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东中篇小说集《裸夜》：“此在”的天堂与地狱

　　　　张学东是一位在“此在”的天堂与地狱之间游走的作家。他感受到天堂的光辉，也正视地狱的黑暗虚无，他把“此在”的现实真相编织成了一个个精巧无比、又蕴含深意的“中国故事”。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似乎成了当代文坛一个充满焦虑感的话题。现实反映能力的退化与现实疼痛感的弱化，使得很多作家在转型中国复杂而巨大的现实前面 不知所措。张学东坚持关注现实、思考现实，也擅长利用故事表现现实。《裸夜》是他最新的中篇小说集，以都市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为主人公，涉及都市生活的方方 面面。他的温情脉脉，如同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的悲天悯人，如同他的苛刻自审——这是一位在“此在”的天堂与地狱之间游走的作家。他感受到天堂的光辉，也 正视地狱的黑暗虚无，他把“此在”的现实真相编织成了一个个精巧无比又蕴含深意的“中国故事”。

　　张学东的笔下，现实由一个个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故事组成。每个人都怀有隐秘的故事世界。爱恨情仇、欲望和选择，如此楚楚动人又如此卑微可怜， 令人感慨万分，又令人无言以对。当传统与现代、伦理与欲望、意识形态与反意识形态发生激烈交锋，故事会变得匪夷所思，然而，不管惨烈或解脱、温情或伤感， 这些故事有时也暧昧难明、疑点重重。张学东的小说有着一个个谜团包裹的真相，它们大多固定在某些象征意义的都市空间，看似纷乱实则有条不紊，作家擅长从一 点犀利攻伐，破开真相，留下的却是无尽回味。这些小说让突如其来的问题、事件和困境，瞬间产生强烈“内爆”，不仅通过饶有趣味的细节，更通过精心的情节编 织、情绪渲染、心理构建，矛盾冲突的叙事反转，将那些意外的东西不断缠绕，进而相互生成，扩展成为作家对当代中国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并不是就事论事的 “问题小说”，而是以此表达对当代中国的总体性认知。他总在平庸生活下看到欲望燃起的杀机，平淡如水的现实背后暴烈的人性冲突。但作家并没有变成奥康纳式 的“黑暗使者”，而是表达出强大的人性力量——生活也许苦涩、失败、无聊，现实也许狰狞、黑暗、绝望，但人们总能找到一丝丝人性光亮。张学东以他小说家的 好奇心、独特的悲悯气质，为“光怪陆离”的中国故事找到了特异的小说美学形态。

　　《被瞄准的女人》巧妙利用第二人称，让我们进入一个纠缠在亲情、爱情、事业与历史危机中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种种矛盾让女主人公深陷罗网，不可自 拔。《疑是悬崖》的故事则更集中：机关干部樊理去学校接女儿，却突然遭遇学校出现劫持学生的歹徒，而樊理赶往学校的途中发生了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事件。生活 仿佛脱缰的野马，一路奔驰向不可知的凶险之地。樊理遭遇的一切，显现着当下中国很多典型社会矛盾，所有这一切都“爆炸”在黄昏，最终让一个循规蹈矩的公务 员坠落崩溃在心理的“悬崖”边。这些乱成一团的问题缠绕着主人公，也让故事节奏以加速度爆炸燃烧，将故事变成不断被压力推动、最终走向深渊的“断崖式叙 事”。《托付给你的事》讲述了小区看门人何老头的奇特经历。自从一个少妇将孩子涛涛托付给他暂时照料，何老头的生活就脱出了正轨。作者引导老何走入涛涛母 子惨淡的生活，也走进了一个个麻烦和阴谋。最终，涛涛被父亲设计骗走，可怜的少妇身亡。张学东描写了何老头与涛涛之间感人的情谊，孤独的老人和孤独的孩子 因为意外事件交织在一起。小说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理解，读来令人动容。结尾处，看到雪地打闹的孩子，老何心生感慨，而后不知所终。心怀善良悲悯的老 何，正如那个不断衰败的历史遗物“向阳家属院”，最终被功利社会所抛弃，然而，他的故事却让我们反思这个功利的时代。

　　《电话迷藏》出现电话内容与小说文本的互文性存在。这种互文似乎更具叙事声音的象征作用——以此表达都市情感与人际关系的模糊与不可信。离异中 年男子赵之邂逅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宋媛媛，对她心存好感。孰料宋病危住院，在宋媛媛的女儿与赵之的交往中，赵之无意掉入精心设计的财色陷阱。讲述这类故事 是危险的，危险在于叙事节奏的掌控以及人性的揣测与调度。前半截故事，中年男人的“情感危机”似乎是惯性套路，后半截，下岗女性的底层生活似是应有之义。 然而，赵之这个“拆楼者”在两个故事之间游走，一下子跳出两类故事的框子，或者说，将之放置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考察——那就是转型中国对历史的遗忘。当 宋媛媛的丈夫以幽灵般的形态出现在破败待拆的企业家属楼，小说也就从个人情感故事和底层阴谋跳脱而出，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沧桑感。也正是由此，都市人情感的 疏离、巨大的贫富差距、底层生活的艰辛都有了大的历史维度和人性关怀。赵之最终回归家庭，而年轻的小宋则选择了回头是岸，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战胜了人 性的邪恶与历史的阴霾。

　　张学东似乎对进城的乡下女孩情有独钟。《投奔》的农村进城女人采莲独自抚养儿子小星，城里的表姐康丽和姐夫对她帮助很多。然而，采莲不仅要面对 沉重压力，还要面对表姐一家接连不断的麻烦事。作者写出了采莲内心的痛苦彷徨，也写出了女性的伟大母性与心灵自尊。《一个人的餐饭》讲述独居老人温伯与进 城打工少女小荷之间的故事。小说写出了温伯的性苦闷、对年轻异性的向往，也写出了他的自省与善良。同时更写出了周围的人，包括温伯的子女和朋友对温伯的误 解、利用，而小荷所遭受的凌辱、她和温伯的友谊，都让我们长久地感动于人性的胜利。结尾的那则启示是神来一笔，昭示温伯走出了尴尬的人性困境。

　　《裸夜》与《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都是描写当代知识青年命运的优秀之作。此类题材的难度在于，如果仅止于现实批判，小说过于沉重；而如果仅止于 自我反思，又让小说失去了情感共鸣。如何以更精妙深邃的艺术形式打动人心也非常困难。当代知识青年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也面临上升空间窄化、情感荒漠化的困 境。张学东的这两篇小说，深刻反映了当代知识青年触目惊心的生存现状。《裸夜》荒诞色彩很重。小报青年记者沈越费劲心思寻找新闻线索，希望找到半夜裸奔的 人。然而，寻找的过程，沈越遍尝人间冷暖：房东催租、主任威逼、公安屈打成招。支撑沈越顽强打拼的动力除了女友晓蕾，还有一颗“向上爬”的野心。小说不断 出现卡夫卡的《变形记》，似乎暗示荒诞境遇的相似性，而女友因他的不择手段而离去也让沈越的压力瞬息爆发——他变成了深夜的裸跑者。深夜裸跑无疑有象征 性，这是所有压抑无助的青年绝望的反抗。相比而言，《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更温情，也更沉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张杨福贵爱情与事业屡屡碰壁，开车、摆地 摊、开店、谈恋爱，无不遭受挫折。这里既有社会因素，也有父母过分的干涉，而他的脆弱也使得他只能在网络游戏中逃避现实，最终孤独走向死亡。小说以旁观者 的叙事口吻进行，结尾对张杨福贵的鞠躬，无疑也代表了作者对一个时代青年人生存境地的深切同情。

　　很多读者抱怨，反映现实的小说读来总是沉闷压抑。其实，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当代人已越来越变成一个个“不耐烦”的读者，他们的阅读速度加快，阅 读质量和精读能力却在下降，慢慢地丧失了体味细节和心理描述的耐心。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写出精彩的故事，掌握精练筋道的语言，蕴含深刻的主题，保持对现实 鲜活的敏感与强大的内心良知，也许是克服“现实审美疲劳”的最佳途径。张学东的《裸夜》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在反映都市现实生活领域的新突破。

把心交给人物

张学东

　　每一个作家都雄心勃勃。某文友曾说自己经常被一个梦境困扰，在那个梦里他总是激情澎湃，潜心创作了一批好小说，鲜花和掌声不断，可一觉醒来，一切都成烟云。现实生活纷繁而迷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但真正将生活的细枝末节一把抓住、点石成金，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这种状态可能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状态，梦想是一回事，可面对现实却又无能无力。我想，写作本身除了能够实现个人创造、与人分享的愿望外，还能解决我们自身的困境和焦虑。卡夫卡不论写小职员格里高利变成了甲壳虫，或是写处处碰壁无法进入城堡的K，都能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作家精神世界里那种不可言说的苦痛与挣扎，由此，卡夫卡引领读者进入到他所处的那个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卡夫卡的现实即便再过去50年、100年，依旧可以令读者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脉搏和人物的心跳。

　　在过去的5年多的时光里，除了创作长篇小说《尾》，我把时间都花在写中篇小说上了，集子里的这8部作品以不同视角透视了当代城市生活的种种图景，也叙写了日益复杂的社会和家庭矛盾。这里既包含了我对当下种种不幸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也将自己人将中年的生存感悟囊括其中。我不大认同所谓旁观者的言辞，作家但凡想要创作一部小说，除了默默地观察和记录，更大程度上需要拿出真诚和关怀，拿出体悟将心比心，哪怕小说里的小人物微如草芥，可只要牵涉到他们无助的遭遇和多舛的命运，你就得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样，不是同情，而是感同身受。

　　《裸夜》主要讲述了两个城市青年即小报记者和深夜裸奔者的一次次交集与碰撞。表面上看，小报记者面对的是惟利是图、无法妥协的庞大体制，他需要爱情和工作，但在一个真相可以被任意歪曲和篡改的媒体时代，一个年轻记者的梦想和尊严注定无法实现和捍卫，即便后来他有所觉醒，不想再颠倒事实编造谎言，可是却难以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最后，作为采访跟踪者的他与裸奔者发生了戏剧性的角色转换。当小报记者失去了爱情甚至工作的时候，他同时也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于是他豁出去似的在午夜街头脱衣裸奔。

　　这是近年来我较为满意的一部作品，是对未知的黑夜般的现实世界的一次深度探索。此外，在这部小说里，我常以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作为互文文本，“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卡夫卡的这段话深刻地说出了作家对未知的黑暗世界的态度，眼睛一眨也不眨，否则就会漆黑一片，而我还想说，既要睁大双眼，更要打开心灵。

　　《电话迷藏》写手机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电信诈骗就像一道隐蔽而溃疡的恶性伤口，随时让人看到人性的黑洞；《疑是悬崖》中那个持刀闯入校园劫持学生的歹徒，看似凶险彪悍，但他的内心世界何尝不是细腻柔软，而又孤苦无依？当一次恶性事件突如其来时，那些潜藏在社会肌体中的痼疾便被无情地剥开了给所有人看。这就是我不能回避的现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冷漠，而我在《托付给你的事》里，却让那个善良本分的门卫老师傅反其道而行，一切皆源于一个无助女人对他的殷切托付，从此老人便不遗余力地帮忙照顾女人的幼子，即便身陷祸事漩涡无法自拔，依然故我地忠人之托。或许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奢望，但它恰恰也是文学或作家可为的地方，因为当下的生活需要这种理想，呼唤人性良善。

　　巴金先生曾说过“把心交给读者”，我觉得写小说的人同样应该把心交给人物。没有这种心境和情怀，读者很难从中发现真善美，发现永不熄灭的关切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