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写作：获得与失去

　　在我的原乡记忆中，保存着一幅关于村庄的表象勾勒图：每个村口都站着一个白痴，这在现代派作家的笔下，会变成班吉的各种变体，他成为对现实的一 种见证、嘲讽或预言；傍晚的桥头村口，坐着一群人，多半是男人，家事国事八卦事事事关心；而在村庄内部，日常性和生命的秘密以静水深流的方式展现着无数种 可能。

　　这是20年前的情景。如今，农耕文明日渐孱弱，大量人口沿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路线游走到异乡，故乡与异乡互为遥远的存在和呼唤。在迁移与留 守中，最新呈现的人类故事让作家们获得了新的写作资源，这在梁鸿《中国在梁庄》、孙惠芬《生死十日谈》等一系列作品中获得了抒写。

　　我认为，农耕文明弱化，这是乡土文化的“丢失”。但这恰恰给作家们提供了机会——如何抓住这种变化，展现这种“失去”。从政治观念、社会秩序来 说，袁劲梅笔下那个小小的罗坎村就是泱泱大中华。高楼大厦，市场金融，建立起都市文明的外壳。与都市文明相匹配的现代价值观和民主、自由等文化内核，并没 有成为城市文明的本质，宗法制传统依然是农村乃至整个中国顽固的根基。在农村与城市的空间博弈过程中，人类的命运故事和精神挣扎正是一个作家所能捕捉到的 震动。事实上，我们的乡村已不是以往的乡村，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也不是陶渊明和《瓦尔登湖》中的田园，而是城市现代性高度影响下的乡村，是都市 价值观参照下的农村。如何记录并展示这种变化，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我曾写过两个中篇，都来自我的原乡记忆，其中一篇主角是一个农村老太太，她每天去 城里找儿子却一次次丢失地址，另一篇讲一个美丽的农村少女未婚先孕并偷偷弃婴的故事。一个作家，当他开始写作，他首先回归并求索的仍是童年记忆。近两年， 我五次去东南沿海村庄采访，目睹中国当下农村各种现状：我曾采访一个从四川来打工的木匠，他说他们村目前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一个50多岁的儿子和他年迈 的父亲，儿子正等待父亲的死去以便回到城里的家庭，另一户是一对相依为命、90岁高龄的老夫妻。当我探访福建的一个村庄，我遇到了另一个木匠，他放弃在国 外打工的机会，回到村庄来陪年迈的母亲，当村庄里那些年迈的父亲母亲们都死去后，这个村庄将成为打工者四川人的村庄。两个村庄都面临同样的流动，村庄的原 住民不是流向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就是走向海外。所有的村庄都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面临一种洗牌与失去。传统文化幽深的惘然和城市文明更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在 两种文化之间飘荡无着的喟叹与感伤，将为我们的写作带来新的宝藏。对写作者来说，“记录下消失的事物，比哭泣与伤心更重要。”(奥尔罕·慕帕克语)

　　回到内在写作机制，我们看到另一个缺失，是写作者实践精神的失去。孙惠芬的非虚构作品《生死十日谈》来自一次农村自杀调查，契诃夫在库页岛生活 了3个月，他依此写成的《萨哈林游记》和他的实践对他后来的写作产生巨大影响。作家脚步的深度与作品在情感、思想上产生的震动程度密切相关。在当代作家写 下的优秀农村题材作品中，那种对于农民精神困境的深挖和命运发出的巨大叹息，曾给我惊讶与满足。一个作家写作伊始，往往盯着自己的肚脐眼看，而一个好的作 家，一定有能力去挖掘并展示他者的命运与人性。面对他者，我们更需要沉到水里去看鱼的精神。对当下中国的中短篇作品，我有积蓄已久的失望与遗憾。作为一个 专业读者，如果我不能从你的小说中获得语言的感动、情感的激动和思想的震动，这样的阅读体验本身是对失败文本的一种证明。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那种 用调研不断接近事情真相的精神，用充足的文学性和精神建构再次重构一个杀人犯生命故事的写作，应该是对我们自身写作的警醒和启迪。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诗歌 和小说创作越来越沦陷于对生活的复制和讲故事的圈套，从先锋文学过于追索空中楼阁到如今过于迷恋故事本身，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必须自省——我们的写作如何 树立自身的不可复制性？除了叙述的腔调和世界观的浸淫这两个写作的基本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大地上的现实比想象更精彩，我们如何穷尽“贪婪”，去捕捉这 些细节？为什么当下关于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却常比虚构作品更加有力？事实上，中国乡村有无数的生活现场和写作机会。田野调查的基本功，看上去是积累素 材，其实，却能完全改变乡村叙述的质感，我把这种穷尽细节的探索看成是一种文学抱负和野心。作家必须真正进入乡土，触摸乡村的鼻息与脉搏，才不至于错失注 视当代农民精神之微妙和命运之疼痛的珍贵瞬间。在拉克司内斯的《青鱼》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渔村的悲欢史。拉克司内斯一定不止一次站在那个渔村前，注视那个 村庄和村庄里那位为了一条青鱼哭泣的90岁老太太。正是这种注视，完成了对生活精确的提炼。

　　第三个失去，是我们得审视一个作家的写作伦理，这是所有文体、题材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他必须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我不是在重申 底层叙述，而是在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底层，每颗心有每颗心的底层。乡土文明的衰败，未必一定带来乡土文学的崩溃。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写作的可能性。当 我们不再像一个旅游者观看村庄，而是深入人心最柔软的一角，注视那些发生在中国当下农村的伤痕，把自己内化成伤痕本身，一定会发现每一个平民的伤口，都浓 缩着中国百年来最微妙的历史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