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辽：一份“老作协”的记录

　　很久以前，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应该组织力量编写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史”，记述作协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成绩与错误；哪怕先着手编一本简史或大事记也好，可以让文学工作者、广大读者从中了解作协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走过的路以及有些什么经验、教训。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样的作协简史至今并未问世。现在，束沛德这位“老作协”写了一本《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我与中国作协》)，以他“个人的视角为中国作协乃至当代文坛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一个人的半部作协史”。

　　束沛德同志自195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踏进中国作协大门，直到1998年7月办理退休，虽曾一度下放，但始终与作协保持密切联系。即使在退休后，仍然长期担负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多种工作。他对作协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成绩与错误，因其亲历而又敢于说真话，所以《我与中国作协》事实上已经写出了一部作协的简略小史。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到19日在北平正式举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在会上，实现了从解放区和国统区走出来的两支文学大军的会师。1953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文代会。在二次文代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在文协和作协的组织、动员、促进下，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龙须沟》《在新事物面前》《谁是最可爱的人》《南征北战》等相继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1953年作代会后，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生活，塑造人物，注意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创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保卫延安》《三里湾》《万水千山》《放声歌唱》《平原游击队》等优秀作品，几乎人尽皆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力作誉满全国。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十七年间，当代文学史中的一系列杰出作品的诞生，既是作家们辛勤创作的产物，也和文协、作协的组织、动员、促进、指导分不开。但谈及“十七年时期”，《我与中国作协》一书并没有为中国作协在《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文艺整风”等运动中的过失避讳，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

　　文化大革命一来，作协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新时期到来。此时，作协的实际负责人是张光年和冯牧等。他们大胆拨乱反正，并开始在作协启动改革。这时，作协成了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挥部”。“四人帮”污蔑并大加挞伐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中间人物论”等被重新肯定，而“四人帮”倡导的“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论”，则受到了彻底批判。张光年“经过深思熟虑，勾画出一幅作协改革的蓝图”，“为了解放文学生产力，作协就要有较大幅度的改革”。张光年提出，作协的改革，首先是领导班子的改革。当时，作协主席团成员大多年事已高，又分散在各地、各单位，很难开成符合法定人数的会，于是他主张将主席团大部分的权力下放到书记处，使书记处成为担负作协日常业务、行政工作的机构。从第四次作代会开始，书记处真正成为一个有职有权、运转自如的工作实体。

　　到了80年代初，唐达成被推上了中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他和束沛德、谢永旺及其他党组成员和书记处成员一起，坚持改革不动摇，“深信唯有融洽、和谐、活泼、宽松的气氛才有利于文艺的更大繁荣，对作家、对文学工作应宽松一些”。这延续、深化了张光年、冯牧开辟的作协改革之路。自改革开放后的历届作协领导班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下，逐渐地、有序地把作协改革成为作家服务的“服务部”。这从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1992年以来的全部活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儿童文学委员会20多年来的工作，无一不和为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事业服务有关。《我与中国作协》中的《小百花园打杂手记》一文，便是儿童文学委员会尽力为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事业服务的最好例证。作协的创联部、创研部、外联部以及其他部门也莫不如此。

　　《我与中国作协》是一部文艺回忆录，它除了写一部中国作协的简略小史外，还写出了中国文坛几位老人的心路历程。

　　从文协成立到作协在“文革”中停止活动的十七年间，周扬是作协的实际领导人。他被人们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和贯彻者”。“文革”前，周扬对这方面的工作很自信。他在1952年12月11日、16日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发言(束沛德作了详细记录)，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反“右派”斗争中，周扬把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右派”，把冯雪峰、秦兆阳、艾青、罗烽、白朗、陈涌、刘绍棠等同志批成“右派”。他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也显得十分自信。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把周扬打“醒”了，打“悟”了。周扬复出以后，真诚地向上述同志道歉。他于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上坦承：“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很短时间，我一直在搞宣传文化工作，犯了不少缺点错误”；“我过去犯的错误很多，搞错了很多人……”“在这里，向这些同志道歉”。周扬在会上的讲话，特别是对他主管文艺期间受过伤害的同志表示真诚道歉和深切悔悟，获得了代表们的认同和谅解。束沛德写道：“周扬一生的功过是非将留待同辈、晚辈及后人来评说。我相信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会还他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及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新时期到来后，张光年和冯牧等人负责中国作协的工作，他们也有自己的心路历程。张光年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在他身上兼有诗人与战士、理论家与实干家的品格”。在张光年看来，能否调动作家、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是作协改革成败的关键。无论多么忙，张光年都要挤出时间读作品。1983年到1984年，为了起草第四次作代会的报告，他见缝插针，认真阅读了一大批作品。他说：“如果脱离作家，作协有可能变质，有变成衙门的现实危险。”他对改革充满信心：“我这次下去看到了改革确实不可逆转，‘左’的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

　　冯牧是作协领导人中的另一典型。他这样谈论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有一点认识，有一定素养，但水平不高；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对新涌现的作家、作品感情深，兴趣浓，但向老作家请教少，看望他们不多，有一种不健康的清高思想；十分重才、爱才，但有时容易轻信，过于宽容，温情主义，说是东郭先生、伊索寓言里的农夫，都有一定的道理。他还讲起自己不会弹钢琴，当不了班长，不善于做行政组织工作，有相当浓烈的个体的、自由职业者的书生气，对机关事务往往大而化之，心不在焉。冯牧如此近乎苛刻地为自己画像，说明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唐达成可以说是作协领导人中的“这一个”。他任劳任怨，宽宏大度，遇到不称心、不愉快的事情尽量忍耐，但忍耐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就难免激动、急躁。他曾多次宣泄自己在作协工作时的苦恼、气愤之情：“文艺界矛盾多，老一代从30年代延续下来的恩恩怨怨，至今纠缠不清，要化解这些矛盾，我无能为力；一些年轻作家自恃甚高，气壮如牛，我也说服不了他们。”“一位领导干部夫人颐指气使，动辄训人，真让你忍无可忍；还有一位作家夫人对其丈夫的工作安排说三道四，竟来干涉党组的工作，简直莫名其妙！”“一个又一个作品研讨会、首发式，主办者不仅希望你参加，还非让你发言表态不可，有时连作品都来不及看，那就只能讲套话、空话，真是苦不堪言！”唐达成就是这么一个有血有肉、有棱有角、堂堂正正、磊落淡泊的人。

　　《我与中国作协》叙写了中国作协的简略小史，又呈现了几位文坛老人的心路历程，因此每一个想了解中国作协的发展情况和中国作协几位领导人晚年心境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都可以认真阅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