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遥远的朗姆迦

　　朗姆迦，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是20多年前的1995年。那时，我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读书。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听说家乡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镇有一位中国远征军女兵，在缅甸北部的野人山历经九死一生的战争磨难之后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是当时知道的中国大陆唯一幸存者。那一刻，我就决定一定要找到她，写写她。暑假，我回到家乡，怀着敬畏和崇敬之心终于辗转在合肥找到了她。她的名字叫刘桂英。那年，她已75岁，与我父母是同龄人。就是在这次采访中，我知道了遥远的印度有一个地方叫朗姆迦。

　　朗姆迦位于印度比哈尔邦北部，岿然延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波涛滚滚的恒河正好把它夹在中间。20世纪初叶，那里荒无人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殖民者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庞大的战俘营，曾关押过两万多名从北非战场转运来的意大利战俘。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十万将士出征缅甸，配合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由于盟国英军在关键时刻为保存自己逃往印度，没有积极配合作战，导致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惨死胡康河谷竟然达3万多人！部队在杜聿明的带领下，撤退到印度北部的朗姆迦——这里已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负责，变成了中国远征军的训练基地。刘桂英所属廖耀湘新编第22师竟有4000多人被野人山的瘴气、瘟疫吞噬，是转战缅甸两个月战场死亡人数的两倍！部队花名册上有的整营整连覆没，无一生还。新五军军部惨得只剩下1205人，杜聿明差点成了光杆司令。而在刘桂英未归队前，部队花名册上“性别”一栏竟没有一个“女”字，她的名单已被列入“死亡花名册”。刘桂英告诉我，走出野人山让她体会到“死亡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新编第22师野战医院的护士刘桂英爬出野人山的消息在朗姆迦传开后，立即成了新闻人物，前来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师长廖耀湘和夫人黄伯容女士亲自请她去家中作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还特此从重庆赶来为她画像，表达敬意并赠一张给她留念。最让她感动的是，部队领导特别批准她和一起患难走出野人山的恋人在朗姆迦结婚。在朗姆迦的日子，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自由和平的天空飞翔。1943年农历九月初七，她在印度朗姆迦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竺兰”(印度古称“天竺国”)。10月，远征军将士擦干身上的血迹，踏着一年前战友留下的累累白骨，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师团进行反击，于1945年1月取得了胜利。让刘桂英终生遗憾的是，反攻野人山的战斗因为有了小孩未能参加。反攻胜利后，她抱着女儿，回到阔别3年的祖国。

　　采访结束后，我撰写了报告文学《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先后在《女友》和香港的《紫荆》杂志发表。那一年正好是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几十家报刊转载，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武汉一位姓马的老先生看到后，用毛笔小楷一笔一划地将原文抄写一遍寄给了刘阿姨，阿姨又转赠给我。许多读者写信给我，表达对老人家的敬意。北京的冯新先生在得知我是一名军校大学生后，致信我“为民族立了功，是做了善事，做了积德的事”。至今，这些来信，我依然珍藏着。又过了10年，2005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包括香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在内的许多媒体找到我，顺利采访了刘阿姨，在全世界引起更大反响。那一年，阿姨第一次荣获了一枚由政府部门颁发的抗战纪念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给自己的创作立下一个愿望，以刘阿姨走出野人山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就叫《遥远的朗姆迦》。2008年我开始动笔并完成了3万多字，却因接受另外的写作任务，只好搁置下来，直至今天。

　　因忙于工作和生计，近10年来，我与刘阿姨少有联系。即使每年春节回故乡探望父母，也都是从北京直抵安庆，没有时间在合肥停留，心中总暗暗地觉得对不起阿姨，默默祝福她健康平安。因为阿姨与我父亲都曾在怀宁县教育系统工作，后来又同时在“反右”斗争和“文革”中受挫，因为我的文章，他们之间曾有过书信往来。写下此文的这天，我与阿姨通了电话。95岁的老人家，听力已经不好，但声音还是那样洪亮，对20年前的采访以及我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记忆犹新，话里话外对我这个晚辈仍心存感激。电话中，当她得知我父母都已离世，非常悲伤；得知我刚刚出版《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时，非常高兴；同时她为国家在9月3日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并给老百姓放假一天，非常喜悦。她还激动地用怀宁乡音告诉我：“今年政府还要为活着的抗战老兵颁发奖章，我可能也得到一个。”浓浓的乡音之外，我完全能感受得到，一种无比幸福的笑容挂在她那满是沧桑的脸上，我知道那就是慈祥，那就是宽容。

　　哦！遥远的朗姆迦，对于刘桂英阿姨来说，那是她的再生之地；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苦难之殇；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作家的文学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