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麦草的空间

　　每天读书，不一定每天有“读后感”，最近有两本书却引出来一些想法。一本是杨打铁的小说《碎麦草》；一本是两岸的记实散文《昨天已成今日》。巧 得很：两位都是女性，都是随父母在东北长大的贵州人，都“南归”到贵阳，都写了童年和当下。还有，两位的观察力、记忆力和文字功力都极好。

　　认识杨打铁多年，但没读过她的小说。她发表小说的时候，我已不大接触文学刊物。前些日子儿子带了一本《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布依族 卷》回家，见目录上有她的《碎麦草》，顺手翻出读了。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文革”前后的小城生活。那东北话和“镶嵌画”式的写法，很喜欢。作家的“口 音”对我读小说有左右情绪的力量。以东北、河北话写的小说，像骆宾基、孙犁、梁斌，我读来有一种爽朗诚挚的说服力。用京津话，会觉得生动有余，不那么恳 切。四川话更有过之，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过度运用川语，读起来眼里耳里都是荆棘。用广东话写的《三家巷》《虾球传》，则觉味薄。写散文可以不带或少 带“口音”，小说非得有方音方言。写诗不能有口音，诗是酒，得纯；小说是饭，要讲究菜系。有一文友，北京人，在贵州工作几十年，用普通话写贵州农村题材的 小说和话剧，读起来叫人哭笑不得。他问我为什么不用普通话写小说，我说蒸馏水“嘛味儿”没有，小说也不承担普及普通话的使命。巴尔扎克的中译者傅雷先生 说：“纯粹用普通话吧，淡而无味，生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译文如此，何况创作。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思想、情感、文体、风格都靠语言作载体。而 讨论文学语言必得有具体对象来“望、闻、问、切”。常见有些论文学语言的文章，纯理论地极言其重要性，引经据典，而通篇无一正例反例，令我想起鲁迅的形 容：把箭在手里搓来搓去，连赞“好箭好箭”，就是不射出去。其实真正的作家没有不讲究语言的，需要的不是常识性的“空对空导弹”。“镶嵌画”是一种以小粒 宝石拼贴成人物、风景等画面的画种，流行于中亚地区；也有画家用笔模仿镶嵌画，都产生过世界名作。我所谓“镶嵌画式的写法”，就是着力写细节，情节是通过 密集的细节带出来的，有别于在情节骨架中装细节的写法。

　　杨打铁善于东一句西一句就把许多情节交代了。随便抄一段：“老太太死后，那个昏睡者被人带到别处去了，房子空下来好长时间没人住。春天的时候， 老校长家的院子里又长出韭菜，不时有人进去采一把。韭菜开花的时候，白蝴蝶飞回来，可我和安武已经没兴趣逗它们。我们碰见蝙蝠，他说他要去北大荒，回来找 一只旧皮箱。蝙蝠还不到十六岁，他说过他上学比别人早，还跳过级。我问他，北大荒真是一块很大的荒地吗？他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无边无际，净是兔子。蝙蝠 长得真帅，笑嘻嘻地跟我们胡扯了几句。那天全县敲锣打鼓地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辆接一辆的‘大解放’拉着他们招摇过市，到了我也没看见蝙蝠。”简直浓 缩了一段小沧桑。读她的小说，奇怪她年纪不大，怎么这样谙熟人生，洞达世态，一派“冷眼看世界”的架势，不动声色地抖落芸芸众生的那些“破事儿”。集子里 最长的一篇《心作良田》，时间跨越大半个世纪，情节曲折，悬念多多，写“改天换地”时期那些事，居然我这个年龄的亲历者没发观破绽，这不容易。不像许多此 类作品(有的还“好评如潮”)随处穿帮露馅闹笑话。

　　她笔下的当下生活，那些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可以用契诃夫的几个篇名来概括：《被掘掉根的人》《冷血》《在峡谷里》《第六病房》和《乏味 的故事》。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既陌生而又知其真实(我虽“宅”，毕竟每天通过见闻和新闻媒介了解现实)。看的不是她说什么，看的是她怎么 说。《桑塔·露琪亚》里，一个小公务员被旧日同学——一个牛皮哄哄的都市混混把一套新住宅偷偷卖掉，携款溜走，但不敢报案，因为买房的钱是在机关工作分得 的赃款，头头当然得大头，怕报案引火烧身，只好硬咽苦果。无意中惹出这场祸事的另一位老同学因此无比歉疚，无脸再见故人。很久以后，他忽然接到那位“苦 主”千里外打来的电话，说是在电视里看到了他。他在准备婚事期间，被未婚妻拉到电视台的“相亲”节目中露露脸，不想节目做完未婚妻就瞧不上他，把他甩了。 老朋友在电话里没提旧事，只夸他在节目中唱那首意大利歌曲比过去还唱得好，顺便告诉他，这“桑塔·露琪亚”并非过去以为的一位美女，而是一座教堂。这时作 者笔墨宕开：“没想到隔着几千公里，我们在电话里认真地谈起这种事儿。就好像我们一直过着幸福高尚的生活，从没放弃理想和信念，从不妥协退让，从不同流合 污，从不玩世不恭；我们没有受到污染，没有受到捉弄和伤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迷惘和困惑，一切都来得真实自然。我们真诚无比地怀念一座我们从未见过的耸立 于海岛之上的小教堂，到了夜晚它透出五颜六色的灯光，看上去就跟灯塔一样。我们都喜欢红色，红色最有穿透力。我们一致认为，当人们夜晚归航，远远地看到桑 塔·露琪亚，就感觉回到家了……这时我几乎热泪盈眶，我说，他们怎么给教堂取了这么美的名字？”这结尾精彩，透出很深的困惑、无奈和哀伤。那些平凡而美好 的东西都没了，我们还剩下什么？

　　如果说杨打铁像一位惯看生死的外科大夫念病历，对人生撕皮见血；那两岸就是个温情女教师，轻声哼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两岸本名邓君，我也认识，知道她诗写得好，但最先读到的是散文《爸爸》。儿子推荐给我，一读大受震撼，几次忍不住掉泪。孤儿。羊倌。当兵。守水 库。对妻子言听计从，叫他退职他就退了职，叫他把退职金交给她经商他就交，结果妻子经商失败甩了他。虽有妻子女儿，常年守水库不能回家，做伴的永远是一只 口琴，永远只会吹一首《王二小》。有一次暑假，两个女儿去水库看他，从早晨走到天黑。月亮作灯，一夜里山风撼得牛毛毡乱响。第二天对女儿说：“走！我带你 们去找饭吃。”(他与附近农民相处不错。有个农妇被毒蛇咬了，他摸黑上山采药结果采错药，嚼碎敷伤时自己也中了毒，嘴脸肿成了另一个伤口。)爷儿仨翻山到 一户农家，“得到的却是冷冷的招待，坐到下午了，那家人也不吃早饭。最后我们只好一人喝一瓢凉水起身告辞。下一户人家在两里之外，我和妹妹又累又饿，拉着 脸不跟父亲说话。父亲去谁家地里摘了几个西红柿给我们，我们才消了气。在一片低矮的山坡上，父亲拿出口琴吹《王二小》，琴声越过李树和田坎，越过牛的脊 背，翻过山坳……我和妹妹在草丛里找野地瓜，回过头，看见父亲两手抱着膝盖望着远处，脸上带着未有过的笑容。”“在另一户人家，我们终于吃到了一顿包谷稀 饭，虽然那家人自始至终不冷不热，我们还是觉得受到了款待。借着月光往父亲的住地走。父亲告诉我们，发亮的地方不能踩——我永远记得牛脚印里的月光。”他 有过一次幸福时刻：“有一年，大年三十早上父亲才到家，看见母亲把灶台摆得花花绿绿的，他比我们还兴奋，进进出出都要跳起来用手摸一下那并不高的楼顶。有 一次跳得太高，脑门儿一下撞在门楣上，鲜血直流。吃年夜饭的时候，父亲头上缠着纱布，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夹一筷子菜，偷看母亲一眼。父亲最喜欢吃汤圆，可 是因为糯食不利于伤口愈合，母亲不许父亲吃。把碗筷收进厨房时，父亲趁母亲不注意，抓了一个汤圆飞快塞进嘴里。”他对贫乏无怨尤，对儿女无要求，“就是病 倒在床上，还带着歉意，认为拖累我了。一杯开水，他要握一会儿才喝，像是暖手，像是等水凉，其实因为是女儿倒的。”最后的日子，“我去到父亲的病床前，他 脸上有一种歉疚和尴尬的神情。我知道他是因为大小便失禁而难为情。屋里满是异味，板凳、杯子和喝的水似乎都沾上了奇怪的味道。他故意吃得很少，水也喝得 少，时刻都在装睡，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少读到如此动人的父亲形象。装睡这个细节太厉害了，太经典了。两岸写出这篇文章很无自信，经文友们称赞鼓 励，我们才读到了这部精彩的纪实散文。几十个人物，个个特立独行，匪夷所思，只存活在生活的底层，非凭想象能够虚构。诗人只提炼，不添加，她纯用白描平实 记来，个个跃然纸上。她说外婆讲那些往事时“最苦的，也笑着讲”，她整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因而倍加感人。有一段写大荒年：“小姨刚会走路，粮食关(闹饥 荒)开始了。水佬坡上的人，一家一家地饿死。野菜、青草和树根都被吃光了。母亲走进一户熟人家想讨口水喝，看着那家人围在一起伸着手烤火，一个个却都没了 气息。” 只有现实生活能够提供这样超乎想象的场景，而两岸能出之以这样举重若轻的笔力。

　　这两本书，都让我读出了不掺假的真实、深入一层的真实。而引出来的感慨，则是许多新作品的共同命运：高质量，零反响。

　　这其实是常常思考的问题，原因很多：文学日益边缘化；写作质量水涨船高，强中更有强中手；文学产品数量巨大，小作者小刊物小出版社不易进入评论 家的视野等等。特别是文化消费快餐化的趋向，使许多人失去了从容阅读的耐心。这些客观因素都毋庸置疑，十分强大，于是我从文学本身来作思考：在主旋律作品 这条康庄大道和另一条通俗文学的集市大道之间，还有没有契诃夫、萧红式的手推车的慢车道？碎麦草还有无安身立命的空间？

　　长久的温饱安定，会使生活沉闷琐屑、精神昏昏欲睡。民谚曰“无聊犯法”，高尔基有篇小说就叫《因为烦闷无聊》，一群住在荒凉草原上的男人，纯粹 出于烦闷无聊，作弄一个单纯女孩取乐，结果逼死了她。无聊难耐，就寻找刺激，八仙过海，自适其适：从打麻将、读丑闻艳事、跳广场舞，到扎堆旅游、追星逐 王、飙车别车、酗酒滥烟、赌喝拼吃等等；而且口味越来越重，甚至嗜痂成癖，不惜以身试法，直至后果严重的婚外恋一夜情、吸毒斗殴、造谣耸听、恐怖恫吓等 等。反映到阅读上，写挖坟盗墓、江湖恩仇、后宫秘事、悬疑玄幻、商界鏖战、官场斗法的作品之能拥有天文数字的读者，正是应运而生，非出偶然。当然，武侠和 玄幻等类小说也有文学性高的作品，如我读到的金庸、沧月。文学只论品位，不排等级。在主旋律作品和通俗文学两个巨大存在的夹缝中间，一些坚持契诃夫、萧红 传统的作家，如实刻画这种琐屑沉闷的现实，以警醒“当局者迷”，本是本分天职；最早刻画这种生活的作品也已经引起过强烈反响，作家以此成名。但30余年过 去，“文革”结束时那种匮乏、龟缩、压抑的沉闷琐屑，变成了当下有余、张扬、恣肆的沉闷琐屑。二者有饥饿与饱胀之别。当时揭示那种生活现象的作品，使读者 霍然惊觉：不能这种活法。警醒的基础是他们本不愿这样生活。如果仍然只是如实刻画这种生活，读来同样琐屑沉闷，就像拿着镜子对他悦：“请看你的一脸倦 容。”他是不会待见的，对这副倦容他比你还厌恶。何况他有的是轻松刺激的读物可供消遣。

　　愚陋如我，解不了这个无解方程式。思来想去，似乎也就是几种选择。

　　一是甘守“我是一棵无人知道”而又“从不寂寞，从不烦恼”的小草之宿命。把自己的作品视为投入海面的漂流瓶，或一日，或一人，偶然拾到，浏览几 行，即属意外中彩；终于没人发现，毕竟得到过往瓶中塞字条的那点乐趣。博尔赫斯的《一本书》说：“静寂的书架上，那沉默的怒吼/沉睡在群书中的一册之内 /它沉睡着，有所期待。”让我们也如此期待吧。其实真正的文艺创作之起点在于自怡自足，客观的反响有很大偶然性。文学本无实用，“以无用为用”，在五光十 色的现代社会，更不必赋予它太重的负荷。

　　一是改弦易辙，走可以预期成功的路。但那是另一种智慧，并非不惜迎合就能如愿。前些年，很有些作家以为“降格下海”就一定经商成功，或写畅销书就必上榜，结果多数头破血流。

　　当然还有一条路：金盆洗手。宋人杨万里有首诗很风趣：“一滩过了一滩奔，一石横来一石蹲。若怨古来天设险，峡山不过也由君”。其实做个心平气和的专业读书人也不错，我从来读书的兴致远远高于爬格子。

　　但如不肯善罢甘休，仍想搏它一回，我想那就要在文体的原创性上多绞些脑汁，往深入处和升华处多用些力气，努力在有限的空间里挣出一头地。俄国批 评家别林斯基说：“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触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有 两句今人的诗也说得好：“晓来纵放莺千啭，孰若荒鸡第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