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读诗养心

　　文学诸门类，诗最受尊崇。诗是文学的冠冕，是人生的敏锐触须，是时代的首席发言人，是民族的形象大使。

　　诗以一当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一语胜过千字文。诗如影随形：童稚诵得，耄耋不忘。大地之美无过山水，山水给诗以灵感，诗给山水以灵魂，山川因诗而彰，诗与山川同寿。吾国列先民歌谣为《诗经》，以“诗教”为民族精神的课程。远自春秋战国、秦汉唐宋，近迄抗日与新中国成立，足以提炼时代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文学总是诗。马尔克斯是小说家，在诺奖宴会讲话时却感谢诗，把诗歌称为“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

　　独恨自己爱诗却天不予诗才。时时分明感觉到“诗”的存在，闻到了它的气息，却移不到纸上。有诗心而无诗思，有诗意而无诗笔。旧体诗词还能诌几句，新诗绝对写不了。于是甘当“粉诗”，从少壮到老迈，读而不厌，抄而不倦。有相当一段时间，新诗似乎有些受冷落，甚至被讥讽为写诗的比读诗的多。近年诗歌出版转暖，最近又从媒体上接连见到讨论诗歌的报道和文章，有空谷足音之感。应当如此，促进诗的传播和普及，是提高公民素质和教养的根本之一。

　　我童年正值抗日战争，大量插上音乐翅膀的诗，成为一种生命的存在，至今吟唱不辍。一句“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随时可令“双泪落君前”。很多抗战歌词本身就是好诗。如端木蕻良的《嘉陵江上》、陆华柏的《故乡》等，老一辈人耳熟能详。有一首为马思聪著名小提琴曲《思乡曲》配的词，严丝合缝，异常精彩，但似乎传唱不广：“当那杜鹃啼遍，声声添乡怨，更堪那江水呜咽，暖丽南国多情的孩子啊。当那红花开遍，瓣瓣是啼痕渲染，尽都已随春归去，流浪儿啊你还在嘉陵江边徘徊。那边就是你可爱的故乡，就是有水鸟翱翔的地方，那边白云映红荔村前，孩子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我猜测这首歌词的作者可能是徐迟，只有他能同时满足优秀诗人、精通音乐、马思聪挚友这三个条件。

　　我青年时代崇拜的诗人是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黄河流过的地域／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穿过寒冷与静寂／从这一个山脚／到那一个山脚／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这些诗，仿佛把遮蔽着我眼睛和心灵的一层薄翳拨去，看到了寥廓的天地和苍莽的艺术。短短的《树》，“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一见记住一辈子。后来，见了艾青的新诗还是往笔记本上抄，但觉得那股精气神消退殆尽了。未久开始反右，报道文字说，他自我检讨：战争年代每天醒来，头脑像沾满露珠的树叶，沾满诗句；现在每天醒来，脑子像干枯的桔子皮。这绝对是实话实说。某一时代能否给某一诗人以灵感和激情，好比爱情，必须两情相悦，强求不来。树越大，越难移栽。赵树理是另一个例子。艾青搁笔复出后的《光的赞歌》《古罗马斗兽场》等，气魄雄大，但直接议论，诗味较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领军诗人是贺敬之和郭小川。两位都才气纵横，激情澎湃。贺敬之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祝酒歌》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成人民大会堂，郭小川作长诗《望星空》，前章描绘星空之壮丽，使人感到人生渺小，后章由望见大会堂而回顾生活着、思索着的人间，于是：“星空哟，／面对着你，／我有资格挺起胸膛。”前段是后段的铺垫衬托，主旨在歌颂革命事业。

　　闻捷是当时一匹震惊诗坛的黑马，以接连发表几组少数民族爱情诗(被戏称为“集束手榴弹”)而一夜成名，也是一位锦心绣口的隽才。后来从北京移栽上海，写长诗《我思念北京》，列举名胜去处，宛如工笔长卷，雍容华贵，却显得板滞少气韵。他的力作是长篇诗体小说《复仇的火焰》。后记中说，他曾为写成长诗还是写成诗体小说考虑再三，最后选定后者。可惜这选择无疑错了。人物、情节太复杂，那些分行的描写和对话读起来非常别扭。

　　何其芳说“叙事诗”应当称为“咏事诗”，一语中的。人物、故事入诗只宜“吟咏”而不宜“铺叙”，更不宜刻画。古体如《十五从军征》《木兰诗》《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新诗如《蚕马》《帷幔》，译诗如《魔王》《罗累莱》《古舟子吟》都是成功的好例。诗人朱湘把《十五从军征》改写为《还乡》，对季节、村落、人物一一加以刻画，篇幅扩大数倍，艺术力量反而大为削弱。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童僧》、拜伦的《唐璜》实际都是许多段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人最展开描写的长诗了，也只说“府吏长跪答，伏惟启阿母”。而像这样的写法：“王金翻开眼瞅了一瞅，／随即傲然地回转了头。／这下子，把几个犯人都激怒了，／大胡子对着他把额头紧皱”(郭小川《一个与八个》)，实在不能当诗来读。

　　清人吴乔有妙喻：“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辞必副其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副其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美酒岂堪牛饮！“诗体小说”可算一种尴尬的“蝙蝠”体裁，一个文体陷阱，真写成分行小说就上大当了。

　　当时于我最为亲切的诗人是与我年岁相若的公刘和邵燕祥，他们的诗中出现了崭新一代的抒情主人公——自觉的边防军人和新世界的建设者：“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公刘《西盟的早晨》)“收拾停当我的行装，／马上要登程去远方。／亲爱的朋友送我／告别天安门广场。”(邵燕祥《到远方去》)这些诗让我感到生活和艺术双重的鲜妍美好，艳羨向往。这两位历经坎坷，二十年后复出诗坛，深沉睿智，炉火纯青，已是名将重镇。邵燕祥的长诗《五十弦》《金谷园》令人玩味不尽。公刘《六个乐章的海洋组诗》磅礴浩荡。像两位这样涅槃浴火、“庾信文章老更成”的中国诗人还有多位。“文革”十年，表面上万马齐喑；劫波渡尽，方知诗并没有死，而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后来喷薄而出，络绎面世，赫然是老、中、青齐上，新、诗、词俱全。其中有剑、有火、有深潭、有荒鸡。人心不死，诗亦不死。这些写于“地下”，写于“当下”的诗无比珍贵，从诗史的角度看，堪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杜甫白居易相辉映。

　　改革开放后的诗歌研究和出版，突破长时期独尊一家的固囿，陆续选编出版《旷野》《新月派诗选》《现代派诗选》《象征派诗选》《白色花》《九叶集》《中国十四行诗选》《中国新诗萃·台港澳卷》及套书《朦胧诗二十五年》等等，中国新诗的百年轨迹遂得以合龙，全貌得以展现，让人惊喜赞叹：原来中国新诗库存里有这么多好东西！其中好诗，不胜列举。我已精力有限，主要读多人的合集。但特别喜欢的诗人如余光中、昌耀、蔡其矫、张枣、吉狄马加和上述几位等，还是要读专集的。

　　外国诗是我十分敬畏的又一座宝库，里面藏有许多中国诗没有的东西。我不通外语，却经常读译诗。故友廖公弦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取材、构思、遣词造句都极精致，语言纯净，音节婉转。他从不读翻译诗，说换了语言味道全失。这话当然不错，甚至还有更尖锐的说法：诗就是一经翻译就消失了的那部分。但我认为一切文艺都“体非一类，美有万殊”，有重声调悦耳的诗人和诗，也有重理趣警策的诗人和诗。音乐性并非诗的全部，而且越往现代，后一种倾向越占优势，甚至有刻意摒弃音乐性以突出理性者。而且即便是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诗，除了声调格律，也还有内容在。

　　译诗虽失去原诗的音乐性，诗人的智慧和思考是留下来的。我就读他们的智慧和思考。我读译诗的方法，是把它当中国诗读，按中文的标准判断高下。对于它与原作的诗艺考量，只能忽略不计。如果高悬标准，非原文不读，那连钱锺书先生也会漏掉大多数民族的好诗了。我甚至喜欢译法相对灵活自然的译品，胜过制定新格律对应原作格律的译品：毕竟是两种相距遥远的语言，虽殚精竭神，难免削足适履，生硬扦格；不如遗貌而取神。当然也有形神兼得的极品，如智量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查良铮译《唐璜》、江枫译雪莱与狄金森等，都是读起来很舒服的。诗人王家新《汉语的容器》一文中说，诗译家林克推崇冯至译的里尔克到了“一字不移”的程度。而冯至先生的译品总是自然明净的。

　　我少年时候开始接触译诗，那时感觉新鲜，记性好，至今长留的还是当时的一些译品。比如郭沫若译的《鲁拜集》：“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暗夜从空中逃遁，／灿烂的金箭，／射中了苏丹的高瓴。”译歌德的：“你可知道吗，柠檬开花的地方，／葱茏的碧叶里，桔子金黄，／和风吹自晴碧的天上，／番石榴树静挺，月桂树儿高张，／你可知道吗？／去吧，去吧，／我愿相随呀，呵我的爱人，去吧！”梁宗岱译歌德的：“一切的峰顶／沉静，／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小鸟们在林间无声。／等着罢：俄顷／你快也安静。”冯至译海涅的：“一棵松树在北方，／孤单单竖立在枯山上。／冰雪的白被把它包围，／它沉沉入睡。／／它梦见一棵棕榈树，／远远地在东方的国土，／孤单单在火热的岩石上，／它默默悲伤。”袁水拍译霍思曼的：“人们记忆，人们遗忘，／但再也找不到它在何方。／虽然他们能够收起金色的渔网，／大海不能将夕阳收藏。”查良铮译拜伦的：“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报以微笑。／不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几位译者本身就是优秀的诗人，深谙诗的奥义，译品浑成如创作。还有如闻家驷译的雨果：“明天，天一亮，原野露曙色，／我就动身。／我知道你在跂望。／我行经森林，我行经山泽，／我再不能长此天各一方。”不胜枚举。而当代译家站在前人肩上，自当有青蓝之慨。前年在折扣书店购得上海辞书出版《外国诗歌鉴赏辞典》，皇皇三巨册，收古代、近代、现当代五百多首名诗(包括三十多个国家，二百多位重要诗人)，每首且附专家赏析短文。整体的译文质量，应当说代表了迄今的水准。我还喜欢读翻译家们讨论译艺的文章，每见必买。他们那种对语言的锱铢计较，于写作者是极好的教材。

　　现代派诗(包括许多散文随笔)与哲学趋近合流，越发展越晦涩难懂。许多译品，往往字句可解，意义茫然。我“不甘落伍”，捧着《当代国际诗坛》《现代诗一百首》等等，对照注解，虔诚而读，仍然收效不大。震于里尔克之名，对照几种译文读《杜伊诺哀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后来见刘小枫文章说，不谙熟基督教神学是读不懂这部长诗的，这才释然死心。刘先生还有这样一段话：“没有进入纯粹死亡、并进而用这纯粹的眼睛看生命，就还算不上是真正现代的诗人。”现代诗译品难于领会，我想与哲学深度、突兀表述、意象繁复、空白众多、译文精粗等大约都有关系，但最根本的，是不是诗人趋于极端的个体化内心化，扬弃普适性的感受。诗人与一般读者相互隔膜，不复有心智的对话交流。文化背景是阅读的基因，西人读不出《红楼梦》的好处，我也读不出《尤利西斯》的好处。我读诗的趣味比较“中庸”，喜欢“人人意中有，人人口中无”，乍见新奇醒目，随即共鸣于心的诗。

　　制图：张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