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贻:我们的反抗

　　我上学时，还不满5周岁。母亲为使我避读日语，让我进了教会办的学校。我天生爱读书不贪玩，成绩自然是很好的，并因此当上了班长。班长负责收发 全班同学的作业，课前需要喊“起立、行礼、坐下”，放学时则要领同学们到校门外，喊“同学再见”后，大家各自回家……任务一点不重。但有一天，“重任”却 突然落在了我身上。

　　那是升入高小五年级时，正是“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宪兵司令部肆无忌惮地干涉教会学校，“规定”一律学日语。学校师生都抵制这个“规定”。日 本鬼子野蛮地撤了校长的职。后来的校长胆子小得不敢多说一句话。派来教日语的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子，细眉细眼的脸上倒是整日地堆满了笑，一副“中日亲善” 的面孔。那时，新学期刚刚开学，日本女子却兴冲冲地把我叫到她的屋子里，满面假笑地说：“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小孩子应该从小就知道， 好好学日语吧。我们一起来准备开一个故事会吧。”

　　面对这样一个柔声柔气然而又很虚假的日本女子，我一时间心里很急，但不知怎样应答才对。忽然急中生智，我像个大人似的端坐着，昂着头，有板有眼 地说：“我们是教会学校，学校的事由外国神父主持。学日语，他们并不赞成。现在要开日语故事会，是经过外国神父同意的吗？”我们这些天天跟大人一起看报的 小孩子，都知道那时美国及其同盟国已经开始反攻，日本已处于不利地位。我这个小孩子的话恰恰说到了她的痛处。这个能说会道的日本女子竟蹙紧眉头沉默了许 久。我马上说：“其实，开个故事会还是蛮好的。日本儿童、中国儿童，乃至世界各国儿童中，都有很好听、很动人的表现英雄精神的故事呢。我们就来开一个朗读 各国文学名著中表现儿童英雄精神故事的会吧。”

　　于是，我就表现得很主动。为了让她“放心”，我又问她，关于日本儿童的故事是否由她亲自选定？是否邀请日本军官来讲？她轻声地说：“日本的故事 我来选吧。我真是十分愿意参与你们的活动。”现在，又轮到我不“放心”了：她会选什么样的故事？她是否会选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的故事？这时，她又加了一句： “只是，主持这个故事会，应该日文、中文并用，表示‘日中亲善’，也表现同学们学日语的成绩。又正好请司令部长官来为学习日语优秀者颁奖。谁能获得前三 名，日军司令部将推举他们到日本学习。这是轻易得不到的机会啊。”说着，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摸摸我的头发，显出一种格外亲热的样子。

　　开故事会那天，天气晴朗。为了让更多的人参加，也为了更加“安全”，会场就设在学校的操场上。外国神父与日本长官、英语教师与日本女子并排坐 着。教会保镖与鬼子卫兵、日本军士与地方保安，一同列阵。便衣特工与伪职人员、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随意坐下。熙熙攘攘，叽叽喳喳，好一番“亲善”，好一 派“共荣”。

　　准时开会。年级里国语说得最好的那位女同学准时出现在砖砌的台子上。和她站在一起的，是年级里日语说得最流利的一位男同学，他的父亲曾留学日本，原本在师范学校教数学，日军进城之后，强令他当了翻译。

　　一开头，两位男同学分别用国语朗读了三国时17岁的孙坚独自一人智驱众海盗的故事和南宋岳云12岁随父亲岳飞抗金，收复随州时最早登城、颍昌大 战中首先冲锋的故事。接着就要由那位日语说得最流利的男同学来朗读由日本女子亲自选定的日本明治天皇的少年故事了。这位男同学从日本女子手中接过了一个寄 自日本东京的印刷品邮件，里面装着一本过去年代出版的书。那是一本夹杂了很多手写体汉字的书，而我们中国小学生还没有学过如此“深奥”的日文。由于邮寄时 间长，日本女子还没有来得及看这本书。这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事。现在，用印刷体日文字母重写一遍是不行了。鬼子长官事先没有准备，自然也无法上台来讲。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她自己上台来读也觉得不妥当。只得临时取消了。这时有一位同学举手说，他可以用国语朗读一篇日本作家徳永直写的儿童故事《马》。德永直是 日本家喻户晓的进步作家。日本女子一听这个名字，脸色就有点不好。可这是一篇日本儿童故事啊，她也不好阻挡。《马》讲的是一对小兄弟，因父亲病倒，深夜时 装了满满一车冰镇的鱼，要赶在天亮以前送到五十几里外的植木镇。拉车的是一匹枣红色的小马。夜空漆黑，又下起雨来。天很冷，狭窄、陡急的路泥泞打滑。人、 马、车，都陷在了泥里。兄弟俩哭了，马的眼睛里也满是眼泪。但他们一起尽力、坚持，终于得到也是去植木的伙伴的帮助，翻过了陡坡。这位同学读完故事时也已 泪流满面。日本儿童面对困难时的坚强、坚韧，令人感动。我看到，会场上的大人小孩都在拿手帕擦眼睛。这时，那位日文学得最好的男同学走上台，用日文将这个 故事又讲了一遍。

　　故事会要结束了。我们问那位年纪轻轻的日本女子，他们的长官是不是按原先的计划上台来颁奖呢？她摇了摇头，说：“长官有事，已经提前回去了。” 但在所有的人全部退出会场之后，她还是拿出一个上面印着膏药旗的盒子，郑重其事地递给了那位说日语的男同学，说：“愿你继续努力，把日语学得更好。”大家 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面膏药旗。一张信笺上，用毛笔正楷工整地写着“让这面旗子高高飘扬”9个汉字。我们恨不得立即撕掉它。一个男同学郑重其事地说：“看 这面旗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飘’和‘扬’？那时，全班人一起，一条一条撕碎它！”

　　这次故事会以后，这个年轻的日本女子竟不见了。有一位看上去40多岁的日本女人接替了她，当日文教师，还当“日语会话”和“日中亲善”的课外指 导。她似乎比那位日本女子老到许多、稳重许多。见了我们并不多说什么，更不多问什么，只是微微地笑一下。但在“课业”上，则是分外的“严格”、绝对的“严 厉”。开学第二天，她叫我到办公室，用很流畅的汉语对我说：第一，上日语课喊“起立、行礼、坐下”时要用日语；第二，告知全班同学，上日语课任何人不得缺 席；第三，在校外，遇到她或见到日本哨兵，一律鞠躬并用日语问候。

　　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里，对抗鬼子、击败阴谋的办法，一定有的。先看我们的教室，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座位，每一节课上，谁来了谁没有来，一眼就能 看清楚。于是，我在点名时就会很自然地略去“不来者”的名字；并且在上课前，把空着的课桌、椅子搬到教室外的墙后暂时“隐蔽”，又把那几个空出的位置填 补、挪腾得没一点异样。

　　当时，这座小城到处都是鬼子兵，我们学校所在那条弄口有一处鬼子的机关，不但日夜设有岗哨，而且哨兵总是亮出长枪一端的刺刀，又总是牵着一条歪 着头、吐着舌头的狼狗。每次放学，我照例站到全班同学的前面，领着大家走到距弄口有几百米远的南北横竖交叉的桥头上时，我就会及时地响亮地喊一声“同学， 再见！”大家就各自向东往西，不走大路，就穿小街，避开鬼子机关，绕过日军哨兵。天天如此。直到我们高小毕业，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班所有同学没有一人向鬼 子兵弯过腰。于是，这第三项“指令”也被我们取消掉了。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约莫在一个星期之后，正是月初，日本女人上完课，大声地对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放学的队伍走到弄口再散去。一来让站岗的哨兵逐渐地熟悉大家， 使‘日中亲善’具体化；二来也使中国小同学能够在日常中表达对日军的尊敬之情，更能打好‘东亚共荣’的基础。”我回应说：“桥头是小城四面交通的重要道 口，放学后走到桥头互道再见，是多少年来形成的惯例。我不能违背这个‘惯例’，否则会受到校方的处罚和长辈的责备。”日本女人显得很不耐烦，说：“我不是 来跟你们商量，我是来通知你执行。”我们还是找各种借口，然后一起走出了教室。

　　第二天，不见了这个日本女人。是不是德国投降以后，日军见大势已去，已经无“威”可逞，无“风”可刮？走出学校大门时，我们仍像往日一样，合着 步伐，唱着那支很抒情、很动听的放学歌。当我们走上桥头，亮着嗓子说着“同学，再见！”时，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眼眶都湿润了。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虽然 还不能完全说清楚“热爱祖国”的全部内涵，却已经能够完完全全地说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深切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