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断 想

　　“拎不清”的文学批评

　　“文革”期间一切都讲“革命”：瓷碗上画两条鱼，下面有代表流水的三根曲线，另一侧即大书毛体的“力争上游”四个大字；枕套角上印两条水牛的剪影，中间又是四个大字：“斗私批修”。

　　多少年后清理旧物，见此不觉失笑；但马上就收敛起笑容，悟得这其实正合于中国的传统。《诗经·周南·关雎》才说到两只水鸟，马上就转入君子和淑女，注释家更提高到“后妃之德”的吓人高度去。汉朝人写咏物的辞赋，往往大搞“比德”，才用几句描写一台木几，马上就联想到“君王凭之，圣德日济”(邹阳《几赋》)；写到围棋，又很快上升到“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刘向《围棋赋》)这样形而上的高度去。

　　创作如此，评论也不甘落后，清代常州词派的评论家一口咬定晚唐温庭筠为歌妓们写的那些流行歌词大有比兴的深意，可以同屈原的《离骚》媲美。

　　努力往好处拎，乃是拔高；而专门往坏处拎，则是所谓上纲上线——这样的大批判在“力争上游”“斗私批修”的时代很足以致人于罪。求之过深的基因在中国文学特别是批评中源远流长，负面影响不小。

　　有一句上海话叫“拎不清”，又有一句叫“拆烂污”，都很深刻。就文学批评而言，一旦“拎不清”，“拆烂污”往往就是难免的事情。

　　匠气

　　一个画家，如果只知道模仿前人的作品，或自己画了一幅比较得意的作品以后就复制来卖钱，人们往往称为“画匠”——意思是说他没有创造性，不像个艺术家。同样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照本宣科，几十年一贯制，人们就会说他是“教书匠”，不是很懂得教学的艺术。

　　毫无疑问，画师高于“画匠”，教育家高于“教书匠”，创造性高于“匠气”。

　　但是话说回来，要当一个像样的高明的“匠”其实也很不容易，他得熟练地掌握自己这个专业的技艺；活儿干得好，尽管未必有多少创造性，仍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高明的工匠到处受欢迎。现在在住宅装修的时候，要找几个好的木匠、漆匠、泥水匠，往往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匠气”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熟练的技工，应当有一大批精通本行业务的蓝领师傅。富有创造性的“家”大约永远只能是少数，多数人不免是“匠”。没有工匠，这个世界就很难想象，就玩不下去。

　　所以首先要把这个匠当好，不能做豆腐渣工程。最可怕的是，字还写不端正，鬼画符一通就自称书法家，或句子还写不通就来创作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作，自称艺术家、文学家。鲁迅先生有一条遗嘱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其意深矣。老老实实做小事情的就是匠，对“匠气”鲁迅毫不轻视；有名无实的什么家，特色仅仅在于“空头”，于己于人，都毫无益处，他告诫说，那是“万不可去做”的。

　　诸葛亮骂死王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以足智多谋、战无不胜著称，其克敌制胜的办法真所谓花样百出，无奇不有，而其中最神奇的是第九十三回写到的两军对阵，骂死王朗。

　　却说诸葛亮兴师北伐，接连取胜，魏明帝曹叡大惊，听从司徒王朗的建议，任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率20万大军应对，同时即以76岁的王朗为军师，于太和元年十一月出师。到达前线后，老资格的王朗很有信心地说，可以不必动刀动枪，只需摆开阵势，“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他在阵前讲了一段话，诸葛亮接着就大骂了他一顿，骂得他“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的后半部分写道，王朗的阵前演说主要讲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乃天命之所归，要求诸葛亮认清天理人情，赶紧投降，如此则“不失封侯之位”，从此“国安民乐，岂不美哉！”于是诸葛亮就此大骂了一通，将他骂死：

　　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时，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衮衮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诸葛亮针锋相对地指出，曹魏政权根本没有合法性，乃是篡位的逆贼，蜀汉才是继承了大汉王朝法统的合法政权。接下来痛骂王朗本人，揭露他的历史问题，痛快淋漓，狗血喷头，让他快滚，叫主将出来一决高下。《三国演义》全书的倾向正是拥刘反曹，以蜀汉为正统，作者在这里借诸葛亮之口大讲自己心目中的主旋律，处理得是很好的。

　　王朗大约是被骂得心脏病突然发作，一头就栽下去了。

　　其实历史上的王朗(？～228)晚年并没有上过战场，《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载：“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更具体地说起当年 “十一月，司徒王朗薨。”这样的措辞都表明，他是寿终正寝于首都洛阳，而非被骂得发病，一头撞死于马下。

　　人们一向说《三国演义》一书“七实三虚”(详见章学诚《丙辰札记》)；从这里的情形看去，显然不是这样的三七开，而是全虚非实。《三国演义》当然有它的历史根据，但不过只是一个大框架，具体的描写基本都是虚构的。例如小说中此前不久的七擒孟获，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历史上确有其事，但具体是怎么先擒后纵的，并无记载；而到了小说里却大力铺陈，写了精彩迭出的好几回书(第八十七至第九十回)。七擒七纵的故事大抵出于虚构，而不是什么“七实三虚”。

　　如果真的按“七实三虚”来写历史小说，那一定不大好看，甚至根本写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