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扬：亚细亚鸡蛋

　　一只母鸡飞上窗台，进了“亚细亚”。

　　亚细亚是一只空置在窗台上的煤油桶。这桶本出自外国一家石油公司，它由白铁皮制成，一尺多高，四五十公分见方，一面凹陷着“亚细亚”三个汉字的端正楷书。

　　这桶在村内并不少见，那是卖煤油的小贩，卖完油遗弃下的。它被遗弃民间变得锈迹斑驳。我少年时，有个叫老拔的卖油小贩，每天黄昏来我们村卖油。我们村子叫笨花村，它位于冀中平原。卖油的老拔一手提桶，一手攥几只作为量具用的“提”，蹲在当街的黄土墙根儿，粗声粗气地喊着“打洋油……吔”。我们那里管煤油叫洋油，如同管火柴叫洋火，管蜡烛叫洋蜡。卖油人喊出打洋油的顾客，或一提或半提把油提入顾客的油灯里。如此或一提或半提往外提，油桶便有个被提空的时候。桶空了就会流散入村人家中作为他用。村人把桶的一头打掉，或盛米盛面，或填入黄泥作自来风炉子。我家把它横置在窗台上，里面铺上洁净、柔软的麦秸，就是鸡下蛋的窝。

　　那时并不是所有人家都有灯点，更不是所有人家都点得起煤油灯。我家点煤油灯在村中算是奢侈了。煤油灯戴着玻璃罩子比植物油灯亮许多，晚上点起来能驱散不小一片黑暗。父亲在灯下教我们念书，念《弟子规》，念《实用国文》。我父亲是位医生，且喜弄文字。油桶上那三个字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他说亚细亚是地球上一个洲。还说地球共有五个洲，除了亚细亚还有欧罗巴什么的。中国就位于亚细亚。我娘在一旁问我父亲，咱笨花村也在亚细亚洲吧。我父亲幽默，说：“看你说的多对吧。笨花村不出中国，就出不了亚细亚。”我娘得到鼓励，就围绕亚细亚问这问那。她问我父亲为什么有人单把这三个字摆置在油桶上。我父亲说：“这都是买卖人的机灵之处，显得买卖做的大，山呼海啸，呼风唤雨似的。”还说：“城里有个杂货铺叫‘大有斋’，其实店里就半缸酱油，半缸醋，几簸箕花椒大料，偏偏虚张声势叫‘大有’。你看大有斋的生意就比旁边‘德源斋’的强。其实，两家的货物一模一样。德源斋比大有斋还多几捆子粉条呢。”

　　我娘认识了亚细亚三个字，有鸡飞上窗台，钻进油桶，她就在院里喊：“老白进亚细亚啦！”老白是一只长腿高冠雍容的母鸡。说也奇怪，只有这种长腿高冠、雍容、丰腴的母鸡才进亚细亚。那些矮脚、短脖的母鸡，都自愧似地随便找个地方去生产。于是，产于亚细亚的鸡蛋，想当然就格外高贵，也格外被家人看重。

　　家里养鸡攒鸡蛋，不为吃，只为以物易物，比如鸡蛋能换葱。

　　鸡蛋换葱的小贩也是黄昏进村，他推一辆小平车，车上摆着水筲粗细的两捆葱，车把上挂个盛鸡蛋的大荆篮，他停住车一面打捋着车上的葱脖、葱叶，一面拉着长声喊：“鸡蛋换……吾葱。”细分析这本是一个有着古文明气质的吆喝，“吾”不就是“我”吗？也就是说快来以你的鸡蛋换我的葱吧。来换葱的大多是家里顶事的女人，他们把手里的鸡蛋托给卖葱人，卖葱人掂掂分量，将鸡蛋放入荆筐，就去给女人抽葱。一个鸡蛋能换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女人接过葱却不马上离开，他们还在打葱的主意，有人趁卖葱人不备，揪下一两根葱叶，算作白饶。卖葱人一阵推挡，说：“别揪了，这买葱的不容易，卖葱的也不容易。”女人总有机会揪下两根葱叶的，她们嚼着葱叶，心满意足地往家走，满街飘着鲜气的葱味。

　　我娘来换葱，天已经黑下来，她手里托着亚细亚鸡蛋。在黑暗中亚细亚鸡蛋显得格外鲜亮。她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交给卖葱人，卖葱人只漫不经心地掂掂分量，放下鸡蛋去抽葱。我娘却也站着不走。她不是打那一根半根葱叶的主意，她是觉得吃了大亏的。她手里并非一般的鸡蛋，那可是亚细亚呀。卖葱人应该经点心把它看重点儿才是，多给一根半根整葱也不况外。可卖葱人并没有注意这鸡蛋的成色。旁观者也不站出来打个圆场儿。我娘抹不开和卖葱人争执，末了，她总是带着几分遗憾自言自语走回家中，走着说着：“看这人，生是不认这亚细亚。”

　　我父亲听到了我娘的自言自语，站在院里说：“你那亚细亚只适用于咱家，不适用于社会。”

　　可遗憾归遗憾，改天我娘去换葱，手里还是托着亚细亚鸡蛋，这像是一种“显示”。她想，卖葱人和乡亲对它总会有所认识的。在黄昏中能显示出自己成色的鸡蛋，不就是我家的亚细亚吗？

　　我长大了，要离开那个有亚细亚鸡蛋的家，离开那个鸡蛋换葱的黄昏，去作一个“革命者”。临行前我娘为我煮了四个亚细亚鸡蛋，放在一个用羊肚手巾缝制的口袋里，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提在手中，生怕和其他物品为伍而挤碎。那时京汉铁路刚通车，夜里我被安置在一辆拉货用的闷罐车上。哪知天亮我下车后，手里却不见了手巾包，它被我丢在了车上，我奔跑着去寻找，火车早已开出了车站。

　　几年后我已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娘要来省城看我。我猜她会带来亚细亚鸡蛋的。然而我娘来了，她却没有给我带来。她把几个硕大的雪花梨、几把花生粘、几串铃铛枣摊放在我宿舍的桌上，开始给我叙述几年来家乡发生的事。她说，你走时村里正闹互助组，现在互助组转成了初级社；后街还开了一个供销社；眼下，干部们正下乡教速成识字，教ㄅ、ㄆ、ㄇ、ㄈ(黑板就挂在老拔卖煤油时的土墙上)。然而，鸡不去亚细亚下蛋了。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净敲鼓。鸡们受了惊吓。有人入社了，敲鼓。供销社进了球鞋，敲鼓。教速成识字的进村了，敲鼓。天天敲。你准记得咱笨花村的鼓有多大。”

　　我当然记得我们村的鼓面有多大，大得像个碾盘。敲起来，窗户纸被震得发颤。

　　我娘说着，感叹着，摊起两只空手，脸上显出无尽的疑惑，对我似有歉意。

　　我娘在省城一住几天，她常常静坐一旁嘴里不时自言自语着：“生是不去了。”她说的还是鸡不进亚细亚的事。她自言自语着，显得很落寞。我看着落寞的母亲，一下觉得她老了许多。我和她在保定的碎石马路上走着，看省城保定的风景，她总是落后于我好远，先前母亲走路本是又快又急的。我等着母亲走上来冷不丁问她：“那个亚细亚桶呢？”母亲说：“沤了、烂了，没人住的房子还会烂呢。”

　　是啊，没人住的房子也会烂。

　　转眼已过了几十年，现在我正坐在城市家中的书房，或读书或写字。晚上，窗外高楼的窗户亮起来，像满天星斗。霓虹灯表演起来，龙飞凤舞的。我在明亮的台灯下，喝着最时髦的“金骏眉”红茶做自己的事。思绪间断时，就会想起我家的亚细亚鸡蛋和它的命运。这时，心情总有几分凄楚，敲鼓敲得鸡不上窝了。鼓声还击败了那个鸡蛋换葱的黄昏。可转念又想难道你能去责怪那些催人振奋的鼓声吗？岁月要更新，社会要进步；个体农民要进集体；人人都要识字；穿过几千年手缝布鞋的人要穿大工业造就出的机制球鞋，不敲鼓祝贺，那叫什么世道。只可惜人类铭记的往往不是那些只为得催人振奋的鼓声和人在鼓声中那些兴高采烈地过火表演。你铭记的或许就是一只锈迹斑驳的煤油桶：你看见一只母鸡卧了进去，它卧在洁净的麦秸上，羞涩地、心满意足地涨红着脸。少时，鸡的一个惊喜，也是它给予人类的一个惊喜诞生了，然后再由一双母性的手接过这惊喜，四处去张扬、诉说……你还记住了什么？不就是那个总有几分小争执但总体和谐的鸡蛋换葱的黄昏吗？那时满街都飘散着鲜气地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