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下的青春饱含生命的觉悟

《慈悲》 路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定价：36.00元

　　4月14日，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佛山顺德举行，小说家路内凭借《慈悲》摘得“2015年度小说家”奖。近年，路内凭借“追随三部曲”、《云中人》、《花街往事》等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名实力派作家。在他早期虚构的“戴城”中，青春期少男少女带着狂野的气息追寻自己的生活，小说故事和人物的敏感和尖锐特征刺激了许多人对于过往岁月的回忆。在去年出版的《慈悲》中，路内通过一个国营苯酚企业在长达50年的跨度中所经历的兴衰展现了以水生、玉生、根生等一代人的生存命运，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刻画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在那些散发着悲凉气息的变革中，人性中的坚守、信任和爱得以放大。《慈悲》中对个人历史叙事所做的文学尝试受到普遍赞誉。

　　路内出生于江苏苏州，与苏童是老乡。最初接触文学时，苏童、韩少功这一代作家的先锋主义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经过青春期和成年后的生活磨砺，路内形成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独特的写作路数。通过“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云中人》、《花街往事》等写作，路内已经成为目前最重要的70后小说家之一。

　　“追随三部曲”和《花街往事》的故事发生在同一个虚构城市“戴城”，但路内却为每个故事塑造了不同的气质。很多被路内打动的读者都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真诚，以及对底层人物命运的深情关注。这种文学定位既有路内个人经历的成分，也出自他对艺术创造的经验与探索。

　　在《慈悲》中，在灾荒年月里和父母与弟弟失散的水生进入城里生活，继而在国营苯酚厂跟随师父学习技术，艰难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争斗、计谋和情义抽丝剥茧地展开，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不幸，水生最终消解了过往的疼痛与仇恨，走向一种慈悲的解脱。小说把半个世纪的历史隐含在人物命运之中，体现出超凡的历史感悟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给路内的授奖词中说道：“路内的小说是一代人的精神镜像。他笔下的青春，不仅是年华，也是灿烂的心事，不仅常常受伤，也饱含生命的觉悟。他出版于2015年度的长篇小说《慈悲》，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熟和从容。从伤怀到悲悯，从锋利走向宽阔，路内的写作已不限于个人省思，而开始转向对平凡人生的礼赞，对日常生活肌理的微妙刻写。他如此专注，又如此谦卑。他的文字，敛去了一切怨气，有着仁慈的暖意，这种和解与饶恕，是对写作超越性的艰难跋涉。”

　　《慈悲》语言朴素而节制，叙事技巧也不复杂，而以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向长达50年的父辈历史致敬，在他看来，“个人历史叙事”是与个人成长经验有直接关系的文本，但在《慈悲》里，他的叙事及其客观冷静，在这种冷静之中让读者感受到活着的意义，给人免于恐惧的温暖。

　　●关于《慈悲》

　　这本书不是写我个人经验

　　南方日报：据说小说源于父亲给你讲的一些人和事，父亲如何影响了你的写作？

　　路内：没有什么影响，我父亲是个不看书的人，文学之父的亲缘关系我更看重些。无论哪本书，我都是抱一种相对善意的态度，有时候把我父亲写进去，调侃调侃。但对虚构作品而言，素材的性质和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说一个人变成素材其实是在骂他。《慈悲》这本书不是在写我的个人经验，其中有一些人世的情怀，可能是带有叹息的语气。

　　南方日报：《慈悲》中有很多动人的部分。但晚年水生还要经历一番历险、波折，这是不是有点残酷，你是如何考虑结尾的设置的？

　　路内：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或者说我写得还不够残酷。小说写到后半部分，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在跟着时代浪潮走了，其中的人物无法甩开这些纠缠的浪潮。我觉得这才是残酷的。他无法获得一种独立人格，尽管他是自发地想要得到，但是没有，他的人格是虚妄的。这比他经济上的破产更残酷。

　　南方日报：为什么使用《慈悲》这个书名，这是你看待历史的一种态度？

　　路内：我曾经解释过，这本小说题目所用到的慈悲，和佛教的慈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更像是一种底层老百姓自发的认知，低水位的善良，也缺乏理性认识。它是无逻辑的。但是它极可能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动力之一。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古怪，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牛车在拉人，你嫌那个速度慢是肯定的，但它毕竟是在前行。我曾经和人辩论过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这件事。我真的不能同意中国人无信仰这个说法。人生观等同于历史观，也许是一个现实，也许还应该批判，但我希望在某一个点上能够对接起来，小说庶几可以做这样的阐释。

　　●关于叙事艺术

　　我没有什么故事秘诀

　　南方日报：你提到“源远流长的故事传统”。从本雅明开始，讲故事的艺术就被视为面临危机。在你看来，今天讲故事的危机何在，力量又何在？

　　路内：是的。我想我要先谈文学，次谈小说，最后谈到一个故事传统，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安心些。假若从故事谈到文学，是否会呈现出一个升格的趋势？实际上降格正是我觉得隐含的危机。传统文学所认为的好故事变成了一种秘藏品，中国电影都已经很难讲好一个故事了，因为大部分观众的需求很低，好故事被遗弃或者稀释了。所有电影公司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们需要好故事。但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实指的文盲。文盲要的好故事和作家要的好故事肯定不是一回事。我渐渐地认识到故事原来也是一种话语权，我们也许处在一个话语权的平权时代，你不得不让文盲也发声。这不要紧，可以的，而且终究是表面现象。故事的力量和危机恐怕都来自于故事自身。很可惜，我没有什么故事秘诀，如果有就好了。

　　南方日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今天汉语小说家面临着“观念、技术和现实都在撕扯着作者，其中也包含了文学自身的严肃和浮夸”？

　　路内：文学历来就是一个严肃和浮夸相交错的事物，本质越严肃的事物，解构起来也越容易。我写作这些年也有一些难以搞清的问题，比如说，文学到底是一种游戏还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文学是回到个人还是关乎国族命运？文学的造神运动是商业行为还是文学行为？现实主义更低级而现代主义更高级吗？有些问题，在某一阶段有答案，然后自己会推翻它的。有些问题当场就要求靠边站，没有中间答案。凡此种种，都是我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看到的。它可能不影响我的写作，也可能影响深刻。我不知道结果，但希望它最后在总体上不是庸俗的就好。

　　●关于70后文学

　　应该放大文学的多元化价值

　　南方日报：很多70后作家的作品都投向底层的平凡人物，为什么会有这种美学特征？是否跟你们的阅读史及经历的文学潮流有关？

　　路内：整个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就是回归到个人写作的过程。对70后作家来说，某种程度上是接纳了这个传统。因为30多年来文学流派趋多，这种接纳也表现得比较个体化，并未显示出一个必然的群体特征。换而言之，选择度很高，但选择范围并没有拓宽太多。

　　文学必然要有一个载体来讲述。这个载体是我关心的事物，亦即文学的“所言之物”，它比语言本身更为下潜。我觉得谈鲁迅是一个文学观的问题，谈王小波也是，它不太私人，它决定了何种文本更为重要。但这与个人写作不太有关，即使我不写，我也会有自己的评价系统。我闲书看得很多，我认为重要的作家会很认真地读他们的作品，反复地读，如果认为不重要的就不读了。

　　南方日报：70后作家近些年开始显现出群体力量，你曾说70后作家处于“文学与文学之间的夹缝”中，能否对它的未来气候做一个预期？

　　路内：一代人有一个核心的文学体是必然的，无论这核心是大是小，界定它的价值当然也可以现场买单，但目前看来还是需要时间。所谓现实主义，也带有很强的变体特征，比如是唯物还是唯心，是搭载魔幻主义还是背靠无产阶级，都可能和时代的认知有关，也和个人理念有关。70后作家的价值应该是放大文学的多元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一个和世界同步的文学观念，因为这是第一代进入全球化的中国人(中国的文学理论系和诗歌系早就涉足)。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会起到传承和发扬的作用，当然更希望看到颠覆。闻道犹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