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网络文学： 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4月29日14:12 作者：邵燕君

　　中国网络文学的强势发展已经到了不仅打破了主流文坛的一统格局，也逼得学术界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了。笔者甚至大胆地预言，如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

　　之所以做出如此大胆的预言，不仅因为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可逆转——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明必须面对印刷文明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因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独具特色——正如伴随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立起来的作协—文学期刊和专业作家的文学机制目前基本已为全世界独有一样，中国网络文学的兴旺蓬勃也是风景这边独好，而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的畅销书机制和动漫产业远不如欧美日韩成熟发达，使得大众文化消费者一股脑地涌向网络文学，而文化政策管理的相对宽松，也使各种“出位”的内容可以在这里存身，尤其对本身就属于“网络一代”又在价值观上倾向“非主流”的“80后”“90后”群体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曾在1950—1970年代以独特方式成功运转、在1980年代焕发巨大生机的主流文学生产机制，进入到新世纪以后，逐渐暴露出严重危机。文学不是在经济社会被正常地边缘化了，而是在一个丧失活力的延续性体制中不正常地圈子化了。无论是作家队伍还是读者队伍都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倾向，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陈代谢能力。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在十几年的发展中已经自生自发出一套写作—分享—评论一体化的生产机制，这套生产机制在资本和新媒体双重爆发力的作用下，正在高速铺设其基础架构，不但建立起一支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覆盖规模上都足与当年“专业-业余”作家队伍匹敌的百万写手大军[1]，还利用“粉丝经济”[2]重建了读者与文学的亲密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网络文学完全是在自己打造的营盘上发展起来的，不仅由于是网络这种新媒介形式的出现使得新文学生产机制的生成有了依托可能，也是由于网络作者和读者在文学资源、美学标准和师徒传承等方面都与主流文坛失去了关系，这个断裂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主流文学对网络文学的失控不仅是体制上的脱钩，也是文化领导权上的丧失。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

　　反思精英标准  理解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如此坐大，却一直未得学术界正眼相看。在不少学者看来，网络文学貌似新鲜，实则俗旧——尤其是“全盘类型化”以后，其通俗文学属性几成铁板一块，而且其中一些类型让人明显感觉到黑幕小说、蝴蝶鸳鸯派的气息。这些当年被“新文学”压下去的旧文类，再兴盛似乎也如沉渣泛起，不足为论。

　　学术界这种评价所依据的标准无疑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建立起来的精英文学标准(或称严肃文学标准)，现代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立也与之共生。在学院派内部，这套精英评价体系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今天，面对网络文学的冲击，我们却需要对其前提进行反思。

　　正如王德威等人近年对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研究显示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确立与当时“德先生”“赛先生”的引进直接相关，背后是对启蒙主义弘扬的科学精神的崇拜。“文以载道”的士大夫传统和“感时忧国”的现实驱动，使五四前辈们化繁为简，弃宽择窄，放弃了自己曾经尝试过的多种文类，选择写实主义为唯一正统[3]。后来现实主义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新中国”文学体制中被定于一尊。在这里，笔者不想讨论前辈们选择的功过是非，只想说，无论在“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一体化”的“1950—1970”年代，还是1980年代的“新时期”，现实主义手法都成功地实现了其文学功能和被要求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其成功的基础恰在于，当时的社会都坐落在一套明确完整的理想价值体系里(尽管各时期的蓝本不同)。因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功能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何为“客观真实”？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有一套社会整体“上下认同”的“镜与灯”。这“灯”里不仅有乌托邦图景，还要有一套可执行的替代性制度，因此才不但能教育民众认识世界，还能切实地鼓舞人民改造世界：富国强兵、建设“新中国”、与世界接轨——现实主义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巨大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是文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确认其严肃文学的价值，并以此贬斥消遣性的通俗文学的资本。

　　现实主义文学在实现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同时，对于个体读者而言，也具有巨大的精神抚慰功能。它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在一个文学的整体世界里获得了定位、归属，尤其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特别受普通读者欢迎的“成长小说”，它向每一个底层青年许诺，只要勤奋上进，就能在现实社会中以合法(或至少是合情合理)的方式出人头地。这种功能直到1980年代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其中最成功的作品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86年)。[4]然而，现实主义的路在路遥这里既是顶点也是转折点。19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迁，支持现实主义的价值系统遭受重创，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甚至中国民间价值观都遭到深层质疑。于是，现实主义向“新写实”转向，“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福贵和用一张贫嘴打造幸福生活的张大民成为“精神胜利”的平民楷模。到了2005年余华出版《兄弟》的时候，代表“时代精神”的是“成功的恶人”李光头，而代表道德良心的宋钢则是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沦为可怜可笑的乞丐。这其中重要的转型作品是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年)，小说沉痛无奈地书写了坚守“君子之风”和“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池大为在现实“操作主义”面前放弃、屈服的必然性，惟其沉痛无奈，更反证了现实法则的不可抗拒。此后的现实主义写作就彻底进入了“狼图腾”的时代，不过“丛林法则”和“坏蛋逻辑”毕竟与和谐社会的主旋律违和，所以，主要在商业文学和网络文学领域大行其道。“主流作家”则退入“纯文学”倡导的“个人化写作”，包括一些号称“时代大书”的鸿篇巨制，本质上也是“小时代”的“小叙事”。这种价值模糊、趣味中庸的“小叙事”实际上是当代“主流文学”的创作主流，加之“专业作家”体制让不少著名作家居于云端，使得“主流文学”虽然仍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原则，但已在各个向度上日益丧失了反映现实的功能。

　　更深层地反映现实主义困境的是“底层文学”遭遇的困境。2004年前后兴起的“底层文学”是当代文学自80年代中期进入象牙塔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转向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曾被寄望为“现实主义的复兴”，但却在爆发不久后就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是，这些揭露现实苦难的作品背后没有一套批判现实的价值系统。作家们只能站在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同情“底层”的苦难，却只能哭喊不能呐喊，因为在一个“阶级”被“阶层”取代的时代，无法论证其抗争的合法性。价值系统的缺失不但限制了作品的思想性，也内在伤害了作品的美学效果和快感机制——由于作家在思想上没底气，无法塑造出具有英雄色彩的主人公，现实主义作品中那种最令人期待的高潮情节，也总是推进一半就泄了气[5]。于是，再苦难的现实描写都不能形成悲剧感，既不能鼓舞人心，也不能抚慰人心。

　　就在现实主义写作陷入死胡同的时候，出人意料的，网络文学从另一边绕了过来。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满足主流文化空缺的匮乏。这些匮乏有些是主流价值观排斥压抑的，有些则是主流文化弱化后空缺的。以往我们对网络文学的关注点主要在前者——不错，那些被“新文学”压抑的“旧文类”重新成为文学超市的基础货架，被严肃文学鄙夷的消遣娱乐功能被当作基本的商业道德[6]。但真正构成今日网络文学发展核心动力、并且可能孕育 新变的则是后者——尤其在网络文学中新生的也是最居“王道主流”的文类，如玄幻、穿越、耽美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正是当今社会特别缺失的主流价值观。比如，就像西方玄幻小说的兴起，是为了满足启蒙理性杀死上帝之后，人们生活目的意义匮乏一样，中国的玄幻小说也在满足着有关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解体后，个人的世界归属和终极意义的匮乏；耽美小说[7]，是在传统言情模式在现代社会受阻之后，“换种说法说爱你”，继续满足对纯爱的匮乏；那些回到汉唐宋明的“历史穿越”小说，是在一个梦想“大国崛起”又普遍“去政治化”的时代，满足公民公开讨论各种制度变革可能的政治参与性的匮乏；就连那些似乎只专注于“打怪升级”的“小白文”，也在满足着在学校—家庭—补习班中规规矩矩长大的男孩儿们青春热血的匮乏。这些匮乏，应该说正是属于“80后”、“90后”的“网络一代”特别拥有的。相比他们，前辈们都多多少少在自己现实生活结构中获得了满足，在那一切曾经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他们还可以从上世纪下载信仰和激情，这些正是今天包括红色“谍战片”在内的“主旋律”影视剧的主要精神资源，而没有这样生活经历和文艺记忆的“网络一代”，干脆自己创造。

　　我并不是想美化网络文学，但认为，如果要理解网络文学，必须先破除一个误区：所谓欲望，就一定是低级欲望；所谓匮乏，就一定是无聊的匮乏。网络文学中自然有很多是赤裸裸地满足读者低级庸俗、甚至畸形变态的欲望的，但不是全部。事实上，一种类型发展得越成熟，越受资深粉丝追捧的作品，越具有较高的精神和文学品质。有些欲望和匮乏不仅是正当的，甚至是高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现实法则不能包容的欲望，是小康社会的平庸生活不能满足的匮乏。比如，网络文学里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词叫“有爱”。指的是作者对写作本身、对其笔下的人物“有爱”，作品里人物之间“有爱”，粉丝对作品中的人物“有爱”，与作者之间“有爱”，等等。因此，网络文学生产所依赖的“粉丝经济”，也有研究者称之为“有爱的经济学”[8]。“有爱”这样的概念，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已经多少年不存在了？自从现实主义写作遭遇困境，同时大量写实作家东施效颦地模仿现代派写作之后，真善美的价值系统就在文学中分离了。当我们责备“网络一代”过于现实功利、缺乏理想激情和崇高美感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是谁把这样一个精神荒芜的世界留给他们的[9]？

　　也只有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从积极的角度理解网络文学的两个重要概念：“爽”和“yy”[10]。“爽”是网络文学发展最基本的动力，“YY”是最基本的手法，但也一直受到精英体系最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和自我麻醉沉溺。这里确实凸显了两种文学观的根本对立。从本质上说，通俗文学是追求“快感”的，严肃文学是追求“痛感”的。虽然双方都明白“不痛不快”的道理(网络小说的“爽”里也包含“虐”)，但目的和手段的定位是不同的。严肃文学以挖掘痛感为目的，因为痛会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而恰恰是这个“改造世界”的前提是网络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不认同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在一个“严肃—通俗”的序列里接受自己的次等地位和精英的指导批评。在他们看来，既然“铁屋子”无法打破，打破后也无路可走，为什么不能在白日梦里“YY”一下，让自己“爽”一点？这个“白日梦”并不像如琼瑶类的传统通俗小说那样天生带有“弱智”色彩，而可能是清醒者的自我麻醉。高级阶段的“白日梦”可以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又不等同于现实主义文学中作为“灯塔”的乌托邦，而是个可以与现实社会并存互动的“异托邦”——在这里现实主义可能产生新的变种，我姑且地称之为“异托邦”里的“新现实主义”。

　　“异托邦”里的“新现实主义”

　　王德威不久前在将刘欣慈的科幻小说《三体》放到晚清以来的文学史中解读时，借助福柯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异托邦”概念，分析科幻小说在当下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理论和方法对以类型小说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启发性和参照性。[11]

　　按照王德威的归纳，“异托邦”(Heterotopias)指的是我们在现实社会各种机制的规划下，或者是在现实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的触动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想象性社会。它和乌托邦(Utopia)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而是有社会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异托邦指的是执政者、社会投资者或者权力当局所规划出的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面所不愿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需要治疗、需要训练的这些因素、成员、分子，被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因为有了这个空间的存在，它反而投射出我们社会所谓‘正常性’的存在”。“异托邦”可以是监狱、医院、学校、军队，也可以是博物馆、商场、主题公园。当然，也可以是科幻小说。王德威借助“异托邦”的概念想强调的是：“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带给我们乌托邦、恶托邦的一些想象空间。还有，这种文类存在于我们的文学场域里面，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异托邦的开始。它不断刺激、搅扰着我们：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经典或正典以内的文学，什么是次文类或正典以外的文学，不断让我们有新的思考方式。”

　　“异托邦”的概念确实为网络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理论窗口。其实，网络小说的各种类型，尤其是那些超离现实的幻想类型都和科幻小说一样，是一种“异托邦”。如果说现实主义创作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从现实逻辑到通往乌托邦想象的道路受阻，那些超离现实的幻想小说则可以通过打造一个“第二世界”[12]使受阻的愿望得以实现。相对于现实主义小说作者，幻想类小说作者拥有一个最大的特权，就是在其营造的“第二世界”里，自己可以成为立法者。但是这个立法者并不像上帝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力，特别在“高度幻想的幻想文学”

　　(High Fantasy)[13]里，“第二世界”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其逻辑法则必须以现实世界的逻辑法则和读者的愿望为参照，否则就不可能产生真实感和满足感。网络小说一直被诟病为装神弄鬼、脱离现实，其实，越是在架空、穿越、玄幻的“第二世界”，越需要强大的“现实相关性”作为读者的精神着陆点。营造一个可以在现实中存在、互动的“异托邦”，这正是网络小说介入现实的方式。所以，对网络小说的研究，最重要的不是分析他们虚构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而是这个虚构的世界投射了他们对现实的怎样认识，以及他们讲述这种认识的方法。

　　经由这个路径，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文学史视野纳入网络文学的研究，甚至可以内怀精英目光为网络文学分级定位。如何区分一部类型小说是普通的大众通俗作品还是有着精英引导性的经典作品？用网络语言说，如何区分“大神之作”和“大师之作”？关键就要看作者在其创建的“第二世界”里如何立法。一般的作者其实只能复制现实逻辑，然后修改某些参数，让读者“爽一把”。比如，在一个“狼吃羊”的社会里，让一个个平时为羊的读者跟随被赋予“超能力”的“猪脚”(网络语，即主角)一路嚣张，随心所欲。但这样的“爽”只能给读者带来暂时的满足感，却进一步强化了“羊只能被狼吃”的现实逻辑。只能复制现实逻辑的作者技法再高也仅仅是“大神”级的。而“大师”不仅是“大神”技巧的集大成者，更是真正的“立法者”——在参照现实逻辑打造一个高度仿真的“第二世界”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文学手段让读者在信服认同中完成对现实逻辑的颠覆，于是，正义匡扶，大快人心——这就是金庸大师曾经达到的境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仅需要文学功力，更需要精神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经营“第二世界”的“大师作者”和西方理论界“六月风暴”后退回书斋的“大师学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不能颠覆现实秩序之后颠覆文字秩序。不过，通俗文学界的“大师”是“大众的大师”，“大师”的诞生不是天才降生，而是读者孕生。也就是说，“大师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配得上“大师”的读者群形成了。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十余年来基本处于“大神阶段”，但非常令人惊喜的是，最近一两年，开始出现有大师品相的作品。我这里特别推介猫腻的《间客》，这部2010年起点中文网男生频道推选的年度作品(2011年连载完)在网络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小说在玄幻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小人物许乐的成长故事，经过一系列的奇遇和磨难，主人公不但人生大放异彩，而且始终保持着道德的纯洁和内心的完整。相比作者2008年走红的《庆余年》，《间客》在思想境界上有着质的飞跃，主人公不再为了自己和亲人的利益不择手段，而是始终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听从着道德良心的要求。由于主人公身处的背景有着极强的现实相关性和前沿性(那个虚构的联邦很像中国人想象中的美国，而且是金融危机之后寡头政治浮出水面的美国)，因此，作者可以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讨论诸如个人自由与国家责任、联邦精神与家族利益、神圣目的与卑劣手段、绝对正义与局部妥协之间的悖论问题。小说的调子恢弘而明朗——在各种权力和隐形权力、规则和潜规则复杂博弈的背景下，以主人公明朗乐观的性格、简单率性的行为方式(通常是直接暴力)和光辉灿烂的人生结局笃定地告诉读者：“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限”。于是，“小人物”的一腔不平之气得以舒张，人们心中的“道德律”终于又得平安地落回“头顶星空”的照耀之下(康德的那句名言被列为小说的卷首语)。这位被称为“老猫”的年轻作者虽然并不是当前网络文学中最火的作家，但在精英粉丝中深受拥戴。从《庆余年》到《间客》，作品境界的提升并不只是作者个人的飞跃[14]，而是显示着从2008年奥运会前的高歌猛进到地震雪灾、金融危机之后的国民整体心理转向。在大灾难大危机之后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新树立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信仰至少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趋向。

　　在目前的网络文学中，像《间客》这样的作品尚属凤毛麟角，甚至可称“孤本”，但却是特别值得精英批评者关注的写作倾向。从中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出几个“异托邦”中的“新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首先，它不是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但却要精确深刻地把握现实逻辑，并将读者的深层欲望和价值关怀折射进小说创造的“第二世界”。第二，作为“高度幻想的幻想文学”，“第二世界”自身需有严密的逻辑系统，这个系统是在参照现实逻辑的基础上“重新立法”，重塑具有超越性、引导性的价值观。第三，现实逻辑和想象力逻辑相互渗透，为满足读者“爽”的目的，允许“YY”。[15]

　　通过建构一个“第二世界”并在其中重新“立法”，“异托邦”中的“新现实主义”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困境。许乐是一个如孙少平一样的从底层走出的大好青年，但在池大为那里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坎儿”，他轻易就跨过去了。因为，作者在赋予他强大的道德系统的同时，更为他配备了超强的神秘能力系统。他可以把所有级别的李光头打倒在地，从而使宋钢成为欢乐英雄。于是我们看到，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受到阻遏的美感快感通道得以疏通，在酣畅淋漓的叙述中，“大写的人”重登神坛。意识形态整合功能也得到替代性修复——当然是在“异托邦”的意义上——没有人会以许乐同志为榜样，所有那些许乐在小说中“不忍”的，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忍的。小说提供了一套不同的价值系统，里面有了敬仰、爱和温暖，但仍旧是一副麻醉剂。高级的“爽”能让人更好地“忍”，所以，这样的“异托邦”不但是可以与实现社会并存的，甚至是被需要的，因为它既是反抗的，又是安全的。

　　“异托邦”的“新现实主义”在网络文学出现确实搅扰了我们的文学秩序，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正统的，什么是非正统的？什么是严肃的雅文学，什么是消遣的俗文学？它们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定？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势必不局限于网络文学研究领域，而是整个当代文学研究不能回避的。

　　创建网络批评独立话语  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

　　只有在反思精英标准、理解网络文学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真正进入网络文学的研究。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存在着几种有问题的倾向。一种是盲目西化，照搬西方的“超文本”理论，偏于抽象化和观念化，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搭界。另一种是精英本位，以一种本质化的“文学性”来要求网络文学，结论必然是其缺乏艺术性和精神深度。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尤其在理论资源的援引和立场上，也存在着几种类似的问题倾向。一种是对后现代理论的简单套用，一种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立场的惯性继承。还有一种是，过于简单地肯定文学的娱乐性和逃避现实的特征，某种意义上是大众文化批评的颠倒。所谓提问的问题和提问的方式影响着答案，这样的研究基本是外在于网络文学的，不可能挖掘出其潜力。

　　为了突破目前的研究困境，需要探索一条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针对这个问题，2011年6月北大中文系韩国留学生崔宰溶博士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16]提出的一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特别是他深入阐发的“介入分析”的方法对于当下的研究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介入分析”的概念是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这与其说是概念，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态度和文化实践，即更积极地接近和参与文化研究对象的态度。研究者是以“学者粉(aca-fan)”的身份自命的，在研究文章中不仅大量引用一次性资料(粉丝们自己写的文章)，还直接参与有关讨论。“学者粉”们的工作，实际是在学院派的学术理论和精英粉丝的“土著理论”之间架一座桥梁，彼此对话和翻译。学术理论会给网络文学的享受者提供更加准确犀利的语言。反过来，网络文学的享受者会给学术研究者提供更加贴实的洞察力和我们经常缺乏的‘局内人知识’(insider knowledge)。对话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从哪里做起点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特别赞同崔宰溶博士的观点，要从精英粉丝的“土著理论”开始。原因是，在目前的学术理论并没有一种贴合网络文学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从理论出发的研究会陷入封闭性循环——研究者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而从“土著理论”的概念切入，则可以从内部去把握其现实。崔博士设计的“善循环”是：首先，理论研究者向网络文学的实践者，特别是精英粉丝们学习，倾听他们几乎是本能地使用着的“土著理论”，然后，将它们加工(或翻译)成严密的学术语言和学术理论，最后，将这个辩证的学术理论还给网络文学(P60-6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创建出一套专门针对网络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系统。如果我们将一套传统文学的学术术语和概念直接植入网络文学的研究中，自己写来得心应手，却不能被网络读者接受，结果很可能是自说自话，不能融入网络文学生态。崔宰溶博士在他的论文中也谈到，学院学者必须警惕一种文化殖民的倾向，他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学者们应该首先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地人，而不是殖民者。面对难懂陌生的语言，首先是学会，然后是翻译(P91)。这样的翻译、整合中必然有许多保留和创新，然后形成一种独立的网络文学批评语言系统。这套批评话语应该是既能在世界范围内与前沿学者对话，也能在网络文学内部与作者和粉丝对话。

　　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大都采取文化研究的方法。文化研究固然是特别适合于网络文学研究的方法，但时至今日，我以为该到了我们进入“文学研究”，打“阵地战”的时候了[17]。从中国网络文学的实际创作情况出发，那些在传统文学领域已嫌过时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未必不适用。比如，面对靠“大神”支撑的各大网站，在罗兰·巴特的意义上讨论“作者已死”意思不大，同样，网络文学也绝不是什么碎片化的、零散化的，而是充满了各种结构完整的“宏大叙事”。如果搬出“主题分析”“人物分析”等传统的十八般武艺，再加上一定的文化研究的视野来开垦这片学术荒地，一定能颇有斩获。其实，这也正是草根的“精英粉丝”们自发自觉的研究路数。而学院研究者的进入可以带进文学史的坐标系和文学理论的资源，可以在对比中考察什么是变了的，什么是没变的，什么是有意味的新变。

　　事实上，一旦进入网络文学研究，我们不可能墨守成规，一定会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而自然地(或要求自己自觉地)调整研究方法。比如对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网络性”的认识。不同于纸媒文学的写作—发表—阅读—评论方式，网络文学的生产—分享是一种几乎同时发生的集体活动——每一部热门的网络小说在它连载一两年的时间里，都会有大量的铁杆粉丝日夜跟随。粉丝是作者的衣食父母，也是诤友兄弟。他们的指手划脚时时考验着作家的智力和定力，也给予其及时的启迪刺激。网络作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非人”的更新速度，不仅是迫于压力，也是因为很多时候处于激情的创作状态。而相比起金庸时代的报刊连载，网上的交流空间更像古代的说书场。一部吸引了众多精英粉跟帖的小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者像是总执笔人。想想中国绝大多数古典名著的诞生方式，这未必不是诞生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特色道路。这样的“作品研究”就需要加上跟帖、“同人”[18]创作等，而在这样的意义上讨论“作者已死”也才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意义。

　　以上的研究态度和方法，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探索其有效性。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这套批评话语系统的建立不但对网络文学研究有效，也将促进中国学术界原创批评理论的建设。百年以来，中国文学从创作到批评都是跟随西方亦步亦趋，而网络文学的兴盛局面目前确实中国一家独有。这逼迫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自力更生，也提醒我们该是中国理论界为世界文学理论的建设做出贡献的时候了。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笔者的大胆预言。我之所以认为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并不是出于媒介崇拜，而是认为这里有活的文学机制和新的文学样式。我也不认为在网络时代精英就必然要被“去”掉“化”掉，相反，越是在资本横行、大众狂欢的时代，越需要建立精英标准，而这正是学院派的义务。或者可以说，这是网络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提出的新要求。在我个人的文学理念里，良好的文学生态是一个塔尖和塔座互认互动的金字塔。如果以大众文学为主体的网络文学已经不认号称“纯文学”的“主流文学”的领导地位了，精英的塔尖有没有可能从它自身生长出来？这就需要学院派能够介入性地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和“区隔”[19]，将自己认为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元素提取出来，在点击率、月票和网站排行榜之外，重建一套具有精英指向的评价标准体系。要想让这套标准体系真正产生影响力，它必须得是重建的——和创建“新文学”理念和地基的“五四”前辈们不同，我们身处的金字塔尖已经悬空。所以，先要走出来，进入人家的地盘，再寻找工具和方法。

　　发表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1] 据中国作家协会专门负责与文学网站联系并追踪观察网络文学多年的马季先生的调查研究，“现在全国大约有1万家左右的文学网站和社区，从事各种形式网络写作的人有千万以上，排除了重复注册等因素，经常写作、有签约的作者大概有100万，其中一万到两万人能从中获得经济收益，三千到五千人从事专职写作。专职写作的这部分人收入稳定，月收入少则一两千，多则十万元以上，甚至有个别月收入20万元以上的网络作家。整体来看，专职作者的分布呈梭形，两头小，中间大，月收入三五千的最多”。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能注意到，传统写作者大部分居住在一线、二线城市，而网络写作者分布极其广泛，很多在小县城，甚至边远山区。”马季：《网络写作：意义超越任何一次文学革命——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专家马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5日。

　　[2] “粉丝经济”是约翰·费克斯在粉丝文化研究奠基性论文《粉都的文化经济》(收入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生产力和参与性是粉丝的基本特征之一。粉丝的生产力不只局限于新的文本生产，还参与到原始文本的建构之中。以后的粉丝文化研究者也倾向认为，“粉丝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生产—消费一体化，粉丝既是“过度的消费者”，又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者，于是产生了一个新词粉丝“产消者”(

　　Prosumer，由 Producer和Comsumer两个单词缩合而成)。

　　[3]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版。

　　[4] 路遥不但塑造了孙少平这样出身乡土的“当代英雄”，还提供了一套“黄金信仰”：勤劳能致富，好人有好报。这套源于民间的信仰因小说恰创作于1980年代中期农村土地承包的“黄金时期”而有了制度基础，加上路遥以命相抵的真诚，成功打造了一个高度逼真的梦想世界。该书是“新时期”以来在民间流传最广最久的作品，甚至是唯一对网络作家有深切影响的作品，后文推介的《间客》作者猫腻就在该书后记中称“我最爱《平凡的世界》”，是其学习的两大样板之一。

　　[5] 曹征路的中篇《那儿》(2004年)或许可称唯一的例外，小说的美学成功恰恰建立在特殊的题材和视角使小说具有了明确的价值支撑和批判指向。而在其长篇《问苍茫》(2008年)里，由于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同样出现了由于思想困境造成的美学内伤。参见笔者《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6] 颇有代表性的是网络作家南派三叔主编的小说杂志《超好看》(2011年8月创刊，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出品，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宣传口号赫然是“凡是不以好看为目的的小说就是耍流氓，做最好看的小说月刊！”其据称首印50万册第二天即断货的巨大销量，以及郭敬明主编销量稳定在50万册左右的《最小说》、韩寒主编《独唱团》、安妮宝贝主编《大方》都超过100万的首期销量，从另一方面反证，主流文学期刊读者流失的主要原因不在媒介革命而在机制危机。《南派三叔<超好看>出版 畅销作家当主编成趋势》，《法制晚报》2011年8月9日。

　　[7] “耽美”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为反对“自然主义”文学而呈现的另一种文学写作风格，日文发音“TANBI”，本义为“唯美、浪漫”之意，耽美即沉溺于美，一切可以给读者一种纯粹美享受的东西都是耽美的题材，BL(Boy's Love，即男—男之爱)只是属于耽美的一部分。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提及耽美99%指的是与BL相关的文化现象，“耽美”也就被引申为代指男性之间不涉及繁殖的恋爱感情。这种感情是“女性向”的，不仅作者和受众基本是女性，而且对立于传统文学的男性视点，纯粹从女性的审美出发，一切写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女性的心理、生理需求。中国网络文学中的耽美文学深受日本动漫影响，但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关耽美文学的发展流变、快感机制和接受心理分析，可参阅吴迪《一入耽美深似海——我的“耽美·同人”史》，《网络文学评论》2011年10月创刊号，广州省作家协会主办，花城出版社。

　　[8] 这个概念是参加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网络文学研讨课的林品(中文系在读博士生)提出来的，主要观点是：在Web2.0时代，一方面，网友们可以利用便捷的“转发”、“分享”机制，急剧放大那些令他们感到“有爱”的网络文学作品的传播效应；另一方面，作为“粉丝”的网友们也会出于对某些既有作品或素材“有爱”，无偿地花费巨大的心力，去创作大量的“同人”或“同类型”作品，极大地丰富了网络文学的样貌，极大地增长了网络文学的产量。可以说，“有爱”，既是网络文学最重要的传播动力，也是网络文学最重要的生产动因；而这些网友自发的、无偿的“分享”与“创作”，又是诸多网站增加点击率、获取流量、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源泉。

　　[9] 这是在一次我和学生们的深入讨论中，一位“80后”女生在课下邮件中提出的质问，当时看到，震动不已。

　　[10] “爽”和“YY”的含义都很复杂，需要从上下文的语境中理解。简略来说，“爽”不是单纯的好看，而是一种让读者在不动脑子的前提下极大满足阅读欲望的超强快感，包括畅快感、成就感、优越感，等等。“YY”即汉语“意淫”的拼音字头，发音为“歪歪”。此语源于曹雪芹的《红楼梦》，意指在不通过身体接触的前提下，视觉所见后通过幻想达到心理极大满足的行为。网络用语中的“YY”不一定和性有关，泛指一切放纵幻想的白日梦。更多的含义可参考百度百科的介绍。

　　[11] 王德威先生于2011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的演讲，演讲稿于 《文艺报》2011年6月3日、6月22日、7月11日分三期连载。

　　[12] “第二世界”的概念最早是由《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提出来的，相对于“第一世界”即神创造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人代替了神，用神赋予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13] 幻想文学分为“低度幻想的幻想文学”(Low Fantasy)和“高度幻想的幻想文学”(High Fantasy)。前者虽然能够拥有较为宏大或者新奇的世界观，但却会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姿态，缺乏内在的联系。后者内部则呈现出高度而严密的内在一致性，能给人带来真实般的感受。前者虽然也有成功之作，但成熟之作和经典之作基本是后者。

　　[14] 在《间客》之前，猫腻曾著有《朱雀记》和《庆余年》。其中《朱雀记》获得2007年新浪原创文学奖玄幻类金奖。他曾用马甲“北洋鼠”写过《映秀十年事》，汶川地震后慨叹“映秀十年事，生者庆余年”。

　　[15] 庄庸在论文《中国网络文学十年的关键点》(《网络文学评论》2011年10月创刊号)中详细界定、辨析了网络文学中的“新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的概念及其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庄庸博士多年观察研究网络文学，颇多洞见发人深省，可称目前网络文学研究界非常难得的“草根学者”。无论对于我本人的研究转向还是对北大网络文学课程的建设，庄博士都给予了极重要的帮助支持，在此深表感谢。有关《间客》的解读及其中蕴含的“新现实主义”要素特征，我们曾深入讨论，彼此多有激发。由于具体表述不同，公开发表时间又相近，相约不互相引用。

　　[16] 韩国学者崔宰溶博士的这篇论文对于当下中国网络文学的研究有特别及时的指导意义，作为中国研究者，对此深表感谢。同时，崔博士在论文中对笔者在论文《传统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的生成》(《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表现出的对法兰克福精英立场的惯性继承有中肯批评，促成我本人研究态度的转向，也特表感谢。

　　[17] 当然，这立即会涉及到一系列纠结的概念，比如，在“作者已死”的概念已经狙击传统作者研究多年之后，如何研究“网络写手”意义上的作者？在“超文本”的网络时代，如何界定“作品”？作品(work)与文本(text)、超文本(hyper-text)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确实需要一些学者进行理论上的廓清，但与此同时，我主张研究者不妨就以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进入，先做起来再说。

　　[18] “同人”创作指的是粉丝们根据原有文本进行的自发创作，至少创作时具有非商业性。

　　[19] 辨别力(Discrimination)与区隔(Distinction)也是约翰·费克斯提出的粉丝的基本特征之一。粉丝会非常敏锐地区分作者，推崇某些人，排斥某些人，在一个等级体系中将他们排序，这对于粉丝是非常重要的。参见约翰·费克斯《粉都的文化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