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醉酒之后

　　酒为粮食精，酒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只看重酒的物质性的饮者不是很多，人们重视的往往是酒的精神性内涵。举杯邀明月也好，斗酒诗百篇也好，表现的都是酒对人类精神的提升作用，说明人喝酒与不喝酒精神的确不在同一个层面。

　　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酒的精神作用。有的一家几口，过节连一瓶啤酒都喝不完。还有的人高马大的男人，别说让他喝酒了，他只在酒席上坐一会儿，弥散的酒分子就能把他熏得面红耳赤，醉眼蒙眬。有人说这是缺乏锻炼所致，其实不是的，这是先天的因素决定的。有人天生能喝酒，十杯八杯不当一回事儿。也有人生来就缺乏对酒的抵抗和消解能力，后天再怎么锻炼都无济于事。

　　项云中之所以喝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他对自己不太了解，不知道自己的喝酒水平如何。没有人劝他，是他一个人在宿舍里喝的。他什么下酒菜都没就，连一根黄瓜和一粒花生米都没吃，就那么人嘴对着瓶嘴，一口气喝了小半瓶。他这种喝法，有借酒浇愁的意思，还有一点儿自虐的倾向。喝了酒，他甩掉脚上的旅游鞋，在床上躺下了。人说睡觉如小死，借助酒精的麻醉作用，他打算小死一回。季节到了初秋，傍晚的阳光有些发黄。宿舍门前有一个苹果园，每棵树上都结了不少苹果。苹果还没有发白，发红，不到成熟期。苹果园里有斑鸠在叫，听来像是远古的声音。项云中闭上眼睛，还没有睡着，酒分子迅速变成无数个活跃分子，开始在他的血管里欢呼雀跃起来。活跃分子无处不在，血液到哪里，哪里同时就是它们施展身手的舞台。它们仿佛在喊：我来了，我快乐；我跳舞，我唱歌！项云中本人并没有感到快乐，他没有唱歌。他不但没有快乐感，心底的痛苦和委屈却翻了上来。他虽然也发了声，但肺腑里发出的不是歌声，却是哭声。他哭的声音很大，也很难听，完全可以用号啕来形容。他好像压抑已久，早就想哭，只是没有哭的机会。是酒给了他机会，也给了他勇气，使他终于打开了痛哭的闸门，让哭声奔涌而出，滚滚而下。他的哭声盖过了斑鸠的叫声，斑鸠还以为哪里在打雷，吓得赶紧飞走了。

　　项云中所住的那间宿舍，也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隔壁，就是初中二年级的教室。初二只有一个班，项云中既是初二班的语文老师，也是该班的班主任。这天下午的第四节课是自习，上完了自习，同学们就可以放学回家。有同学听见了项老师的哭声，吃惊之余，难免从教室里溜出来，踮起脚尖，往项老师办公室的窗子里看了一眼。有一个同学趴在老师的窗口往里看，接着就有好几个同学挤在窗口往里看。项老师的办公室前面有一个窗子，后面还有一个窗子。前面的窗口挤不进去了，有的同学赶紧跑着绕到后面的窗子，从后面的窗口往屋里看。很快，项老师办公室的前窗后窗都趴满了他的学生，像结了两块很大的蜂团子一样。

　　教室前面的墙上有黑板，平日里，项老师的脸板得也像黑板。项老师天天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黑板有时像是露出了笑脸，可项老师自己很少露笑脸。项老师偶尔笑一下，很快就板了回去，好像笑多了就会失去师道尊严似的。别管如何，同学们总算看见过项老师的笑，可是，谁都没听见过、也没看见过项老师的哭。堂堂的项老师，居然还会哭，这未免太稀罕了吧，也太震撼了吧！

　　项老师办公室的前后窗都被捷足先登的同学们挤满了，迟到一步的同学，包括那些不善抢槽的女同学，只好挤在老师门外，隔着门板听一听老师的哭声。不料老师的门是虚掩的，同学们前面一挤，后面一拥，竟把老师的门推开，蜂拥到屋里去了。平时，他们到老师的办公室，是要先敲门后喊报告的，这次他们没有敲门，也未及喊报告，就收脚不住，到了老师面前。

　　对于他们的不讲礼貌，老师顾不上批评他们了，老师还在哭。老师不只是哭，还在诉，挤着眼诉。老师反复喊的像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哭诉道：太绝情了，太绝情了，你怎么能这样呢！咱们说得好好的，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调到市里，咱们就结婚。这才一年多，你为啥就不理我了呢！我天天想着你，念着你，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一打电话你不接，再打电话你关机，三打电话你停机，你让我怎么办？我没法儿活了，干脆死了算了……

　　项老师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镶嵌在玻璃镜框里的美女图，那是一个女孩子的艺术写真照片。同学们都看见过这张照片，据说照片上的女孩子是项老师上大学时谈的女朋友。此时，项老师的女朋友没有从镜框里走下来，没有劝项老师别哭。项老师在痛心痛肺地哭，项老师的女朋友却笑模笑样，项老师的哭好像跟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一个成年人的哭，一个成年男人的哭，一个当了老师的成年男人的哭，把他的学生们吓着了。同学们都呆呆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没有你看我，我看你，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有的女同学眼里含了泪水。好比老师跟他们的家长一样，家长在孩子面前总是很坚强，很少掉眼泪。“家长”突然间哭成这样，“孩子”只有害怕的份儿，只有吓得瑟瑟发抖的份儿。

　　校长闻讯赶了过来。一进屋，校长就闻到了酒气，校长说：项老师，你喝酒了吧？上着班喝什么酒！这会在学生面前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说到学生，校长严厉地对学生们说：都回到教室里去，各就各位，继续上你们的自习！学生们还没有离开，校长又对项老师说：不要再哭了，喝点水，镇静一下，醒醒酒。校长提起暖瓶往茶杯里倒水，暖瓶里空空的，连一滴水都没有。校长把暖瓶递给班长余红霞，说快去食堂打点儿水，不要太烫。

　　余红霞一路跑着把水打来了，并把不热不凉的温开水倒进茶杯里。

　　校长把项老师拉得坐起来，把水杯放在项老师嘴边，说项老师，来，喝点儿水，喝点儿水就好了。

　　不喝，不喝，我就是想不通！项老师一把推开了校长手中的茶杯，推得茶杯中的水激荡出来，洒在了床上。

　　项老师说了不喝水，却伸手去抓桌上的墨水瓶。那是一瓶红墨水，是项老师批改作业时用的。墨水还有多半瓶，瓶口没有盖瓶盖儿。他把墨水当成了水，抑或当成了酒，抓住瓶子就往嘴里倒。校长抢夺不及，项老师已把红色的墨水倒了出来，墨水不但流到了项老师的嘴唇上，还沥沥拉拉，流到了项老师的下巴上，脖子里，衣服上和床单上。亏得墨水不是血液，要是血液的话，那就更可怕了。

　　酒对项老师的作用就是这样。不能说酒对项老师的精神没有提升作用，只是提升得有些大发了，有些过头了。过头的结果是，酒的力量打败了项老师意志的力量，并主导了项老师的精神，使项老师对自己的精神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变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什么事情就怕过头，过犹不及，甚至有可能会走向事情的反面。

　　当晚，校长专门安排食堂为项老师做了项老师最爱吃的酸汤面叶儿。校长说，平日里他对项老师的生活关心照顾不够，心里很是歉疚。项老师酒醒之后，学校的教导主任也到项老师的宿舍来了，校长和主任一块儿跟项老师谈了话，对项老师班中喝酒提出了严肃批评。校长指出，当老师的应行为世范，以身作则，在同学们面前树立作为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前一向，项老师的形象还是不错的。这次酒后一哭一闹，项老师在同学中的形象恐怕要大打折扣。校长要求，项老师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应尽快挽回在同学们面前造成的不良影响。校长说：我们学校地处偏远山区，师资力量薄弱，项老师是到我们学校来的第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我们还指望项老师能挑起学校的大梁呢！说到挑大梁，校长和主任都颇有深意地轻轻拍了拍项老师的肩膀。教导主任还笑着对项老师说：云中老师，酒不是不能喝，你什么时候想喝酒，跟我说一声，咱到镇上的小酒馆里去，我陪你喝。

　　项云中的情绪有些低沉。酒分子作为活跃分子不可能老是那么活跃，也有退场的时候。项云中的低沉属于亢奋之后的低沉。不管校长和教导主任对他说什么，他都低着眉，没有说话，或是懊悔地苦笑一下，或是自我否定似地摇摇头。项云中心里想的是：不能在这个学校继续待下去了，该写一份请调报告了。

　　第二天上午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当项云中老师走上讲台，班长喊了起立，同学们齐声问了老师好，项老师答了同学们好，请坐下！一切与往日似乎没什么不同。窗外的阳光很好，黄黄的阳光照在教室门前的苹果园里。在阳光的照耀下，苹果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天比一天接近成熟。飞走的斑鸠又飞了回来，在果园深处发出类似远古的声音。看来项老师的自我调整能力还可以，夜里睡了一觉，便云开雾散，恢复了正常状态。

　　有所变化的，是初二班的同学们。因同学们都不住校，有的同学家离学校比较远，每天上第一节课时，总会有一两个同学迟到，总会有一些座位是空的。而这天不一样了，全班的同学到得齐刷刷的，都提前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拿一个外号叫铁头的王大牛同学来说，他的爸爸下小煤窑被砸死了，他的妈妈丢下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只好跟着爷爷奶奶过生活。他对上学一点儿都不热心，上得有一搭，无一搭。加上他上学要翻山越岭，走的都是山路，迟到是经常性的，旷课也不算稀罕事儿。今天王大牛总算没有迟到，早早地就做好了听课的准备。

　　项老师是启发式教学，每节课都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回答。为了更好地和同学们交流，也是为了提高同学的专注度和自信心，在同学回答问题时，他要求同学必须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睛。这堂课，有的同学在这方面表现得不是很好，他们像是躲避着什么，不敢与老师的目光对视。特别是有的女同学，低着眉，红着脸，连眼睛都不敢抬。项老师说：我怎么要求你们的？回答问题时要看着我！回答问题的女同学像是把勇气鼓了鼓，才把眼睛抬起来了。可女同学的眼睛刚抬了一下，又把眉低下了。

　　以前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爱打王大牛的头，这个打一下，那个打一下，把王大牛的光头打得啪啪响。王大牛学习不怎么样，挨打不成问题。他把自己当成了同学们的开心果，似乎一点儿都不反对同学们打他，不管谁打他，他都说不疼，不疼。王大牛铁头的外号因此而得名。项老师批评过打王大牛光头的同学，并上升到维护王大牛同学生命尊严的高度，不许同学们再打王大牛同学的头。可是，有的同学没把项老师的批评当回事，课间休息时照样打王大牛的头，他们不当着项老师的面打了，背着项老师把王大牛的头打得更响些。老师的话当然很多，老师的一些话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被同学记起。然而就在今天项老师上完语文课之后，也是在昨天项老师喝醉酒痛哭之后，同学们才顿悟似地把项老师的话记起来了，没有一个同学再打王大牛的头。王大牛刚剃过的光头就在他们面前晃，打起来很方便的，可他们不再打了，可能永远都不会打了。王大牛还纳闷呢，同学们这是怎么啦？

　　余红霞带着几个当天值日的同学，到项老师的宿舍帮着打扫卫生。项老师整天忙于教学，对卫生不是很讲究，他很少擦桌子和窗台，不是每天扫地，起床后也不叠被子。同学们分工合作，有的擦桌子，有的擦窗台，有的扫地，有的叠被子。项老师说：同学们，可以了，可以了，我自己来。同学们事前像是商量好了，他们都不说话，干得执拗而坚决。老师昨天的哭，仿佛使他们知道了老师也有痛苦的时候，也有弱势的一面。而在帮助老师打扫卫生的事情上，他们完全可以表现得强势一些。他们甚至有些生自己的气，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帮老师打扫卫生呢！余红霞在扫床底下的地时，看到床下扔着一双翻毛皮棉鞋。因床底下的地面有些潮湿，鞋底上还沾有黄泥巴，棉鞋已经发霉，翻毛上面像是又长了一层毛。余红霞把棉鞋拎到门外去晒，发现缝鞋的皮线都沤糟了，有的地方鞋帮脱离了鞋底。她想，这样的鞋恐怕不能再穿了。

　　随后发生的事让项老师颇有些不解，他发现几个班干部凑在一起，像是商量什么事。他一走过去，班干部就不说话了，各自散开，都像无事人一样。他是班里的班主任，所有班干部都归他领导，班干部背着他，会商量什么事呢？他准备找班长余红霞谈一次话，了解一下情况。

　　项老师还没有找余红霞谈话，一天放学之后的晚上，一位同学的家长给项老师打来了电话。家长一上来就给项老师道辛苦，还说谢谢项老师。到山里对一些贫困学生的家庭家访时，项老师除了给学生家长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还记下了一些有电话的学生家长的电话号码。项老师对那些学生家长说，有什么事只管给他打电话。然而山里人还不大习惯动不动就给老师打电话，尊重老师的办法，是尽量不打扰老师。项老师呢，也极少给学生家长打电话。他也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他的老家也在农村。他知道，如果老师给学生家长打电话，家长会把事情看得比较重大，会给家长增加很大压力，也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项老师所奉行的教育理念是负责任的理念，也是处处为家长和学生着想的换位思考的理念。学校本来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当老师的，理所当然应当把教书育人的责任承担起来。如果动辄就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学生的家长，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项老师不知打电话的家长谢他什么，说没什么。家长说，这几天他的孩子每天都回家挺晚的，说是在学校里上晚自习。项老师教了一天书，下课后还要安排学生做晚自习，真够辛苦的。项老师听出来了，这是家长在打听自家孩子的情况，目的是想证实孩子是否说了实话，如果没说实话，孩子晚回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项老师顿时有些警惕。为了给学生减负，项老师很少给学生留家庭作业，更不安排学生在放学后再做晚自习。可项老师和家长交谈时必须谨慎，一句话说不好，有可能给他的学生造成被动，他的学生还有可能会受到家长的责罚。他没有承认安排了晚自习，但也没有否认，他说的是：您的孩子学习挺自觉的，表现挺好的，您放心吧。

　　就在那位学生家长给项老师打电话的第二天，上午第一节课还是语文课。项老师一走上讲台，同学们一在各自的座位上落座，项老师就发现了新的情况：王大牛同学的脸是肿的，肿得比平时面积大出许多，像一只小面盆一样。王大牛的脸一肿，上下眼皮也跟着肿了起来，肿得把眼珠子都包住了。王大牛像是使劲睁眼，才能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才能看老师。项老师问：王大牛，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儿？

　　王大牛站起来了，说没事儿。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项老师走下讲台，一直走到王大牛课桌旁边，要把王大牛的脸看得更仔细些。

　　见老师向他走来，王大牛赶紧低下了头。他一低头，两只眼像两只发面包子一样，连眼缝几乎都看不见了。王大牛说：老师，真的没事儿，我就是被一只马蜂小小不言地蜇了一下。

　　一只马蜂蜇一点，十只马蜂蜇一片。王大牛的整个脸肿得如此之胖，如此变形，还说被一只马蜂小小不言地蜇了一下，是不是有些可笑呢！若搁以前，听到王大牛这样说，不知同学们会笑成什么样呢！同学们的这个年龄，正是爱笑的年龄，在没什么可笑的时候，他们都要笑。若得到一点儿笑料，他们总是把笑料的价值吃干榨净，笑得很是夸张。可眼下的事情有些奇怪，面对王大牛整出来的这么一大块笑料，同学们竟然没有笑，连一个发出笑声都没有。项老师意识到了，同学们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所瞒之事应该与放学后晚回家有联系。

　　一下课，项老师就对余红霞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来到项老师的办公室，余红霞觉出项老师有话要问她，低头站着，不敢抬头看老师。余红霞的样子像是有些紧张，她的双手先是垂着，又把双手拿起来，用右手的手指搓几下左手的手指，然后又把双手垂下来。

　　余红霞，你喝水吗？

　　余红霞赶紧摇头，说不喝。

　　我看你今天可是有些紧张啊，你紧张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一个称职的班长，工作做得挺好的。特别是最近几天，同学们都能按时上课，作业完成得也很好，这与你这个当班长的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最近学校放学后，同学们都能按时回家吗？

　　余红霞脸上红了一下，又白了一下，没有做出回答。

　　项老师转了话题，问余红霞：我那天喝多了酒，你和班里的同学是不是都看见了？

　　余红霞点了点头。

　　老师的表现很不好，同学们是不是觉得老师很可笑？

　　余红霞这才开口说话，她没说老师可笑，说项老师，是不是因为我们这里穷，你到这里当老师，你的女朋友才不理你了？这样说着，余红霞才抬起头来看了项老师一眼。余红霞的眼里已涌满了泪水，眼看泪水就要流出来。

　　项老师轻描淡写似地嘿了一下说：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就能说清。这是大人之间的事，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我那天说的都是醉话，都是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当回事。项老师没让余红霞把眼泪流出来，接着跟余红霞谈班里的事。余红霞承认，这几天放学后，的确有一部分同学没有按时回家，同学们一块儿到山林深处采中草药去了。采到药材卖给镇上的药材收购点，攒点儿钱为交下学期的学杂费做准备。余红霞说到了王大牛，解释了王大牛脸肿的原因。马蜂窝也是中草药，王大牛爬到山崖上摘一只马蜂窝，就被疯狂的蜂群蜇到了。

　　项老师对同学们自挣学费的行为表示理解，但项老师对余红霞提了两条要求：一要注意安全，在安全上不能出任何问题。比如说谁都知道马蜂窝捅不得，王大牛怎么能摘马蜂窝呢！二是要跟家长说实话，不要隐瞒家长。现在每个家长都是恐惧的家长，不要让家长为你们担心。

　　过了星期天是星期一。这个星期一的早上，余红霞和几个班干部到校比较早。一轮红日刚刚升起，霞光把苹果都映红了。学校8点钟开始上课，他们提前一个钟头就到了学校。他们在教室里碰了头，一块儿来到项老师的办公室。余红霞提着一样用绿方巾包着的东西，对项老师说：我们代表全班同学送给您一样东西，请您一定要收下。

　　项老师说：我什么都不缺，怎么能要同学们的东西呢！

　　余红霞把东西放在一只方凳上，解开方巾，露出一个硬纸盒。又把盒盖打开，盒子里放的是一双皮鞋。皮鞋是黑色的，闪着漆黑的亮光。当同学们把皮鞋像揭宝一样呈现在项老师面前时，同学们的眼睛无不亮闪闪的。按这些山区孩子们的理解，项老师的女朋友之所以不理项老师了，是因为项老师没穿城里人最爱穿的皮鞋。等项老师穿上他们送给项老师的皮鞋，说不定项老师的女朋友就会和项老师重归于好。

　　看到皮鞋，项老师马上想起，同学们前几天放学后去山里采药材卖钱，并不是为自己攒学费，而是为给他买皮鞋。这些孩子们啊，这些山区的孩子们啊，这些还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孩子们啊，让他说什么好呢！这一次项云中老师并没有喝酒，可他又有些想掉泪的感觉。他说：同学们，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双皮鞋我收下。下不为例，你们千万不要再给买我任何东西了。

　　当晚，项云中老师从抽屉里找出已经写好的请调报告，慢慢撕掉了。

　　致敬契诃夫(创作谈)

　　刘庆邦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得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

　　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仅短篇小说就写了三百多篇。可我不愿意听别人说我高产，一听有人说我是高产作家，我就有些不自在，甚至心生抵触。这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高产不再是对一个作家的夸奖，而是多多少少含有一些贬义。我不知道别人反应如何，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好像一说谁高产，就是写得快，写得粗，近乎萝卜快了不洗泥。如果深究起来，其实作品的产量和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反比关系，高产不一定质量就低，低产不见得质量就高。无数作家的创作实践一再表明，有人写得少，作品质量老也提不上去，有人写得多，作品的品质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

　　闻名于世的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安东·契诃夫，就是一位既写得多又写得好的典型性代表。契诃夫十九岁开始写作，到四十四岁生命终止，在二十五年的创作生涯里，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平均算下来，契诃夫每年都要写四十多篇短篇小说。据史料记载，在1883年，他一年就发表了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说。到1885年，他的创作产量再创新高，一年发表了一百二十九篇小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契诃夫的写作条件并不好。他的家族处于社会底层，到他祖父那一辈，才通过自赎，摆脱了农奴身份。契诃夫之所以一上来就写那么多小说，除了他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异乎寻常的勤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生计所迫。有一段时间，契诃夫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的稿费维持。如果挣不到稿费，家里就交不起房租，甚至没有饭吃。为了取回拖欠许久的三卢布稿费，他曾到杂志社向主编央求，遭到杂志主编的嘲弄。到西伯利亚深入生活没有路费，他只能跟一家报社签约，采取预支稿费的办法向报社借钱。契诃夫所学的专业是医学，他的主要职业是行医，写作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他首先是一个好医生，在乡间常常踏着泥泞或冒着大雪出诊，为不少乡民治好了病。他以高尚的医德，高明的医术，赢得了方圆百里乡民的高度尊敬，以致他离开乡间去莫斯科时，为他送行的乡民们眼含热泪，对他依依不舍，好像他一离开，人们就会重新陷入病痛之中。其次他才是一位好作家。由于他在行医期间与底层民众广泛接触，才深切了解到民众的疾苦，得到了创作素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切近现实的小说。契诃夫热心于慈善和公益事业。在他以写作成名，家庭经济状况好转之后，他又回到家乡，参与人口普查和扑灭霍乱的工作，并用发动募捐、组织义演等办法筹集资金，先后创办了三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契诃夫的好名声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一拨儿又一拨儿客人慕名而往，把契诃夫的家当成了客栈。契诃夫不但要管他们吃住，在他们的要求下，还要陪他们聊天。这样一来，契诃夫用于写作的时间就更少。正跟客人聊天时，他会突然走神，突然离开，到一旁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个闪念，或一个细节，再回头和客人接着聊。在写作的紧要关头，契诃夫有时为避免无端打扰，只好躲到澡堂里去写。更让人们为契诃夫感到痛心的是，他二十多岁就患上了肺病，一直在带病写作，一直在和可恶的病魔进行顽强的抗争。他有时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而咯血。经过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投入写作。契诃夫自我评价说，他就是这样不断地榨取自己，他的写作成果是用艰巨的、苦役般的劳动所换取的。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都对契诃夫的文学创作成就给予高度赞赏。托尔斯泰称契诃夫是一位思想深沉的作家。高尔基在信里对契诃夫说：“在俄国还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您的短篇小说家，今天您在俄国是一位最有价值的巨人。”托尔斯泰不但喜欢契诃夫的小说，还喜爱契诃夫的人品，他称赞契诃夫：“多么可爱的人，多么完美的人！”

　　出于对契诃夫的景仰，2015年9月5日下午，在阵阵秋雨中，我曾到位于莫斯科郊区的梅里霍沃契诃夫故居参观访问。我在契诃夫戴着夹鼻眼镜的塑像前久久伫立，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行注目礼。

　　与契诃夫艰苦卓绝的一生相比，我们各方面的写作条件好得太多太多，说优越一点儿都不为过。我们衣食无忧，出行无忧，医疗有保障。我们的写作几乎是专业化的，有安静的环境，完全可以不受干扰，一心一意投入写作。既然赶上了好时候，既然有这么好的写作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偷懒呢？为什么不能写得勤奋一些呢？作品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呢？为什么不能像契诃夫那样，做一个高产作家呢？

　　契诃夫说得好：“太阳一日不能升起两次，生命也将一去不复返。”在契诃夫的精神感召下，我再次向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发起挑战，从今年的大年初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写了一篇又一篇，到正月三十，一个月内连续写了四篇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