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聚焦|路内长篇小说《慈悲》：工厂秩序的规训与惩罚

■新作聚焦

　　路内长篇小说《慈悲》：工厂秩序的规训与惩罚

　　□李伟长

路  内

　　“一场跨度50年的人生，国营企业从辉煌到下岗的跌宕，工厂秩序的挤压和消解，一群人的死亡和消失，与时代环境相关的这些内容，被路内写得极为冷静克制。在洞悉历史秩序之后，重新面对历史和人世，路内化繁就简的写作方式，开启文学的厚重与开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路内曾说：“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 人……有时候觉得看到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在那儿也很可笑。”这段话特别有意思。一个小说家不但把自己的身份想明白了，还把观察坐标以及可能导 致的正反两种效果也意识到了，这份自醒颇为难得。至于路内真的是因为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到了路中央，还是他有意站过去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到了 路中央，并在那个位置打量时代，回观历史。

　　主动正面时代

　　不做时代的局外人，而是置身其中，这个观察身份的自我认知在路内的创作中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印证。他的多部长篇小说都与时代和社会有着隐秘的联系，尤其是时间纬度上的契合，堪称路内创作年表的指针。

　　《少年巴比伦》表面上写的是工厂里的青春岁月，笔触诙谐，故事忧伤，但小说的时空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间的国营工厂；《云中人》从一 起失踪案写起，像是“70后”寻找精神归宿的一种仪式，作为时间背景的“2001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其时工厂倒闭，下岗如潮，弥漫着凶 猛、无聊而又骚动的情绪；《花街往事》写一群富有传奇性的家族群像，有正史的严谨和真实，也有野史的妙趣和诙谐，叙述时间则跨越“文革”、动荡的80年代 和喧嚣的90年代三个阶段。

　　如果说路内的这几部小说的原始动机还主要在创造人物，那么到了长篇小说《慈悲》，路内则主动正面时代的社会性主题，即计划经济时代环境裹挟下的 普通个人，身处具有强制性和封闭性的国营工厂中，如何被动地处理他与自己、身体、家庭、他者、工厂、社会以及时代的种种关系。工人们通过工厂这一限制性空 间联接成共同体，工厂一方面成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限制着工人的流动和去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工厂，既渗透着国家意志和阶级观念，也融入了 工人作为个体人的基本人性和道德规矩，相互交集，彼此融合，慢慢发酵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国营工厂特色、有形和无形的规则与秩序。

　　如何适应这套工厂秩序，是每个国营工人工作的内容，是他们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也是他们处理上述多种关系的具象表现。路内将普通工人应对工厂秩序 的不同方式、遭遇和处境，用私人历史的取材方式，从时代生活中拓了下来。路内选了工厂秩序的两个点：“补助”和“踢阀门”。困难“补助”的申请和发放，包 括怎么申请、发给谁、发多少，与权力相关；“踢阀门”事小，却可以被冠以“反革命破坏生产罪”的罪名，围绕“踢阀门”的举报、纠察和惩罚则是工厂秩序中最 为森严和残酷的内容。

　　工厂秩序的四种方式

　　《慈悲》通过师傅、根生、水生和宿小东四个人物，写出了应对工厂秩序的四种方式——遵守、挑战、利用和超脱。

　　水生的师傅是个没文化的老工人，技术过硬。师傅应对工厂秩序的方式是遵守和顺从，凭技术吃饭，老实做工，清白做人。虽然有点个性和脾气，但总体 上是个遵守规则的老工人，精神上有自我要求——“是杆枪就要立起来”。后来师傅女儿患病，加上还得赡养岳父岳母，一人工资养4个人，终于萌生了申请补助的 念头。被拒后，他长跪在车间主任办公室门口。后来工厂书记出面，才拿到了生平第一笔补助。得了骨癌后，师傅知道死期将至，向厂里要丧葬费时说：“一个工 人，没活到退休就死了，什么福都没享到——丧葬费应该是16块。”师傅期望做个自足的技术工人，他的生存哲学并不复杂，就是努力做一个体面的人。工厂秩序 没有让他如愿，不仅没有让他死得体面，活着时也没有得到多少尊重：骨癌的病痛、下跪的屈辱以及随着那一跪破碎了的精神。师傅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工人形象，他 的不得善终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传统工人群体的开始消退。路内带着悲悯心创造了这个人物，所占篇幅不长，从师傅登场到离世，不过30几页，但人物性格极有张 力。这个企图与工厂秩序保持好关系而终于失败的老工人形象，为小说的气质感知和叙事方式定下了悲悯的基调。

　　根生则是个“我有我想法”的青年工人，与师傅相对安分守己不同，根生身上添上了逆反和挑战的色彩。他吊儿郎当的做派、对权威的满不在乎，显示出 他对工厂秩序没有天生的遵循意识，也没有被驯服同化。工厂食堂短斤缺两，根生吃不饱，就和食堂的人打架。“踢阀门”可能判罪，根生总是不以为然，结果被人 举报，倒了大霉，被保卫科抓住痛打了一夜，但根生死扛不认罪，不承认“踢阀门”，也不承认与寡妇汪兴妹有关系，结果还是被判了十年。劳改释放后，回到工 厂，投机做生意，又被骗了个精光。

　　值得注意的是，“踢阀门”何至于根生被判了10年，李铁牛被判成反革命，游街示众？两人都和寡妇汪兴妹有过关系。李铁牛被捉奸后，汪兴妹供出了 他以及他对工厂领导不敬的言论。根生踢阀门被抓后，同样有人检举他和汪兴妹通奸。性关系显然超越了生理本身，被作为道德净化与审判的对象，同样是工厂秩序 中规训功能的重要内容。工厂不仅负责生产，还负责净化工人思想，性与思想常被摆在一起谈。性不仅仅是性，更与身体惩罚牵连，常常作为罪证被窥视，更有甚 者，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被利用。

　　根生是被惩罚者，而宿小东就是躲在背后的打手。他既是这一秩序的维护者，又是利用者。宿小东通过告密、举报，煽起了工人心里本能的恶。捉李铁牛 的奸，抓根生踢阀门，把绊脚石一个一个踢开，然后借此升迁，最终成为这个工厂的主人。宿小东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具有多种隐喻的符号，一批曾 经饮血国营工厂肥了自己的人物象征。路内没有用“恶人恶报”的因果给宿小东设置结局，他活得很好，将工厂也私有了。拥抱和利用秩序者如宿小东等，能在旧秩 序中如鱼得水，也能在新秩序中获得新的位置。当计划经济下的工厂秩序变成市场经济的工厂新秩序，宿小东们并不会被抛弃，相反还可能拥有先机。

　　路内敏锐地意识到了根生与工厂及其权力意志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与其说是根生的本性所致，不如说是未经工厂秩序完全驯化的青年工人的 一种自发性的对抗。结果是根生被施以身体惩罚，悲剧收场。工厂秩序这个大环境一日不瓦解，由此造成的紧张就一日不可消解，根生也只有失败这一个结局。只有 在“人为的秩序”松解或者彻底崩溃后，根生才有可能获得他期望的自由。

　　水生对工厂秩序的超脱态度像个容器，既有师傅表面上遵循的意识和远离是非的态度，内心也有根生同样对秩序的不屑，但他不说出来。这种富有技术含 量的超脱不是没有来由的，极端饥饿的家族记忆给他注入最早的清醒剂，即最朴素的观念——得活着，活着总有好事发生。师傅的言传身教也给他加固了自身保护 层，不必期望工厂会给一个工人真正的尊严。工厂秩序的维持可以允许偶有善心，但不可能长久地给工人永不变质的优待。

　　水生既在秩序之内，也在秩序之外。他淡然地动作着，也淡定地生活着。因为口才好，他成了车间申请补助的代言人，各种困难经由他口吐莲花的表述， 就变得煞有其事。在闹剧般的申请补助中，叙述显然也是一种权力，小说中反讽式的故事情节隐然藏着深意。当封闭的工厂秩序崩溃后，计划经济让位给市场经济， 国营工厂老秩序被打破，水生获得另外的生存机会，凭技术赚了大钱。其他的被工厂秩序驯服了太久的老工人们，早已失去了适应新秩序的能力，只能再一次经历下 岗这样惨痛的秩序变换。知识，在人为制造的工厂秩序中，往往被遮蔽和忽略，而在自发的新型的社会秩序中，知识才是水生的生存之本。水生这样看似扁平化的人 物，恰恰是强制性的工厂秩序难以真正约束和规训的人。

　　文学的厚重与开阔

　　好的小说作品，并不在于小说家发现了什么，而是在于小说家用小说发现了什么。用早已嵌入历史墙壁的工厂秩序来解读这部《慈悲》，就能够体会到小 说的开阔和深刻，能体悟到路内用小说的方式发现和解读了半个世纪里工厂秩序变换的秘密，以及个人处于其中的处境。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止和市场经济体制的 开始，封闭的人为秩序逐渐过渡到自发的社会秩序，曾经工厂秩序代表惩罚和净化思想的功能也失去了原有的载体。

　　一场跨度50年的人生，国营企业从辉煌到下岗的跌宕，工厂秩序的挤压和消解，一群人的死亡和消失，与时代环境相关的这些内容，被路内写得极为冷 静克制。路内擅长的抒情句式，被他压成了一个个脆生生的字和一段段冷静得近乎残酷的句子。在洞悉历史秩序之后，重新面对历史和人世，路内化繁就简的写作方 式，开启文学的厚重与开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创作谈

记忆残骸的消失

□路  内

　　2014年夏天，我途经父亲当年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座农药厂，我总是写到它。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它就矗立在我和我的一群发小所住的新村附 近。每年夏天，它都会爆炸或者燃烧，最剧烈的一次烧掉了半个车间，而那车间恰好紧贴着工厂围墙，以至于我们当年经过时，都会向那残骸行注目礼——差不多注 目了10年。

　　由于城市扩容，这些当初矗立在郊区的单位，渐渐溶进城里。它还继续炸。20年里，我们对它充满了嘲笑。作为工厂子弟，我们去厂区浴室洗澡，每每 看到各种安全标语，起初是刷在墙上，后来是挂了鲜红色的横幅，以及各种铁皮焊制的宣传牌，无一不在提醒工人们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但是，它还继续炸，拿它没 有办法。我们嘲笑它是因为它不可能不炸，无论你是祈祷还是诅咒，无论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在安全教育上，它就像一个手气烂透了的赌徒，即使握着一把A炸，命运 手里的同花顺总能压过它一头。于是，它炸炸炸。用这样的叙述语调我只想表明我对它的无奈和无边的嘲笑。

　　直到它被扩容的城市彻底包围，四周住满了和平而胆战心惊的居民，河道里开过除了运危险品的货船外还有各种坐着外地人、外国人的旅游船，每年无常 而恒常的爆炸变成居民逃亡和游客观赏的双重事件，直到这时，它才被勒令(允许)搬迁。政府出了一大笔钱，至于它去了哪儿，并没有人关心。

　　只有我们这些和它休戚与共、几乎是从它身体里爬出来的当年的小崽子们，感到了一丝悲伤。是的，残骸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工厂的托儿所、浴室、暑 假班、俱乐部、图书馆，甚至还有一个篮球场。我们并不热衷于爆炸，希望它太太平平的，并且能长久地使用上述设施，因为免费，因为它是一种叫作职工福利的东 西。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它们就已经陆续消失了，工厂实行了一种我们非常不适应的、现代化的、看起来有点像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拒绝参观和分享。 但必须得等到它彻底被铲平，我们才会体会到，一种叫做青春的东西，一去不返的夏天的光芒。我想这是“70后”城市青年最无聊的惆怅，它被电影和小说滥用了 多年，成为文艺富矿，而最终被挖掘成一个深渊似的矿坑。

　　工厂搬迁以后，这块地皮仅仅是种树种草，形成一个像城市森林的区域。然而没有人去闲逛，它安静了下来。这块地皮太疲惫了，大约是需要休息一下。以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谁会想到它曾经的面貌呢？

　　一直到2014年我再次经过，发现那些生长了好几年的树木再度被掘起，从高架往远处看，几栋高层住宅岿然成形。我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他看着那些房子说，那鬼地方的化学品沉积在土里，慢慢挥发，现在他们竟然在上面盖楼。

　　是的，这块地皮终于被城市包围，差不多已经算市中心了。对这土壤保有记忆的人们也大多去了别处，或老，或死。不会有人告诉后来者，他们置下的产业是在一处化工厂的旧址之上。照我父亲的说法，国家规定30年不能住人，我想他这么一个老工程师是不会记错的。

　　只有那些保有记忆的人会静静地绕开这块地皮，无论它是住宅还是绿地。当它还是化工厂的时候，他们反而在这里愉快地生活，洗免费的澡、跳免费的舞，把小孩扔在除草剂车间附近的托儿所里，无视它同样在挥发着巨量的毒气。这么想来，也真是一件吊诡的事。

　　这个地方在2010年彻底搬迁，残骸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