，医生说非治疗不可。就听医生的话，服了药。

　　服药第一晚。上半夜腹胀如鼓，咕噜有声如有蛙在里边乱窜；下半夜腹泻，又喷又射，如肛肠内藏匿了仇恨的机枪。疑是肠胃功能紊乱，伴有轻微的怕冷及发热。隔日找出说明书看了一下，上书：“……本品对小肠壁细胞刷状缘的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具有抑制作用，从而延缓了肠道内多糖、寡糖或双糖的降解，使来自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的降解和吸收入血速度变缓，降低了餐后血糖的升高，使平均血糖值下降……不良反应：常有胃肠胀气和肠鸣音。但有腹泻和腹胀，极少见有腹痛。”

　　副作用的依据找到了。但这不是我的主要关注点。我在药理这一节中找到了几个关键词：抑制，延缓，降低，下降。到了我眼里，看到的则成了：

　　抑制幸福；

　　延缓幸福；

　　降低幸福；

　　下降幸福。

　　我的肉体表示极度不满和反抗。

　　可是，为了应对更大的威胁——从医生嘴里说出的可能危及生命存在的威胁，我还是听从了医生的嘱咐：节食、运动。

　　节食。首先从家里的饭桌开始。以往吃饭，满满的一大碗，碗沿上凸起一座小山。现在，这座小山被搬走了。虽然不是愚公移的，却比愚公更为困难，我的肉体在深深的惋惜。糖，被无情地拒之千里。以往甜甜的酱板圆子，因为无糖或少糖，变得淡而无味。盐，少之又少，原先的菜肴感觉全无。饭桌上从此没了咸菜、臭冬瓜、腐乳、咸泥螺等腌制品。肥肉，做错事了的孩子一般，躲在我目光不能及的角落里。在应酬场合，我突然变得文雅了，雅在酒量的减少。起初时不喝，一两次，朋友们都原谅了，有病嘛；三四次时，就有议论出来：能喝不喝，真不给面子！

　　白米饭，香喷喷的，那是儿时的梦呵，你一边将已经在碗的小山削去，一边胃里在咕咕直叫；肥肉，汪汪的色，水水的油，你瞧一眼流一口口水；朋友们出于友情的相邀，你一边拒绝，一边道歉，一边又想着把整瓶酒喝了。

　　运动可能是最好接受的方式了。就信了医生运动能治病的说法。就走路，打乒乓球，爬山。

　　走路不是普通的走路，得把步子迈得大一些，大步流星是最好的形容，把面前的空气当成敌人，如果是别的东西挡道，也一律格杀勿论。

　　打乒乓球不是平常意义上以娱乐输赢为主的打法，而是将球板作为刀作为枪，将乒乓球作为敌人，杀！杀！杀！乒！乒！乒！故一只球平日里半个月的寿命，减少为一周，二楼球室的一只垃圾筒，就躺满了废球。如果这些球的残躯有灵，一定在某个法庭状告打球者的暴行！令球发指啊。

　　爬山更不是一般人的爬山。一般人爬山带着愉快的心情，我则带着恨。一步步踏上去，像是踩在仇人的头颅上。这种仇恨，把周围的无限风光都抹杀了。这山，对于亲善它的人喜好它的人，都无私奉献了新鲜空气和鸟语花香。而我，虽则收获了汗水，却是旧恨未消，新怨又结，因为肌体的酸痛劳累。

　　然而在那连续几个月里，我却慢慢发现，高血糖并不是潜伏在我身边的唯一“病魔”——我遭遇了雾霾。

　　尽管它存在十几二十年了，但过去我并没有正面领略其恶姿。如今，我在野外锻炼时真切“感受”了它。雾霾天气时，我的呼吸滞重，咽喉发疼。十多年前，我随一个作家访问团访问加拿大时，一个华裔导游说，他在这里生活久了，有一次回国，当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他就发现机舱外的空气让喉咙辣辣的难受，没住几天，就逃难似的离开了。我当初不以为然，还以为他是矫情，今日始知其诚不我欺。

　　有经济学家指出，雾霾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高血糖”。究其原因，主要是发展方式的问题。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盲目追求发展，忽视了生态环境，而且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无奈沉疴已久，纵然在目前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措施之下有所进步，依旧是任重道远。

　　世上最难办的事就是让离弦之箭收回，或将吃了半餐的饭碗夺下来，将一贯钟情的鸡鸭鱼肉视为敌人。《韩非子·解老》曰：“人无毛羽，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六章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两位古人在告诫今人，欲望本身不是罪过，没有好好的控制欲望才是罪过。控制人的血糖如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如此。

　　知足，常乐，把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欲望都控制在合理区间内，能否驱除我身体的高血糖，以及社会发展中的“高血糖”？我想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