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土地是作家的责任

　　千百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度，传统文化是被农业经济和乡村的生存状态所支撑起来的文化。这样的传统是具象的，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摆脱不了的宿 命。所以，乡土在每一个汉语作家的文化遗传密码中，成了最重要的文化血缘。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每个人都与乡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乡土血 缘，注定了中国作家文本中的乡土性，其间也构成了包括耕读传统、人文气脉、乡土情怀、审美想象等的独特的共性。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使用汉语写作就是乡土写作？只要在中国，只要有山有水，就有乡土写作？

　　那么，乡土写作，在当下的环境中，到底失去了什么？

　　一是失去了传统。即语言传统的失去和思想传统的失去。我们失去了我们伟大的传统语言和叙述方式，几乎全盘照搬了西方语言的模式。但是，西方语言是什么，我们大部分写作者却不知道，我们只能通过翻译家来描摹。而翻译家倒腾过来的语言，是绝对的“二手货”。

　　语言传统的丢失，必然导致思想传统的丢失。目前，传统或者说中国汉语思想文艺理论集体失语，而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泛滥式和断章取义式的应用，只 能使我们丢失了语言传统后再丢失思想传统。大量的作家所依凭的是西方文艺思想，动不动就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马尔克斯等等，用这样的思想去动用汉语写 作，我们丧失的，是整个乡村叙事和大地温暖的底色。

　　二是作家的不在场。其实，我们现在反复论及的所谓乡土写作和乡土文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启蒙的产物，它并非产自乡土内 部的内视角，而恰恰表现出来的是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种种呼唤、渴求、追寻，以及其间不安不适的各种焦虑。所以乡土写作从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一种 “病毒”——无论鲁迅式的冷峻批判，还是沈从文式的温情怀恋，在这样两种基本书写模式的笼罩下，乡土世界在作家笔下从来都不是它自己，作为叙事审美对象的 乡村和人始终未能实现一种存在的主体性，乡土写作始终携带的是知识分子们各种高大上的精英诉求。

　　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我们的作家用城市中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安置肉身和舒张欲望，同时又用想象和回忆中的乡土来安抚他们的灵魂。我把这种写作 称为大城市写作。而这样的写作，根本不是故乡的写作，不是生长于大地的写作，广大的乡村和大地上，基本找不到作家的身影。这样的写作导致的，只会是精神层 面的故乡和土地的失去。

　　三是失去了真和善。对叙事主体的妖魔化、异化的描写。在作家们的笔下，乡村在经过了工业、拆迁、农药、新媒体的轮番整形后，变得面目全非。乡土 已经不是美丽的家园。农民进城的住所，往往是人员混乱、秩序混乱和垃圾遍地，他们四处碰壁，他们的精神几乎都是焦躁、焦虑、错位、异化、走投无路和无家可 归的。因此，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成了众进城草根的悲伤，成了对城市的集体控诉。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进城只有悲伤没有欢乐，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三亿农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难道仅仅是算账那么简单？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吃农家菜”、“住农家院”和“郊区一日游”？换句话说，乡土写作是否有了改头换面的可能，而我们却视而不见？

　　其实，从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开始，乡土写作应该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个全新的时空中，我们感受到了真善美的存在。只可惜，此类写作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再也找不见。

　　在此，甫跃辉的小说成了一种可贵的体验。来自云南文山，生于斯长于斯的浦跃辉，2006年发表处女作《少年游》，他的写作基本都集中在乡土背景 的小说上。一个不固定方位的南方，一个并没有在历史的躁动中被彻底改变和颠覆的乡村世界，一群可爱而悠然自得的乡民，构成了甫跃辉小说的基本面。正是在这 样的基本面中间，甫跃辉讲述着中国乡村里种种说不清楚的感情，种种并不剧烈的冲突和可以和解的矛盾，种种出于爱恨和归于平静的纠葛。甫跃辉笔下的乡土世 界，大都呈现一种缓慢、沉静、丰盈而自洽的状态与情境，那是一个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的村庄，一个充满人性美、人情美的村庄。动物和人的共生共处、人和人之 间的相偎相依，那些小的情感、故事、矛盾甚至冲突，都在一种含情脉脉的笔调中，勾勒出中国乡村独有的景象。另一个作家鲁敏，在她的《隐居图》中，给我们展 示了原生态可贵而又美丽的一面，展示了慢生活的节奏和天伦之乐。这样的乡村和土地，难道不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吗？

　　乡村败了，城市却并不如意。这是近几年的文学叙事给人们的一种深刻的印象。在这进退两难、无所依傍的历史时刻，作家应该是站出来的时候了，重新思考、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和我们脚下的大地。